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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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托作为专名的地名而形成的地名传说，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特征。传说中的地名命名主要有地貌象形、历史事件、口语谐音、字面意思四种方式。一般来说，地名传说遵循如下叙事法则，即所有地名都有附会传说的可能，地名传说的叙事结构是单一的，地名传说的讲述必然首尾呼应，地名传说的主干可以无限扩张，地名传说会随着地名演变而变。此外，“一地名多传说”与“一传说多地名”也反映出传说在稳定的最简结构之外存在优化情节的情况，这类现象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文本竞争关系。
关键词：地名传说；长城；叙事法则；文本；叙事结构
引言
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文类。数量庞大的传说文本既保存在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为代表的各种选集中，也活跃于乡土文化传承和旅游资源利用的现实世界里。可以说，民间传说与我们的生活最为紧密，而这一判断还基于它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与遥远时空中发生的神话、幻想与生活交织的故事相比，传说的位置显得十分特别，所讲述的内容借助物质化的“传说核”似乎可感可知。
回顾学术史，我们发现传说学的发展更多是在与神话和故事等文类的辨析中向前推进的。陈泳超总结了20世纪中国民间传说研究主要的三种模式：历史流变研究、形态机能研究、意义与审美研究。其中，文学取向的审美与意义研究，历史取向的演进与流变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在叙事结构与文本形态研究方面，可以拓展的空间还相当大。
一般来说，民间传说分为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类，前两类侧重描叙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后一类侧重介绍地方风物的由来。但实际上，传说文本之间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传说在讲述中往往有转化为民间故事，乃至扩展成长篇文类的倾向。许多解释性传说，若删去首尾呼应的套语，替换主人公的专名为通名，则几乎无法区别于普通民间故事；对于描叙性传说而言，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传说，作为一种叙事体裁的独特之处，首先就在于采用专名来达到自己的体裁效果”。在众多专名之中，地名最具代表性，无论自然地貌抑或人造景观，都依托于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存在。地名的出现被视为普通概念的具体化和个性化，也就是从通名到专名的转变过程。在广泛使用电子地图的现代社会，地名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特征越发凸显，这与原初地名命名时所蕴含的人类文化指向逐渐背离。当一个名词只作为地理标志的代号，而且其附属的实物也不复存在时，与过去关联的可能就只剩下口头传说了。因此，地名不只定位了一个地理坐标，它还承载了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地名的科学概念是“具有指位性和社会性的个体地域实体的指称”。这两个特性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地名的产生和构成都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历史进程紧密关联。同时，两个特性的结合也是地名传说传承的根基所在。由于地名命名自身的规律性，我们在大量的文本资料和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地名传说同样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特征。传说与地名就如同谜面与谜底绑在一起，浸入民众的生活，发挥着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作用。当下，许多地名传说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单一地名传说，也包括集群地名传说，还有的散落在人物和史事传说中，因为人类活动本就离不开具体的“地方”。
在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虽然以人物命名的传说居多，如孟姜女传说、董永传说、杨家将传说、西施传说、鲁班传说等，但地名传说仍占有不小的比例，如八达岭长城传说、永定河传说、西湖传说、烂柯山的传说、卢沟桥传说、骆驼泉传说、八大处传说等。大致上说，每个地名都可以附上传说，用以解释命名缘由，根本原因在于每个地名的命名都有其生成的逻辑起点。当然，传说的逻辑未必与地名的逻辑一致，必然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有着几分神奇色彩，传达着民众对乡土的深厚情感。
地名传说按传统观点属于地方风物传说一类，谭达先认为可纳入解释性传说中“乡里传说”的一部分。根据表现方式和手法，有学者将地名传说分为解释型、陈述型和说理型。本文重点关注解释型的地名传说，也就是回答地名命名缘由的一类，鉴于叙事结构的研究方法暂时搁置了不同异文的语境问题，因而，除特别注明外，所用的传说文本都选自宋孟寅和董侃编《万里长城传说》一书。该书收录各地长城传说近180篇，基本反映出长城传说的全貌。
一
长城与长城传说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自春秋战国（公元前7世纪）至明末（公元17世纪），历经2000多年的持续营造，现为我国乃至全世界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具有线性特征的军事防御体系遗产，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这段文字扼要阐明了长城的历史意义，也是近年来大力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本文选取长城地名传说作为讨论的文本，期待在深拓传说结构研究的同时，为传说资源的“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广义上讲，“长城”横亘于中国北方，是东西绵延数万里的庞大建筑，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地名而存在。如果将其视为巨型“传说核”，那么我们可以把“长城传说”视为以地名为中心的传说集群，各道雄关、点段是次级传说集群，长城及其沿线的山川风物、城池村落所形成的传说都是长城传说的衍生部分。这些传说同长城的历史一样悠久，涵盖内容极为丰富，当代长城文化主要呈现的三类形态（文化遗产形态、文学艺术形态、文化符号形态）都与传说相关。归属长城建筑遗产的城、堡、障、堠、关、塞、隘、口，都有传说；长城传说又常常成为文艺作品创作的灵感源泉和改编基础；符号化的长城象征意义更是建立在民众通过传说所寄托的精神情感上。
长城传说的主体内容分为两类：一类讲述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长城内外征战和驻守的故事，另一类讲述了修筑长城各处关隘和烽火台时发生的故事，还有一小部分侧重于沿线村落的风物起源和生活故事。这些传说大多以地名作为传说核，强调地方性特征和历史感，与长城具有的文化精神相契合。比如，在长城的历次兴建中，以秦汉时期和明代规模最大，因此在传说中，涉及这两个时期的文本较多，可见秦始皇、徐达、戚继光等历史人物修造长城的事迹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
在传奇性方面，很多长城传说围绕修建长城的艰难展开，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神仙帮助、动物报恩的情节反复出现。在描述征战的传说中也着力渲染了英雄人物的勇猛顽强、可歌可泣。另外，在长城传说中还有不少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和山河壮美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在汉语传播的长城传说范围进行讨论，而长城作为民族融合的象征，还存在大量少数民族语地名（含译名）与地名传说的传播变异情况，这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整理。
在各处长城传说中，八达岭长城传说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搜集整理的文本超过240篇。当然还不止这些，比如与长城关系最为紧密的还有孟姜女传说、杨家将传说、嘉峪关故事传说等，也被陆续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些文本形成的长城传说集群的核心构成，仍是包括长城内外自然山川与人群聚落在内的种种地名传说。以八达岭长城传说为例，许多村落的命名都和长城历史有关。如“里炮”村名，因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土炮爆炸而得名；“营城子”村名，因明代屯军筑城而得名；“岔道”村名，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石佛寺”村名，因当地的寺庙里有石佛而得名；“帮水峪”村名，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得名，等等。这些地名与相关联的传说所形成的立体空间网络，既让真实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宏阔的历史感，又给客观的自然山川增添了主观视角下的艺术魅力。
二
传说中的地名命名与演变
地名学中地名命名的主要依据有：地物、人物、事物、姓氏、形状、数量、序号、方位、地名、合成、物产、环境、民族、意愿等。任何地名的出现都是人类的标记使然，丰富多彩的命名方式也是人类思维多样性的具体体现。“作为人，就意味着你始终是生存于各种重要地方所组成的世界里，也就是说，作为人而言，就意味着你拥有并知晓属于你的地方。”而拥有的方式，即获得人的文化属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命名。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工物，如果没有经过命名，似乎就没有进入人的景观世界之中，即便它已经被创造出，却依然没有显示出它的存在身份。在命名中，对应的专名越具体越特指，事物与人类文化的联系就越紧密；相反，越宽泛越笼统的，则代表其并没有在人类文化中居于重要位置。举凡那些历史悠久的名称，即便起初是泛指，在发展中也都趋于特指。
（一）地名命名方式
1.因地貌象形得名
这类命名方式通常源于自然地理的形态，比如卧虎山、盘龙岭、鹰愁涧等十分常见的地名。根据山川走势以动物命名的地方，在其传说中，动物往往幻化作神灵，或是保卫一方百姓，如《神虎保卫古北口》，或是作恶而被民众降服，如《龟盖山》。长城传说中还有一部分因象形而得名的烽火台传说，如《棒槌楼和猫眼楼》中所讲，这是一座造型奇特的敌楼，远看像一个棒槌，近看像山崖上蹲着的一只小猫，尤其两个瞭望孔和猫眼睛一样。此外，许多传说除了指示所解释的地名含义之外，在情节上也记录了周边地名和地势的形态。比如《无影山》，本来指的是这座山在太阳升起来后看不到山影，但传说讲述的是黄巢起义军在途中迷路，听一位瘸和尚唱到“无影山北纳款关，再北二十到蟒边。巨龙指引阳关路，坦坦荡荡到长安”，这里的“蟒”“巨龙”就是长城。在这首歌谣的帮助下，义军最终到达长安城。
2.因历史事件得名
这类命名方式与历史事件有关，当然其主人公也多为历史人物，因为此地发生过大事，所以命名以示纪念。如《酒泉的来历》记叙了霍去病率军击退匈奴后，汉武帝赏赐御酒十瓶，而如何让二十万大军都能分到御酒是个难题。后来，霍去病发现肃州军营旁有一股山泉，于是把御酒倒入泉水，这样每个士兵就都能喝到了。因此这里改叫酒泉。再如《杨六郎镇守倒马关》讲述的是宋辽交战时，杨六郎射箭插进山石中，所以那座山岭就是现在的“插箭岭”，战马从半空降落的地方叫“走马驿”。追敌时遇一块有着巨大缝隙的黑石挡在前面，杨六郎的战马被夹住了马腿，拔不出来，只得倒马返回。回到军营后，听说辽兵在前面布置了伏击，是山神显灵才夹住马腿，救了杨六郎。所以这个关口命名“倒马关”。
另外，这类传说所依附的人物也可能是熟知的虚构人物，如孟姜女。在长城传说中，孟姜女传说自成一派，有些已不局限于长城传说的范围，顾颉刚早在一百年前就对其演变做过相当系统的研究。在孟姜女寻夫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地名传说。比如《女回山与哭泉岭》解释的地名是陕西宜君县哭泉乡和铜川市交界处的女回山，以及与女回山相连的哭泉岭。据说秦始皇时期，这里原本缺少水源，人烟稀少。孟姜女在哭塌长城后，为躲避官兵捉拿逃跑。眼看追兵赶到，有一座大山调转了方向挡住孟姜女，把她救下。这就是女回山。孟姜女的眼泪滚进黄土的地方，冒出泉眼，后人就把这眼泉叫作哭泉，那道岭叫哭泉岭。于是这里有了水，附近渐渐有了人家，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哭泉镇。
3.因口语谐音得名
这类命名方式在传说中十分常见，由于口传谐音的特征造成了意思上的变化。这种谐音或者讹传的名称有时与原名在意思上没有任何关联性，只是发音相同或相近。造成这类口语变异地名的原因还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地名原义不雅而做出的主动调整，如北京不少胡同的地名，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二是原地名为少数民族语，后来不知其原义而从汉语字面解读，如辽宁新宾县的一些地名，马尔墩满语原义是陡峭高耸难行的山岭，传说讹为“骂儿蹲”，意为努尔哈赤曾在此蹲着责骂过儿子。
长城传说中的《秦始皇赶不动无影山》非常典型。河北省曲阳县城北有座大山名叫嘉山，也叫无影山。据说秦始皇修长城时，用赶山鞭把周围的山全赶到了海里，唯独这座山不听命令，一直留在了曲阳县。秦始皇询问缘由，大臣答道：“吾皇息怒，小人知道这座山不动的缘故。皇帝的赶山鞭非山不赶，前面这个庞然大物日照无影，名叫‘无影山’，像山不是山，是假山。”从此，人们就把这座山称为“假山”。后来，觉得假山不大好听，就改称为“嘉山”。《板厂峪的来历》传说中讲道，板厂峪在河北省抚宁县，原名叫“搬城峪”。当时秦始皇修长城，派郭大安作为监工。郭因为觉得线路不合理，擅自改变图纸，而惹恼秦始皇被处斩，修好的城也拆掉了，重新搬回到原来的线路上。人们为了纪念郭大安，就把埋他尸骨的地方叫“郭大安”，挂他的头的地方叫“郭头寨”，把拆除那段长城的村子叫“搬城峪”，后来就变成今天的“板厂峪”。此外，“征胡台”传为“镇虎台”，“虎白口”传为“古北口”等也都是此类命名方式。
4.因字面意思得名
这类命名方式相对简单且直接，传说也只从地名的字面意思来解释。比如《新添墩》讲的是甘肃酒泉讨赖河畔的长城脚下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大烽火墩，人们叫它“新添墩”。传说讲道，用长城沿线修筑的烽火台传递信息，可以防备匈奴的进攻。但是在雾天，因为两个烽火墩距离太远，无法传递消息。这样，人们就在两个墩之间新添加一座，由此命名了“新添墩”。
（二）地名更改传说
在现实生活中，地名在初次命名之后会随着社会政治、语言文字等变化而做出调整。每次地名的改变背后都有着深刻动因，地名的历史演化也体现了社会历史和风俗的发展进程。“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这就是《荀子·正名》所讲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不宜。”相应地，地名传说作为民间叙事最能敏锐地反映这些变化。因此，地名更改传说也是一种重要类型，在原本解释某一地名成因的基础上，会增加现有名字的命名缘由，而且这类改名不同于上面语言相似的情况，一般是因为另一事件而做出的修改。这些地名传说并非随意为现有地名寻找合理化的表达路径，而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当地历史文化的变迁，具有相对重要的史料价值。
比如《喜峰口》传说中提到，在辽金时代这里原名松亭关，据说关口处有三棵大松树，松枝搭在一起，好像凉亭。喜峰口在河北迁西长城线上，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在元朝时发生的一段父寻子的动人故事改变了松亭口的名字。不仅在口头传说中，元代诗人许有壬（1287—1364）的《喜峰口》诗中也记录了这段传说。他在诗序中写道：“滦阳驿东北四十里，山有双冢，世传昔有久戍不归者，其父求之，适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遂葬于是。俗因谓之喜逢口，亦犹望夫之有石也，虽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以纪之。”从这以后，松亭关就改为喜逢口。到明永乐年代，人们又将“喜逢口”写成了“喜峰口”。后面的再次更改显然已是口语谐音的命名了。
（三）地名迁址传说
这类传说非常普遍，特色鲜明，基本叙事结构突出了建城选址的重要性，一般都是通过某种“神力”来解决选址难题，从更大的范围看也属于难题类型。在长城传说中，有两则传说都讲到，建城时原来定址的大旗被刮走，带到新址的地方。《两个榆关的传说》中，山海关古时称作榆关，但在西面一百里外的洋河边上还有一个榆关。明初，皇帝派刘伯温在北京东面修城。这里在修城之前就已经定下名字，按秦将蒙恬守边、植榆为寨的佳话，命名为“榆关”。刘伯温为建城找了九九八十一天，在洋河东岸选中了一块地方，开始修城，但总觉得不大合适。一天晚上大风把城心的大旗刮到了一个山包上，这里地势最好。大旗被刮到这里，正是天意，于是转移到山包上建城。由此，这两个地方都被称为榆关。《凤凰城的由来》讲的是明朝皇帝派王玺和周遇吉修筑晋北的长城关口宁武城，原本选在汾阳宫建造，但正东来了一只金翅大凤凰将定址大旗叼起向北飞走。骑兵一直追到宁武的西山，看见大旗插在了一座山丘上，自古“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于是改在这里修城。后来，皇帝御赐宁武城命名为“凤凰城”。
三
地名传说的叙事结构
一则传说，特别是解释性传说，其讲述目标就是信息或者知识的传播，而情节的复杂与简单实际上取决于讲述者的技艺水平，但是如果不能“自圆其说”，再精彩的演绎都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传说演述。琳达·戴格（Linda Dégh）指出：“传说讲述者没有舞台，他们的才能也没有得到社会认知。传说不被认为是个人灵感的艺术或为了娱乐而吸引观众的表演，它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讲述者在这里提供的是信息。”正因如此，传说的特征之一就是“叙述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可变性”，既可以凝练成一句解释性话语，也可以敷陈为长篇作品。在一般的传说界定中，“传说核”作为实在物被判定为叙事生成的关键要素，所以地名传说的叙事结构也是围绕“物”的命名来搭建的。
（一）传说的开篇
地名传说的开篇模式通常以介绍地理位置开始，让听众在方位上有具体的感知，现场讲述则更让听众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进而，讲述者点出传说中要解释的地名，之后开始进入正文主干部分。
其中，引出地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提问式，如《为啥没有头道河》：“在河北兴隆县和北京密云区交界的长城线上，有个墙子路雄关。从这里往东走，有二道河、三道河、四道河、五道河和六道河等一连串的较大村庄，唯独没有头道河的村名。为啥没有头道河？······”二是回溯式，如《铁门关》：“提到铁门关最初命名的故事，这可要退回两千多年前，从最早修筑这段长城的时候说起。······”三是陈述式，如《秦始皇监修河口烽火台》：“传说，今天抚宁河口烽火台是秦始皇亲自监修的。有一年······”
（二）传说的主干
作为主干部分的故事是传说最为精彩的内容，不过，从文类上看，如果没有头尾的限定，这段文本就不具备“传说”的特征。通过上文列举的部分传说，我们已经大体观察到了长城地名传说中的“故事性”。加入神仙角色、突出历史事件、强调社会伦理，这些塑造方法都丰富了传说的艺术性，不再赘述。
这里举一个特别的例子《铜桥、铁坝、银城子》：“传说古时候，在张家口附近有个紧靠长城的小村子，村里住着一户人家，老大叫铜头，老二叫铁蛋，小妹子叫银花。”为了除掉制造水患的猪婆龙，他们分头去寻找大蟒、麒麟和凤凰，结果在路上遇到白胡子老头、斯文先生和花衣仙姑三位神仙，后来，扁担变成了桥，斧子变成了水坝，绸绢变成一座城墙，最终消灭了猪婆龙。“从此，靠长城的河一直没闹过大水。”
这则传说对时间、角色的设定，以及幻想色彩都符合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倘若没有前后对于地方性的强调，它很难被当做一则传说。但讲述时在开篇提到“张家口附近的长城脚下，有三座防水工事，叫铜桥、铁坝、银城子。相传是兄妹三人修造的”，在结尾又补充上“后来人们就依照兄妹三人的名字，把大桥、大坝和城墙叫作铜桥、铁坝和银城子”，那么，这无疑就是一则地名传说。可见，正是前后的呼应话语使其具备了传说式的结构。
（三）传说的结尾
地名传说的结尾自然是紧扣地名，完成文本的首尾呼应，这本不是问题，但许多传说在达成解释功能之后，又会添加一些内容，让传说与定名之后的历史，与今日生活，甚至与讲述情景产生直接的关联。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是加深传说的可信性特征。比如《酒泉的来历》最后讲道，“后人就把这股泉水叫酒泉。肃州也改名到酒泉。一直到现在，酒泉县泉湖公园还保留一眼‘酒泉’，据说，那就是霍去病酒泉宴群英的地方。每天黎明的时候，人们来到泉湖公园，还可以闻到轻微的酒香味呢”。再如《山海关》最后讲到朱元璋定名山海关本可以结束，但后面又增加了徐达、刘伯温两人的对话，以及朱元璋庆功楼设宴消灭忠臣的内容，接着还提到徐达、胡大海、常遇春三个人的儿子来到了山海关定居。因此，这里就有了徐达庙，城东北有胡家坟，城西南有常家坟。通过补充信息直至连续当下生活，使得传说与地方的联系更为紧密。
（四）结构简化与优化
以上对开篇、主干和结尾的分析证明，以解释地名为要旨的传说与其他解释性传说的结构大体相同。“在开头处提出一个问题，等待解释，这部分可以是一两句话、一段或二三段文字；接着转入讲述故事本体（自然，也有的缺少这部分，一开头就进入具体故事的讲述的）；末尾回到要解释的问题上，使听者疑团尽释。这就是说，在结构上，是以‘首尾呼应’与中幅的故事共同组成传说的架构，这是一个常见的公式。”按照这一观点，传说实际上有一个最简结构，可以表述为A+B+C。其中，A和C代表固定的开篇和结尾，而B表示中间的主干。如果带入具体的参数，ABC分别可以表述为“为什么某地叫······？”“因为谁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此地叫······。”在这个最简结构中，充分体现出口语叙事中俭省的属性，这三个要点是对标传说文类的最少意义话语，由此看来，似乎表述清楚的三句话就可以成为一则传说，不必进行渲染和铺排了。
不过，传说之所以能够传承并获得认同，却不能仅仅依靠这三句话。“民间传说中的推原思维线索，虽然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也有一个明确的归宿（而且它们常常就是同一回事），但这些却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真正使人感到兴趣和有价值的，是这个推原的过程，即传说的情节本身，是这个过程对于现实生活、人民心理和聪明才智的反映。”所以，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传说便丰富得多，也精彩得多，有些甚至围绕一人一地而有着长篇化倾向或者说文类转化趋势。因而，对于地名传说叙事法则的分析提示我们，传说自身的结构功能尽管不需要叙事在情节上充分成熟，但在实际的讲述中，审美和情感等因素的叠加是多元文本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
从大量的地名传说对比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这种结构的优化。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人物传说虽然可以增加传奇情节和幻想色彩，但毕竟不能脱离人物本身固有的历史、身份与性格，特别是受共识性史实的限制，所以优化的方向一个是通过把人名专名替换成通名，也就是民间故事中常用的虚构性名字，来挣脱专名所带有的先天束缚；另一个是引入神话人物或动植物来扩展艺术叙事的空间。当然，这些做法都不能跳出地方性知识和民间叙事伦理的范围，否则便无法传承，失去了生命力。
四
叙事法则与文本竞争
通过对地名传说的命名、演变、结构的分析，我们从整体上看到了在一般传说讲述规律基础上，地名传说突出的程式化特征，进而尝试总结出五条基本叙事法则。
（1）所有地名都有附会传说的可能；
（2）地名传说的叙事结构是单一的；
（3）地名传说的讲述必然首尾呼应；
（4）地名传说的主干可以无限扩张；
（5）地名传说会随着地名演变而变。
这些法则代表了地名传说的一般规律，而真实的讲述世界却要丰富得多。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选取的文本大多是地名—传说的一一对应关系，当扩大视野后，特别是将不同媒介记载的传说统合在一起时，我们可以观察到文本叙事法则外“一地名多传说”与“一传说多地名”的情况。这两种特例恰恰反映出传说结构稳定之外，情节扩张的多变性，前者映射出地名层累演化的历史特征和传说创编背后多元文化的共存状态，而后者的多地名连缀形成了最小的传说圈，为传说成型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地名多传说”的情况总是与历史悠久且居于要塞的地理位置关联，不同版本间的内容通常毫不相干，这是自然历史演化的结果。由上文对地名传说命名方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版本恰好利用了不同维度的可能性。如“八达岭”的传说就有至少六个版本。
版本1：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巴达生于延庆，他看到此处关山险峻、层峦叠翠，于是给此地赐名“巴达岭”，后人讹传为“八达岭”。
版本2：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征战到此，由关城进攻，攻而不破，大军受阻，累日不进。李自成心急如焚，这时探马来报说，此地叫“八道岭”。李自成一听：“呀！一道岭还没攻破，前面还有七道岭。”于是改途从石峡关进攻，“八道岭”乃是“八达岭”的谐音。
版本3：明代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故名八达岭。”取自此地四通八达之意。
版本4：“八达岭”由“把鞑岭”转化而来。意思是说，把守好了不让袭扰者进关的一道山岭。
版本5：“八达岭”源自蒙古语，意思是险峻的山岭，而八达岭地区还真是千山叠翠，万壑纵横。
版本6：由于修筑八达岭这段工程时损了八个监工，使用了神仙指教的“修城八法”，又历经了八个月的时间才修成。
在这六个版本中，既有上文讨论过的谐音（巴达岭、八道岭）、字面意思（四通八达、数字八），也有上文未及详述的民族语言的音译或意译。这些文本无一例外突出了八达岭长城的自然地势特征，也反映出八达岭重要的地理位置，也就是地名传说形成的动因所在。
再如司马台传说的三个版本。
版本1：罗艺在唐初谋反，后被杀。他的亲信王司马辗转将他葬在这里并为他守墓，称为罗家坟。时过境迁，王司马的后世子孙将名字改成司马台，以慰藉祖先的守墓之苦。
版本2：宋朝元帅潘仁美的帅营设在古北口潮河关，他帐下有一名校尉叫黄龙。这个黄龙平时就欺男霸女，一次，他去潮河关禀报军情，路过暖泉口，抢走了村里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女孩的父母苦苦哀求，无济于事，还挨了一顿毒打。当地百姓憎恨黄龙，就在他去潮河关的路上设下陷阱。黄龙至此，连人带马跌入坑中，虽然只有马折断了腿，但黄龙也由于误了军情，被潘仁美斩于潮河关。因为马死在这里，故而称为“死马台”。后来，叫白了就称为“司马台”。据说至今司马台城堡外仍有“陷马坑”的遗迹。
版本3：明嘉靖年间，朝廷派大将司马化日在这里驻守，击退敌兵后，又对长城进行了加固。为了纪念司马化日将军，人们将这段长城命名为“司马台长城”，村庄命名为“司马台村”。
以上三个版本都与历史人物传说相关，而且分属于唐、宋、明三个朝代，尤为值得关注。尽管我们没有史料去佐证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但无论是版本1的忠诚守墓，版本2的为民除害，还是版本3的感念功绩，都符合民间的伦理价值观。此外，按照命名方式，司马台当然也可以字面解读为古时候驻军养马的地方。据说，附近还有叫马场的村子。可见，地名传说的结构虽然始终如一，但其“离散情节”的丰富正是叙事展开的关键。
与“一地名多传说”对应的是“一传说多地名”。民间传说中一个较为核心的功能是传达信息，而信息隐含着真实性的意味，在一则传说中所附加的专名越多，在讲述中的可信性也就越强。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则传说的主地名上附加了数个辅地名。“一则文本中的专名愈多，受众的实感体验愈强，该文本愈近于历史叙事。相反，若文本中多用通名，则实感性弱、虚构性强，其引譬连类、可供领悟感发的空间愈阔。”只是多地名的重要性并不均衡，有主有次，这也符合民间叙事中情节铺排的基本逻辑。
比如《娘子军镇守娘子关》中的主地名是“娘子关”，讲的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的故事。她的军队被称为“娘子军”，所以驻守的关口就称“娘子关”。传说中还提及了与平阳公主有关的“宿将楼”“点将台”“避暑亭”等地名遗迹。建筑以外，绵山山腰里一处常年流水的水潭，据说是平阳公主的洗脸盆，现在洗脸盆旁边的石头上还有平阳公主放梳子的痕迹。
再如《雁门关与凤凰楼》讲述李闯王部下张武官率部在长城沿线和清兵战斗。将士们看见这里像山西的雁门关，就在长城出口处修了一道工事，命名为京东“雁门关”。长城上有一道砖石垒的圆楼和雁门关相对，作为战斗指挥所命名为“凤凰楼”。凤凰楼东侧为骑兵驻地，终日骑马操武，命名为“跑马场”。当中的平地建起营房，因张武官等首领在此居住而命名为“官地”。附近士兵的居住地命名为“老营盘”。东山的一处练兵集合点是张武官登台检阅的地方，所以命名为“点将台”。
这类多传说、多地名的现象并非偶然，不管是多种说法还是多个地名，在实际的一次讲述中都会进行选择和取舍，也可以概括为主传和辅传的不同路径，即对一个地名来说，有一种说法会成为主流，尽管不会是所有人都认同，但总会成为该地名的解释中被最先提到、最早唤起的那个。这种优先版本的出现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而且获得优先身份的理由也未必有最突出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称为文本竞争。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地方传说话语权的问题，并深入解析了传说漫长发展中的动力学机制。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民俗精英的作用值得关注。“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和书面历史的领域，民俗精英正好大显身手，他们借助类比、关联、归纳、想象、磨合、矫正等‘历史文学化’的创作方式，生产出了无限丰富的传说。那些更精致可信、更契合民众趣味、更适应时代需要的传说会得到更多的认同、更广泛的传播，经过时间的筛选和积淀，逐渐达到‘文学历史化’的效果，于是，部分传说就成了区域社会的历史知识。”
在文本间竞争中，获胜的一方（我们暂且这么称呼）会在口耳相传中实现广泛普及，不只是口头上对情节补充完善，还有书面上字斟句酌后诞生的标准范本。而落败的一方（可能包含多个版本）并不会瞬时销声匿迹，它们有的会被只言片语地记录下来变成封存的文字；有的会成为辅地名融入其他优势文本；有的会逐渐脱离原有的框架成为民间故事；还有的仍会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纵然是声音微弱。不管怎样，“故事结构趋于完整的要求是故事自然生长中的内在动力，不依赖于任何个体的意志”。这是民间叙事的固有法则，传说与故事都不例外，正因如此，我们才拥有丰富多彩的叙事世界，而叙事世界背后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世界。
结语
“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或许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恋地情结”为地名传说的形成创造了先决条件。集位、音、形、义于一体的地名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实用意义，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永远不会消失。相应地，地名传说统摄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史事、风物传说，开启了叙事时空探索的新维度。本文对地名传说叙事法则的讨论，仅是借鉴故事学成果对传说形态研究的初步思考。在此基础上，传说文类的本质特征、传说结构的生长规律及其不可替代的“地方感”和“历史感”，或将成为未来传说学理论拓展的重要方向。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第2期
作者：刘先福
选稿：耿曈、宋柄燃
编辑：计梦菲
校对：王玉风
审订：宋柄燃
责编：黎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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