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6月，唐朝都城发生震惊朝野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发动兵变诛杀李建成、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册立太子。
8月9日，李世民在长安城显德殿登基称帝，成为唐朝第2位皇帝，史称“唐太宗”。
然而，就在8月19日，前线突然传来紧急军情，突厥的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军突袭唐朝边境，此时距离李世民登基仅仅10天。
突厥此次入侵非同寻常，并非以沿途抢夺物资为目的，颉利可汗带领突厥部队先克泾州，再占武功，兵锋直指都城长安。
战事发生之初，李世民当即选派猛将尉迟敬德领军出征，唐军在泾阳附近击败突厥部队，共斩杀敌军上千人，但是并没有阻挡突厥南下的势头。
6月28日，颉利可汗已经抵达渭河北岸，唐朝都城近在咫尺，但是突厥部队却停止前进。
在《旧唐书》中记载，李世民仅带6名护卫来到渭河南岸，亲自与颉利可汗对话，大声斥责颉利可汗言而无信、背弃盟约。
仅隔2天，颉利可汗和李世民杀白马共同立誓，史称“渭水之盟”，随后颉利可汗带着突厥部队撤回草原。
细读“渭水之盟”的史书记载，会发现存在较多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从颉利可汗的角度出发，他得知唐朝皇帝易主，立即率军南下、直逼都城，不在于劫掠物资，绝不恋战，但是到渭水河畔自动停止，突厥的目的并不清晰。
其次，从唐太宗李世民的角度出发，起初李世民非常害怕都城被攻破，却能故布疑兵隔河对峙，还仅带6人前去隔河对话，从窘迫到伟岸，前后形象变化很大，李世民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李世民有什么资格斥责颉利可汗背弃盟约，他所说的盟约是指什么，颉利可汗最终得到什么回报才选择退兵。
“渭水之盟”的故事似乎并不像史书中那样简单，今天，我们结合史料去还原渭水之盟的历史真相，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为什么要掩盖真实情况的呢？
唐太宗的屈辱盟约在颉利可汗抵达渭水北岸的时候，他以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到长安城拜见唐太宗。
李世民当时直接斥责使者，他说“我和你的可汗当面定下和亲的约定，赠送的金钱、丝帛不计其数，如今是你的可汗擅自撕毁盟约，带领大军深入境内，对我没有愧疚吗？”
这段话出自《资治通鉴》，原文如下：
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乎。——摘自《资治通鉴》。
此外，在《旧唐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李世民仅带6人骑马站在渭河南岸，隔着渭河与颉利可汗对话，“责以负约”，意思也是李世民斥责颉利可汗背负盟约。
《旧唐书》记载：“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
很显然，在这次战争之前，双方已经都有了要遵守的盟约，那么，到底是什么盟约呢？
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文化，在战斗力上具有先天优势，从隋朝末年开始，中原地区就陷入割据混战的局面，北部的草原部落迅速崛起，其中突厥成为佼佼者。
当时，契丹、吐谷浑、高昌等部落全部归降突厥，史书形容突厥“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意思是说，突厥的势力极其强大，达到游牧民族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隋末唐初的混战时代，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全部向突厥称臣，接受突厥可汗的封号，这也让突厥的可汗有了入主中原的想法，想要效仿北魏的拓跋氏。
公元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前，经过仔细权衡利弊，认为“如果不能与突厥搞好关系，就不可能成功起兵，更无从谈起成就大事”。
于是，李渊派刘文静作为使者，到突厥拜见始毕可汗，向其称臣。为了获得突厥可汗的欢心，李渊亲自书写信件，并且以下级身份使用“启”，而不是“书”，足见对突厥始毕可汗的尊重。
在这封信函中，李渊向突厥可汗许下承诺，征战得到的男女俘虏以及金银玉帛，全部归可汗所有。
《旧唐书》记载：“征伐所得，子女玉帛，悉归可汗。”
李渊抓住突厥的物质需求，成功打动突厥始毕可汗，双方就此建立盟约。
有了稳固放心的后方，李渊率领起义军目标明确、直奔隋朝都城，在路途上决不纠缠，率先控制长安城，为之后的登基称帝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全国战局形势逐渐明朗，公元625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8年，李渊终于说了一句“硬气话”。
李渊说，“以前我因为天下还没有平定，对突厥格外优厚，即便这样，突厥仍然不能按照盟约约定的互不侵犯，以后要将突厥彻底消灭，再也不用容忍姑息。”
从《旧唐书》中的这段记载，也可以印证李渊的确曾经与突厥达成盟约，同时也可以发现，处于优势地位的突厥从来不遵守规矩，既从唐朝拿走金银玉帛等物资，又会出兵劫掠唐朝边镇。
唐太宗感到耻辱的两点李世民是在626年8月9日登基称帝，突厥颉利可汗是在8月19日率军南下，中间仅仅相隔10天，颉利可汗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呢？
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的。
当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后，颉利可汗就一直关注唐朝宫廷局势，在李世民宣布登基后，颉利可汗立即出兵南下，根本目的是“吓唬”李世民，让他继续像父亲李渊那样定期纳贡。
如果颉利可汗只是普通的劫掠物资，他只需要突袭唐朝北部的边疆城池就够了，没必要率军突破层层防守直抵渭水河岸。
要知道，起初李世民已经派出尉迟敬德带兵截击，但是尉迟敬德这样的猛将都不能有效阻挡突厥部队，可见颉利可汗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饮马渭河，让唐朝感到害怕。
另外，从军事角度来讲，颉利可汗带领部队长驱南下，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被唐朝军队截断退路，最终被围歼消灭。
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颉利可汗的真正目的是“恐吓”新皇帝，迫使其继续履行纳贡约定。
那李世民是如何解决的呢？答案显而易见，满足颉利可汗所有要求。
前文说到颉利可汗派执失思力作为使者，李世民斥责他一番，最后将他囚禁在门下省。
门下省，是唐朝宰相的官衙，里面并没有设置囚徒监狱，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更加接近皇城，距离禁卫军的衙门非常近，所以门下省是非常安全的。
此外，当时门下省的最高官员是高士廉，他是李世民亲自提拔的心腹，也是后来跟随李世民到渭河谈判的6位之一。
也就是说，李世民虽然心中愤怒，但还是将颉利可汗的使者好生看管照顾着，这都是为后面谈判做准备。
李世民与颉利可汗的交谈过程以及谈判结果并没有显示在《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中，反而是李世民留下英勇睿智的历史形象。
比如在《旧唐书》中，描述当时唐军纷纷赶来，颉利可汗看到唐军阵势浩大，再加上使者被扣留，内心十分恐惧，于是向李世民请求议和。
《旧唐书》记载：“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
这里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歪曲事实、美化李世民的痕迹。
在渭水之畔，李世民是与颉利可汗单独交谈的，“独与颉利临水交言”，正是通过这次的单独谈判，李世民的目的是解除突厥对长安的军事危机，对于颉利可汗的目的，李世民也很清晰。
“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出自《旧唐书》
“卷甲韬戈，以金帛。”--出自《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李世民用“金帛”换取突厥的退兵。
双方的谈判非常顺利，李世民当天便回到皇宫，说明两人达成各自目的。
2天之后，即8月30日，李世民再次与颉利可汗见面，两人在渭水的便桥上重新签订盟约，随即斩杀白马立下盟约。
仪式结束后，颉利可汗带领突厥骑兵全部撤退，这场发生在李世民登基之初、历时仅11天的战争被顺利平息。
毫无疑问，此次“以金钱换平安”的盟约，是李世民向颉利可汗的一次屈服，让唐太宗倍感耻辱。
对于父亲李渊当年称臣突厥，李世民就曾表示“痛心疾首”，这次又签订城下之盟，让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出自《贞观政要》）。
耻辱为何获得赞美唐太宗李世民选择屈辱签订“渭水之盟”，的确事出有因，其中有太多的情非得已。
公元626年的唐王朝，还不能算唐帝国，准确地说，是破败丛生的国家。从隋朝末年开始，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战乱中，相互征伐战争对国家的破坏极大，在李世民登基时，全国人口锐减、百姓流离失所，举步维艰。
在颉利可汗率军直抵长安城时，朝中将领纷纷请战，但是被李世民拒绝了，他选择以城下之盟的方式换取发展的时间。
从谈判的结果来看，李世民的确避免了突厥“放兵劫掠”的局面，保护京城以及周边地区免于战火浩劫。
纵观历史，与“渭水之盟”相似的事件也有不少：
前有汉朝刘邦的“白登之围”，被迫与匈奴订立和亲盟约，直到汉武帝刘彻时期才报仇雪耻；
后有宋朝赵恒的“澶渊之盟”，每年送给辽国金银布帛无数，整个宋朝时期都没能一雪前耻；
反观唐朝李世民的“渭水之盟”，是最快被结束的屈辱盟约，这都得益于李世民励精图治的决心。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对全国的经济状况非常清楚，任用贤良、奋发图强，对内善待百姓、鼓励生产，对外安抚四海、争取和平。
公元630年，距离渭水之盟仅仅3年多的时间，唐朝已经迅速恢复，李世民抓住突厥内部动乱的时机，唐军在定襄大败突厥，突厥颉利可汗独自逃走，还顺道救回隋炀帝的萧皇后。
随后一年时间里，李世民经过三次大战，斩杀突厥军队十余万人，唐朝的版图也扩展到贝加尔湖，很多少数民族纷纷前来归附，唐太宗李世民也被称为“天可汗”。
忍辱负重不是终点，而是奋起反击的起点。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签订屈辱的“渭水之盟”，但是他用实际行动积蓄力量，仅用3年时间便实现优劣转换、人生翻盘。
读史以明智，从唐太宗对待“渭水之盟”的故事中，后人也能汲取面对逆境的心态和继续前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