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嘉庆皇帝,除了一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外,似乎就再没有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了。
就连当今的清宫剧中,嘉庆也多是配角,连主角都混不上。
但如果翻阅史料,会发现其实嘉庆非常的勤政,每天都在兢兢业业工作。
按照中国古代对一个圣贤帝王的要求,嘉庆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然而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嘉庆是清朝存在感最低的皇帝。
一个勤勉的皇帝,为何却给人一副碌碌无为的庸君形象呢?
这个事,还得从乾隆后期开始说起。
乾隆在位前期,励精图治,狠抓吏治,社会风气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
可到了后期,随着政策松弛,贪图享乐之风盛行,吏治就败坏起来了。
有多坏呢?
我们知道,清朝第一大贪官是和珅。
但清朝第一大贪污案,与和珅无关,是“甘肃冒赈案”。又称“甘肃米案”。
这个案子的主角叫王亶望。
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
这老小子到任不久,就打通上下关节,伙同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及甘肃大小官员,搞了个“捐监冒赈”。
所谓捐监,就是每当遇到荒年,官府储粮不足以赈济时,朝廷会鼓励有钱人通过交纳一定财物,获得监生资格,从而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
为了避免中间环节出现贪污,捐监不是直接捐银子,而是捐粮食。大概40石,相当于40两银子。
并且名额也是有限制的,朝廷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捐监名额。
这个制度从康熙朝就沿袭下来,一直没有变动。
但王亶望为了捞钱,却在上奏时说:甘肃民贫,能拿出现粮的不多,恳请朝廷允许甘肃直接收现银,然后由官府派人集体买粮入仓。
上边搞不清情况,本着特事特办,便同意了。
结果,王亶望在操作过程中,要求捐监者需实缴55两,其中40两拿去买粮食,7两用作公费,剩余的8两则全部落入官员的口袋。
一个人身上捞8两,两万人捐监就是16万两。均摊到全省官员头上,也没多少钱。
于是,王亶望干脆心一横,把官府买粮的钱也给分了。
钱分了,真的遭灾了怎么办?
王亶望胆子很大,他把各道府州县的一把手叫到布政使衙门开会。
要求大家以轻报重,以少报多,夸大灾情。
就是说,如果实际只有40万两缺额,王亶望就让大家往高了报。反正皇帝老儿也不知道,不贪白不贪。
就这样,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六年,通过“捏保灾情”,年年向朝廷报旱灾,甘肃的大小官员累计贪污近千万两白银。
常言道,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戳破的一天。
由于官员贪得太多,甘肃闹起了民变。
地方造反,这事不能瞒,也瞒不住。乾隆获悉后,立即命令阿桂率军平叛。
结果大军刚走到甘肃,就遇到了连日大雨。
王亶望不是说甘肃年年旱灾吗?怎么今年这么多雨?
用纪晓岚的话说,这叫事出反常必有妖。
阿桂觉得不对劲,报到朝廷。
乾隆知道后,也觉得不对劲。
于是,乾隆便让阿桂一边平叛,一边暗查。
起初,乾隆还想着这次抓几个典型,杀鸡儆猴。
但看到调查报告后,乾隆差点没气死。
数年间,甘肃捏造灾情之州县共53员,各州县内为捐监办灾者16员,只捐监而未办灾者46员,捐监报灾者112员。
也就是说,乾隆如果深究,甘肃七品以上官员,99%都要砍头。
因牵涉人员实在过多,如果全斩了,就没人做官了。这导致乾隆也不得不妥协,最终只处理了112名贪污数额较大的官员。
处理完甘肃的事后,案子还没有结束。
由于王亶望当时已经调任浙江巡抚。乾隆认为这厮在甘肃都能整出“窝案”,到了浙江这等富庶之地,还不把天都捅破了!
于是,乾隆就派阿桂去浙江调查。
结果这一查,又闹出两起让乾隆更加震怒的贪污案。
不得不说,王亶望也是个“人才”。
这老小子到了浙江后,又搞出了类似现在“旁氏骗局”的把戏。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当时江浙官员贪得无厌,搞得藩库亏空。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官员们便以官府名义向本地士绅借高利贷。
如果不能理解,可以参考《雍正王朝》中的“诺敏案”。
士绅们当然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
但架不住高额利息回报,还是纷纷把钱借给了官府。
后来,随着官府的借债越来越多,亏空在利息的助推下,也越来越大。官员们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这里你可能会问,这种牵涉甚广的案子,难道就没人检举揭发吗?
还真没有。
士绅把钱借给官府,为了不使本钱打水漂,他们只得拼命维护官员。
这样一来,因为没人检举,浙江官场也变成了一个“窝案”。
后来,阿桂在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协助调查下,将王亶望绳之以法。
浙江官场也有很多人落马。
王亶望死后,陈辉祖奉命抄家,抄出三百万白银以及一批名贵珍玩。
但这些东西送到京城后,乾隆一看抄家物品清单,发现很不对劲。
早年,王亶望曾给乾隆进贡过玉瓶、玉山子等珍贵器物。
乾隆碍于面子,没敢收,把东西又退了回去。
而在此次上缴的物品中,乾隆当年看上的几件珍玩却不在清单内。
这就让乾隆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中“截胡”了。
于是,乾隆便让阿桂继续调查。
结果阿桂这一查,发现王亶望的名贵珍玩是被闽浙总督陈辉祖私吞了。
并且,陈辉祖也是个贪官,为官期间贪污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听说陈辉祖的事后,乾隆既悲又愤。
在他看来,陈辉祖是个好官。
盛怒之下,乾隆也砍了陈辉祖脑袋。顺带着还抓了福建不少问题官员。
一起案件,皇帝派钦差到下面随便摸个底,就顺藤摸瓜牵涉出几百名贪官。
这些官员不仅相互包庇,就连士绅也掺和其中,帮着欺上瞒下。
由此可见,乾隆后期的大清统治阶级,已经腐朽到了极点。
而若想使朝廷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改革体制、刷新吏治、消弭内部党争。
但很显然,垂垂老矣的乾隆,对改革已经是有心无力了。
不过,好在储君颙琰年轻力壮,若是他能像爷爷雍正那样,上台后大力推行新政,大清再次中兴,也不是不可能。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796年,颙琰即位,改年号嘉庆。
三年后,乾隆病死,嘉庆终于从傀儡,成为大清朝的掌舵人。
亲政后,嘉庆第一时间处死和珅。
然而,从他处理和珅的诏书,可以明显看出。
和珅之死,与其贪污并没有直接关系。
嘉庆杀和珅,主要是为了杀人立威。
皇帝也是人,也会记仇。
乾隆生前总是瞧不上嘉庆,还扶持和珅制衡嘉庆。
等到老爷子一死,嘉庆先搞死和珅,再给乾隆上“高宗”庙号,明里暗里恶心他爹。
至于和珅贪了多少,在嘉庆看来,不重要。
就算和珅一分钱都不贪,嘉庆也得弄死他!
当然,官员群体腐化的问题,嘉庆一清二楚。他也很想挽救这个日渐下滑的帝国。
所以处理完和珅后,嘉庆接连发布诏令,严整官员作风。
比如某年冬天,宫里举办活动。大臣们觉得天寒地冻,皇帝看了一天表演,应该很累了,就没有提交奏折。
嘉庆知道后,下了一道谕旨,申饬大小官员,说我天天起五更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因为天冷,还借口心疼我,就不上奏折了,让我没事干,成何体统!
还有一次,官员向嘉庆进贡古玩字画,遭到嘉庆怒斥。
乾隆晚年时,迷上了“涂鸦”,没事便让官员给自己进贡古玩字画。
皇帝如此,官员自然投其所好。
嘉庆一直认为大臣给皇帝捐纳珍宝是陋习,便以身作则,向全国人民表态:他不好这些玩意儿。
自此之后,嘉庆始终对声色犬马、珍玩字画,不屑一顾。
此外,他还树立了一些清廉模范,要求大家学习先进榜样。
然而,尽管嘉庆一直是以圣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大清国势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究其原因,在于嘉庆的忙,都是瞎忙。他的施政理念过于保守,毫无创新可言;他的魄力也不够,面对问题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漕运。
自宋代开始,漕运已经逐步成为“南粮北运”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若是京杭大运河堵塞,朝廷吃饭都成问题。
但在乾隆末年,漕运存在很大问题,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漕运的运转,清政府还耽误了对黄河的治理。沿途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南北商业贸易的发展,也都受到了影响。
换言之,随着时代发展,漕运已经病入膏肓了,亟待改革。
而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
直接把漕运改为海运就可以了。
可就是这么个事,因为“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嘉庆愣是不敢改。
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像雍正那样,在历史上留下冷酷刻薄的声名。
年轻时尚且如此,等到嘉庆年过50,他保守和缺乏决断力的毛病,便越来越明显。
嘉庆后期,嘉庆早先自己树立的清廉模范,一个个全翻车了。
嘉庆陷入迷茫,随之开始甩锅给大臣,痛斥官员们“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并无实惠”。
还说“此等具臣,即尧舜禹汤武遇之,亦难图治,况中材之主乎”?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遇到你们这班混账大臣,即便尧、舜、禹等上古贤帝复生,也毫无办法,何况我还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皇帝。
后来,嘉庆在一次去盛京拜谒祖陵的路上,将自己的想法总结成一篇文章,叫《守成论》。
大体内容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自己呢,无力解决。
改革?不敢。万一像王安石变法一样,越改越乱,还不如不改。
所以,嘉庆决定严守祖制,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成之主。
自此之后,嘉庆依然勤政爱民,依然以道德标兵的标准要求自己。
但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要去查前朝的实录,自己爸爸、爷爷、太爷爷当年是怎么处理的,就按他们说的办。
如果是祖宗当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他就对下面的人强调“祖宗没说怎么解决呀,办不到”。然后发罪己诏甩锅。
比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起义,攻入紫禁城。
守卫皇宫的清军猝不及防,惊惶失措。差点就被几十个天理教徒偷家了。
如此荒唐的事情,换做其他皇帝,事后肯定要杀一批,关一批,撤一批,整顿一批。
但嘉庆很搞笑,他发了一道罪己诏。
说这么大的祸事,必定是累积了好长时间,自己再三告诫大臣不要“因循怠玩”,但大家都不听。
自己做了18年皇帝,虽然没什么政绩,但也没有残害过百姓。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造反。
现在惟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上报苍天,对下平息民怨。
众大臣如果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赤心报国。如果还是自甘堕落,你们还是辞职算了,不要占着位置,增添我的罪过。
总之,在国势日渐下滑,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嘉庆产生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
这个国家好也罢,烂也罢,我认了。即使我到地下去见列祖列宗,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因为我是按照列祖列宗的圣训来办的,赖不着我。
1820年,嘉庆病死于承德避暑山庄。
他把衰败的帝国和改革的希望,交给了皇储爱新觉罗·旻宁、未来的道光皇帝。
由于生前尊儒崇古,加之无法控制官僚集团。
嘉庆死后,官僚集团夸他的道德修养不亚于昔日的宋仁宗和明仁宗。
因此,嘉庆得到了“仁宗”庙号和“睿帝”谥号。
这个死后评价,正是嘉庆生前想要的。
但除了“仁”,除了大家夸人好,貌似也真没什么好夸的了。
你以为崇祯不勤勉、不励精图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