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无列、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合影(清政府称他们为四大寇)
在清末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时刻。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等手段不断侵蚀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使国家陷入深重的危机；另一方面，清政府腐败无能，对民间起义和抗暴斗争进行严酷镇压，导致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尤列、陈少白、杨鹤龄四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志向而走到了一起。
他们经常在香港中环的杨鹤龄祖产商店杨耀记处会面，议论中国时政，大谈反清逐满及太平天国遗事，倡言革命，鼓吹共和。他们言辞激烈，无所畏惧，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当时清政府将所有反对者一概称之为“寇”,并严加镇压，因此，孙中山等四人也被人们戏称为“四大寇”。
这一称号既表达了他们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决心，也体现了他们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实际上，“四大寇”并非真正的寇匪，而是中国革命的元勋，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中山十七岁时摄影
青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有三个“死党”：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他们四人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因而被亲友戏称为“四大寇”。后来，孙中山功成名就之后，曾将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文澜阁改名为“四寇楼”，并经常在此邀集陈、尤、杨三人会面、聊天，畅叙情谊。
我们知道，孙中山曾任中国同盟会会长、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去世后更由国民政府于1940年通令全国，尊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那么，孙中山早年的这三个拜盟兄弟，又各有什么成就呢？
陈少白
先说陈少白。陈少白比孙中山小三岁，是广东新会人。他自结识孙中山后，追随了孙中山一生，始终不离不弃。曾参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先后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粤航公司总司理、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大本营参议等职。他的一生不算特别辉煌耀眼，却也属于“成功人士”。1934年底，陈少白病逝，卒年65岁，次年，政府当局拨专款为其修建坟墓，墓碑上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题写“陈少白先生之墓”字样，国民党元老居正亲临主祭，并为其题挽诗曰：“开济艰难推此老，中山朋友独斯人。我来恭祭无穷感，愿祝英灵枯国民！”
尤列
再说尤列。稍长于孙中山数月的尤列，是广东顺德人。他曾撮合孙中山与杨衢云合组香港兴中会，对孙中山早年事业的起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尤列虽参与革命事业但并无特殊表现，晚年居香港以讲学为主。1936年9月，尤列扶病到南京谒祭中山陵，不久后病逝，卒年71岁。
杨鹤龄
最后说杨鹤龄。杨鹤龄比孙中山小两岁，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与孙中山同村，自幼相识。富家子弟出身的杨鹤龄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变卖家产。在后来的时局变动中，杨鹤龄并未卷入太深，主要在澳门过着平民的生活，由于其处境艰难，孙中山常寄钱接济于他。1919年5月的某一天，杨鹤龄致函把兄孙中山，打算谋个职位。孙中山回信称他日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后杨鹤龄于1921年9月果然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顾问，每月领五百元作为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