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旗袍，脚蹬高跟鞋，巧扮阔小姐，乐群利用富商家庭众多社会关系作掩护，面对日寇、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的凶残狡诈，沉着机敏，多次化险为夷。
1940年初冬，皖南大地战云密布，国民党顽固派调集7个师8万大军，对新四军皖南军部机关和部队形成了包围之势，随时准备举起罪恶的屠刀。
一天，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派通讯员把女生队指导员乐群叫到跟前，当面嘱咐说:“乐群同志，李部长叫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下。”
李部长即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
李子芳1910年5月出生于福建石狮永宁镇子英村，很小去菲律宾，是1927年从菲律宾归国的华侨，曾经参加过长征的年轻的老红军。1938年初，新四军军部刚刚组建，正、副主任尚未到职，刚从延安风餐露宿到达南昌的李子芳，主动挑起了筹建政治部机关和处理大量繁重事务的重担。这对才二十七岁的李子芳来说似乎是一副过重的担子。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弱，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但他浑身充满着青春活力，总有使不完的劲，而且作风深入，工作细微，待人诚恳，很快赢得了同志们的敬重。
刚刚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乐群，对这位“李部长”也是常闻大名，并在公开场合见过几次面，对他崇敬有加。
1938年4月，乐群随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到了皖南，住在泾县中村。6月的一天，乐群等三名新党员到军政治部参加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镰刀斧头红色党旗下，李子芳高高地举起右手宣读:“我志愿加人中国共产党……”他每念一句，虔诚的新党员乐群就跟着朗声重复一句。宣誓仪式结束后，李子芳又对乐群等三名新党员进行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党风党纪的教育。这使乐群永远铭记在心。同时，李子芳高雅的气质，潇洒的风度,渊博的知识，也悄悄地打 动了姑娘的芳心。
入党三个月后，李子芳又单独找乐群谈话，通知她提前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并说组织上决定她去女生队当副队长。
乐群说:“我入伍才半年，入党才三个月，怎么能当副队长呀?我才二十岁，女生队里不少人是我的老大姐，她们是老红军，有的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历史长，斗争阅历丰富，我怎么去领导她们呀?不行，绝对不行!”
李子芳挺喜欢乐群豪爽、活泼、快人快语的性格，他用浓重的福建口音鼓励说;“不要怕嘛!大胆去工作，边干边学嘛!”
不久后，乐群又肩负起女生队政治指导员的重任。经过短短几个月实际工作的锻炼，她政治上思想上很快成熟起来了，工作干得很出色。该队副指导员王仪，是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的爱人，乐群对她很尊重，工作配合默契。
在多次接触中，丘比特之箭射中了李子芳和乐群，他俩互相敬重，互相爱慕，双双坠入了爱河。当时在皖南军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李子芳这次找乐群谈话，却严肃地告诉她:当前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组织上决定要她立即离开皖南去上海，先去那里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军部一些年大、体弱、有病的同志通过上海转到苏北刘少奇陈毅领导的华中指挥部去。任务很紧迫，必须明天就走。
乐群焦急地问:“你走不走?”
李子芳说:“你先走一步，以后我再走。”
“不行!你的阑尾炎常发作，体质那么虚弱，你应该跟我一起走。我的父母都在上海，你到上海后好好把病治一治，把身体养一养。你不是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李子芳坚决地摇摇头，说:“组织上已经这样决定了。我这个组织部长更应模范地带头执行上级的命令。你到上海后代我先向你父母请个安，问个好。”
乐群还是希望能有转圜的余地，说:“我去向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如实反映一下你的身体情况行不行?”
李子芳又坚决地摇摇头，说:“不必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服从命令，马上回去准备一下吧!”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乐群很快被送到繁昌县三支队的驻地。前面就是日寇的占领区。她脱下新四军灰布军装，穿上旗袍，怀揣三支队政治部罗克同志替她搞来的“良民证”，勇敢地走向敌人严密盘查的哨卡……
一路上总算有惊无险，乐群经芜湖到南京，转乘宁沪铁路火车，安全地回到了上海家中。
乐群的父亲、伯父都是做生意的富商，住的是洋房，出人有汽车，家道股实。前几年，乐群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宁波镇海小港。日本侵略军在中华大地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她的无比义愤。她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香姑娘一角，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然而父亲得知后却责怪她“大家闺秀不应抛头露面”，特地从上海乘自备小轿车经杭州赶到宁波乡下老家，动员女儿回上海去过安逸生活，但被她坚决拒绝了。
现在，父亲、伯父看到乐群突然回来，而且要在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点，不仅不同意，而且深为她的安全担心。
乐群耐心地向父亲和伯父宣传新四军抗日救国的英勇业绩，宣传中国共产党救国家于倒悬、救人民于水火的伟大目标，宣传国共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意义，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系列磨擦事件的罪恶阴谋，说明目前皖南新四军处境的危险。乐群列举的种种事例富有说服力，使她父亲、伯父这样的商业资本家也为之动容。
1941年1月7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上海各报迅即以大量篇幅进行了报道。乐群从报上看到消息后，愤怒异常，忧心如焚。她焦急地惦念着她的恋人李子芳的安危，同时也担心着与自己情同姐妹的女生队同志们的命运。
不久后，从皖南突围出来秘密进入上海的同志，先后有数十人到乐群家里隐蔽。她一一予以精心安排，从衣、食、住、行到安全，考虑得无微不至，十分周到体贴，做到了万无一失。
只要有可能，乐群就打听李子芳的下落。后来，终于了解到李子芳随部队行动时，由于患急性阑尾炎刚动过手术，体质极度虚弱，但他仍躺在担架上，从容镇定地指挥政治部机关干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浴血苦战，后来终因行动不便，在翻过飞云尖最高山峰后的大坑王战斗中，不幸落入国民党顽固派的魔掌，被关押在上绕集中营。
乐群万分悲痛，但她以坚强的意志强忍住了悲痛，在沦陷区上海，在日寇、汪伪特务横行的险恶环境中，以高度的机智掩护了几十位同志，使他们先后安全地经上海去苏北，重新回到了抗日根据地。这是她初次涉足党的地下工作，斗争实践不仅考验了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锻炼了她在特殊战线上的才干，而且为她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乐群从上海撤回苏北根据地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后方政治部任宣教干事。
一天，领导上交给乐群一项任务，让她回上海去给囚禁中的叶挺军长办一件事。
皖南事变前约一个月，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袁国平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等军部领导人，大都将眷属和非战斗人员及伤病员等共约2000人撤离了皖南，经马头镇、孙家埠、郎溪、南渡镇前往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惟有叶挺军长的夫人李秀文南下去了澳门。
叶挺是广东惠阳人，与李秀文相识、相知、相爱于广州。作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叶挺长期居住在澳门，岳父李少村特地把提督街2号的一幢两层小楼让给他和李秀文，澳门几乎成了他和李秀文的避难所和庇护所。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蒋介石扣押后，李秀文带着孩子一直居住在澳门，期间一度去新加坡。
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新军部对叶挺的安危和他家属子女的生活一直非常关注。派乐群去上海，是让她带一笔钱，到上海后请她的父母换成外汇，再寄往新加坡，以资助李秀文和几个孩子的生活。
乐群受命后，又急忙换上了便衣，通过一道道关卡，化装潜入了上海。父亲听她说明来意后，不但慨然应允，还补上了几百元钱，凑成一笔整数，将钱汇出。后来父亲告知了女儿，乐群说:“你凑的钱，我回军部后报告领导，一定归还给你。”
父亲摇摇头，说:“不必了，你在那边也需要钱用。这笔钱就给你作零用吧!”
乐群真诚地说:“爸爸，我们天天打游击，从军长政委到战士，大家生活都很艰苦，我要零用钱干啥?这笔钱，就算咱们家对叶挺军长他们全家的一份心意吧!”回到军部后，乐群对这笔钱只字未提。
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在上绕集中营的李子芳，在狱中顽强不屈，英勇斗争，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多次领导难友抗工、绝食和越狱。1942年4月23日，残暴的敌人用毒药将李子芳秘密杀害，年仅32岁。后来，乐群终于得知这一噩耗，她痛不欲生，晕倒在地……
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并没有击倒乐群。她擦干眼泪，以更高昂的斗志投入工作，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来实践李子芳的未竟之志，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把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后来，乐群又调到苏中四分区(四地委)当机要秘书，与陈同生、洪泽、钟民、梁灵光等相熟，在粉碎日寇残酷“清乡”中做了大量工作，并在隐蔽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3年，新四军军部和一师为了加强浙东的工作，先后抽调100多名干部分批南下，乐群也在其中。她满怀喜悦地又回到了她熟悉的故乡故土，成了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中一名出色的女战士。
一天，谭启龙派人将乐群叫来，交给她一份电报，说:“乐群同志，你先看看电报吧!”
乐群接过电报一看，见是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发给谭启龙的，内容是询问他的妻子李幼兰何时能启程回苏北?
李幼兰后来改名为李又兰。她的家乡也在浙江镇海小港镇,和乐群是同乡好友。两人又同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又一同离开镇海到丽水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学习，又一同冒着被通缉的危险逃到武汉。特别使她俩永生难忘的是，他们十名热血青年在武汉荣幸地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那天，乐群和李幼兰被领到八路军办事处——大石洋行二楼的一间房子里，周恩来和他们促膝而坐，娓娓谈心，询问了她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到武汉的经过以及要求去延安的想法后，周恩来亲切地说:现在潼关吃紧，去延安的路不好走，而且延安的人口已经太多，粮食也很紧张。你们又都是南方人，到那里吃小米也不习惯，你们是不是愿意到新四军去?
“新四军?”十位年轻人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瞪大了眼睛不约而同地问道。
当时新四军正在武汉筹建。周恩来说:新四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先是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新任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同志，副军长是工人领袖出身的项英同志。你们都是南方人，到新四军去参加抗战，可以更好地发挥你们的作用。
就这样，乐群和李幼兰一起到了新四军。她俩在南昌、在岩寺、在云岭、在战地服务团朝夕相见，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情长谊深的姐妹。
皖南事变前，乐群先回到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点，李幼兰随后也离开皖南，到了苏北。1942年初秋，她和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喜结连理。为了粉碎日伪对盐阜区的大“扫荡”，为了使丈夫能集中精力指挥部队，怀有身孕的李幼兰主动要求离开前线，秘密回到了浙江镇海乡下生孩子。为了安全，母亲特地把家迁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僻远小村沙夏。
镇海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活动区域。谭启龙得到李幼兰的讯息后，特地派人送来了给孩子的补助粮。组织的关怀,战友的情谊，使李幼兰激动不已。
斗转星移，很快一年多过去了。张爱萍已于1944年9月调升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从苏北到了淮北。戎马倥偬中，张爱萍和李幼兰常有鱼雁往来。待到淮北形势稳定后，张爱萍急切地希望李幼兰带着孩子回到他的身边去。
谭启龙见乐群看完了电报，就说:“区党委决定让你护送李幼兰即日起程返回部队。担子很重啊!你考虑一下该怎么走，安全第一。”
这时谭启龙和浙东纵队司令部驻扎在三北地区(镇海、慈溪、余姚三县的北部)。乐群说:“我先把她从镇海带到三北，尔后再乘船从海路去苏北，不经上海，这样比较安全，但船老大要绝对可靠。”
乐群先设法为李幼兰搞了一张可以通过宁波敌占区的“良民证”，再从宁波坐船经姚江到三北。不料事出意外，在经过叶家埠时突然与下乡“扫荡”的日军不期而遇，撞个正着。
乐群多次遇到过日军的盘查，她镇定自若，神色不变，悄声对李幼兰说:“不要紧张，现在只有向前走，你跟好我，一切听我的。”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直逼她俩，用生硬的中国话厉声喝道:“站住!你们的哪里去?”
乐群沉着地用手指了指前面的一座大楼房，镇定地回答:“走亲戚去，我们的姨妈就住在那座房子里。”
日本兵尾随她俩来到了大楼房。一进门，房子里已坐着好多日本兵。原来，这座楼房的主人名叫叶志康，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大商人、大士绅，也是一位同情支持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他既和日本人、伪军、国民党有往来，暗中又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可谓神通广大、各方面都兜得转，乐群曾跟他打过交道，送情报时也曾借宿过叶家。
叶志康的妻子闻声而出，紧紧拉住乐群和李幼兰的手，在鬼子面前扮演了一出“姨母和外甥女”亲密相见的“戏”。
不用说，“戏”演得很像，日本人傻了眼。就这样，日本兵住在楼下，乐群和李幼兰住在楼上，整日里提心吊胆的，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她俩在叶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后，下乡“扫荡”的日本兵才全部撤走。
乐群带着李幼兰晋见了谭启龙。谭启龙听了她俩叙述脱险经过后，高兴地祝贺李幼兰绝处逢生，夸奖乐群处事果断灵活，善于随机应变。
多次出色完成特殊任务，使乐群在谭启龙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谭启龙从记忆中回到了现实。他清了清嗓子，对乐群强调说:“根据目前的形势，党中央和主席要求大力加强大城市和沪杭甬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工作，任务很紧急，很艰巨。区党委经过慎重反复的研究，决定派你去领导周迪道这个小组的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圆满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具体任务，由丁公量同志向你交待。区党委已决定将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他过去是敌工委副书记，现在是城工委委员、副书记。他会向你介绍有关情况的。”
参考资料《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