所谓晋商，实际上就是指山西的商人。因为山西简称晋，所以这一区域性的商人也被称作晋商。

历史上的晋商曾十分成功，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中外商业史上都十分罕见。

从明初到清末，晋商们纵横捭阖近5个世纪，经营的项目包罗万象。“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只要是能赚钱的行当，他们几乎都有涉足。同时，晋商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甚至漂洋过海，远涉欧洲。因此，中国晋商和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一起，都创造了惊人的商界神话。

那么，晋商究竟有多富呢？

严世蕃

在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就曾说过：“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发现，全国能称得上“首等”的富家不过区区十二家，而山西就有四家，占据了三分之一。

到了清代咸丰年间，晋商中过百万两家产的人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乏身价千万之人。当时有一个名叫章嗣衡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资约各千万……”

单单是把山西的几个富豪资产相加，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大清国库的银两还多。

不过，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晋商，却在清末时集体衰落了，这是为什么呢？

晋商的整体衰落，既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的因素。

鸦片战争以来，软弱的清王朝就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不但包含有政治上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更多的是经济上的掠夺，如开放通商口岸、开放内地市场等，给各国列强在华经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晋商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失去了众多国内市场，也在国际贸易上步履维艰。

例如晋商们引以为豪的茶叶生意，在道光初年，还能通过出口俄国，赚取大约近千万卢布的利润。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俄国开放了沿海几个口岸的通商权，又降低了俄国在华经营茶叶的税率。这直接导致经营茶叶的晋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出口俄国的茶叶量锐减，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到同治初年，经营茶叶的晋商就从原来的140家锐减到只有4家。

再如晋商最为成功的票号行业。在道光初年，山西的票号蓬勃发展，仅平遥一地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票号。发展到同治初年，山西的票号已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集中在山西地区的票号高达20多家，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金融业。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列强们不但加强了对华商品的倾销，还更多地染指了中国的金融业，开始了对华资本输入，纷纷在华开设银行和分支机构。到20世纪初，在华的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就多达80多家，几乎掐住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晋商的市场份额惨遭霸占，特别是南方的沿海城市，晋商更是难以涉足，票号行业极度萎缩。

晋商的辉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依靠着附庸于朝廷而获得很多特权，但在封建王朝穷途末路时，晋商们也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之前，晋商的足迹就深入到了东北及内蒙地区，给后金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到他们取代明朝后，晋商们又对清朝的对内平叛战争、对外边境贸易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在康熙年间和准噶尔的拉锯战中，晋商们就出钱出力，踊跃捐资，为清圣祖解决噶尔丹居功至伟。部分晋商由此成为红顶商人，头顶清廷官帽，为朝廷经营生意。特别是获得了一些如盐铁等垄断性的买卖，让他们日进斗金，迅猛发展。

不过，所谓福兮祸所依，这种依附关系也成为晋商衰落的导火索。当清王朝被列强蹂躏，索要巨额赔款时，必然将这些赔款转嫁到晋商们的身上。从咸丰年间开始，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就在民间中大肆开设捐官、捐纳等途径。

作为富甲一方的晋商，自然就是捐官和捐纳的主体。平遥著名的票号日升昌就一次性捐官达20人，另一个富商，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更是财大气粗，一次性捐官超过30人。在庚子事变后，慈禧仓皇西逃途中，就曾得到晋商乔家的大力帮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票号的晋商几乎成为了清廷的金融代理机构，几乎所有朝廷的经费，都得经晋商票号汇解，极大地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

日升昌

当然了，当清王朝濒临覆灭时，晋商们也自然而然就被牢牢套住了，大量的朝廷贷款无法收回，所有依赖于朝廷的业务也被迫停止，晋商票号赖以生存的土壤瞬间失去，晋商们也就避无可避地迎来了衰落时刻。

晋商中的很多人都出身贫苦，大多白手起家。例如著名的乔家，就是靠着祖辈闯关东时挖到了第一桶金，最终发家致富。但在富甲一方后，晋商们普遍滋生了“奢为贵”的享乐思想，大肆买房置地，修建深宅大院，生活奢华靡费。

到了后期，晋商们穿着华丽，出入讲究，甚至出现了赌博、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现象。在《清宣宗实录》中，就有晋商吸烟贩烟的记载：“唯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东南省等处贸易，日久沾染，颇有吸食之人。”

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就在这种内外交困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