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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阿拉托斯（Aratus）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不仅解释天气的变化过程，还能找到规律预报天气。
古代船员通过观察早晚光线的分布和烟囱冒出的烟判断天气好坏，观察麻绳的收缩度判断湿度，从人的身体劳累程度和关节疼痛轻重判断气压高低。
顺时针风向表明是好天气，逆时针风向表明坏天气会出现。
虽然中世纪英国人还未用纬度、气流、气压、地面制动力、极峰地区等气象术语解释天气和气候变化，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相关书写或记录。
普里比尔（Kathleen Pribyl）指出，中世纪英国的气候记载有两种来源，一是叙述型素材，比如编年史和年鉴，二是较为稀少但颇有价值的气候日记，但这些材料只进行了有限的记载。
众所周知，英国属于海洋性气候，天气变化多端。
中世纪英国诗人利德盖特（John Lydgate）写道，“时而有雨，时而暴风雨，时而阳光明媚。/一切就像仲夏的玫瑰变化不断”。他用玫瑰之美的瞬时性变化谈论天气的多变。
事实上，像利德盖特这样的中世纪英国作家通过描述、隐喻、再现等方式展示了人们的气象知识，描写了日常生活中天气的影响和人们对天气变化的回应，表明了人的命运和气候的密切关系。
本文旨在突破国内对英国的气候或天气书写多限于人类世（Anthropocene）以来的文本研究，采用伍德（Gillen D’Arcy Wood）提出的生态历史主义方法，结合编年史和日记，从中世纪英国作家书写比较频繁且常见的天气符号（风、雨和雪、晴）出发进行研究，分析文本中再现的中世纪暖期（Medieval Warm Epoch）和小冰河时代（Little Ice Age）人类的日常活动和想法，以便更好地理解中世纪英国作家的天气书写策略及其反映出的人的精神气候。
英国12世纪编年史作家韦斯（Wace）写道，征服者威廉率兵前往英国时就在船头上方安装了镀铜的风向标;14世纪的傅华萨（Jean Froissart）的《编年史》表明，爱德华三世在1340年的斯勒伊斯战役和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考虑到了风力问题。
这两部盎格鲁-诺曼语编年史说明，中世纪英国人在战争中重视风向或风力的作用。
除此之外，风通常作为隐喻或意象，或表现人的焦虑状态，或预示命运无常，说明风具有创造和破坏的双重性。
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声誉之宫》（The House of Fame）中通过风神探讨了声誉的两面性；高厄（John Gower）在盎格鲁-诺曼语诗歌《人类之镜》（Mirour de l’Omme）中用风隐喻命运的不确定状态，劝人勿信命运；霍克里夫（Thomas Hoccleve）在《王子军团》（The Regiment of Princes）中用暴风雨隐喻人从命运之轮上摔落的悲惨程度；利德盖特在《玻璃神庙》（“The Temple of Glas”）中用暴风雨的强弱隐喻内心的矛盾，在《颂扬圣母的歌谣》（“A Balade in Commendation of Our Lady”）中希望“恩典之风，现在吹进我的帆”，以便妙笔生花地赞美圣母玛利亚，把写诗赋意的创造力寄托在上帝能赋予他灵感和生命的“风”上。
这些书写都基于风的不稳定性、多变性和孕育生命的潜能等特点。
人们对狂风的解读把基督教、罗马神话和天文学结合了起来，折射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
12世纪的盎格鲁-诺曼语圣徒传《圣布列丹的海航》（The Voyage of Saint Brendan）通过描写风力强弱想象地狱和伊甸园之别：地狱中狂风怒吼，带火的刀片从中飞出，烟雾臭气熏天，魔鬼悲鸣哭泣；伊甸园是令人惬意的夏季，阳光灿烂，没有微风或狂风，没有乌云蔽日，寒风鲜为人知。
这种区别显然和风力强弱与人的舒适度有关。
安德鲁斯（Tamra Andrews）指出，从古代起，海员常把魔鬼和狂风联系起来，因为狂风常卷起海水，这使海员们相信魔鬼住在深海，从黑暗中出现并企图拉人下水，带来暴风雨、洪水、干旱、饥荒、雪崩等。
哈里斯（Alexandra Harris）指出，13世纪晚期，英国冬季太冷，夏季太干，即处于历史学家所说的小冰河时代；1315到1318年的大饥荒期间，持续性降雨、霜冻和大风改变了英国的农业耕作方式，东海岸尤其受到暴风雨袭击；而英国人则习惯敲钟，相信这会赶走随风而来的恶魔。
这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把“狂风”和“魔鬼”联系了起来。
坎普（Margery Kempe）在自传《玛格丽·坎普之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中持“无风不起浪”的看法；但利德盖特在短诗《送别托马斯·乔叟》（“On the Departing of Thomas Chaucer”）中向月神卢西娜和海神尼普顿祈祷，希望保佑乔叟在法国安全登陆，“不要有风和海浪起伏的麻烦”。
他向罗马神话中的月神祈祷，说明他认为海浪的起伏和月球有一定关系，同时也暗示狂风会卷起致命的巨浪。
海上的暴风雨引发人的恐惧感或带来悲剧性结果。这种恐惧感即今人所说的自然环境恐惧症中的“恶劣天气恐惧症”。
暴风雨引发的恐惧感、焦虑感和无助感使海上航行的人们认定这是上天的惩罚，成为人进行自我道德反省的外界刺激物。
在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的盎格鲁-诺曼语籁歌《桂尔德路埃克和桂丽阿顿》（Guidelüec et Guilliadun）中，微风突变为暴风雨，航船几乎失事，船员们把此解读为上天的惩罚，其中一人指出这是已婚骑士埃里杜克拥有情人桂丽阿顿有违上帝的律法所致，也即把暴风雨的出现归因于人的不道德行为。
在盎格鲁-诺曼语传奇《特里斯丹与伊瑟的传奇》（The Romance of Tristram and Ysolt）中，特里斯丹被挪威商人劫掠后，电闪雷鸣，暴风雨、冰雹、海浪使他们迷失了方向，船在海上颠簸，这些商人绝望和恐惧之余自觉死期不远，认为这是因劫掠特里斯丹引起，承诺若上帝原谅他们并送来好风，只要找到陆地就释放特里斯丹，而后黑暗立即消失，太阳出来，暴风雨即停，他们一登陆就兑现了诺言。
这些对暴风雨的看法也许和《圣经》中常把狂风和上帝在愤怒中惩罚人类的叙述有关：在《那鸿书》中，发怒的上帝乘着旋风和暴风出现；《西番雅书》说明上帝的大日是愤怒之日，也是乌云密布和四周漆黑之日；《哈该书》中，上帝说明他对人类的不满表现为用旱风和冰雹的攻击。
关于风或暴风雨的出现，乔叟和坎普同样把它解读为上帝或基督的意志。
在《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的《律师的故事》（“The Man of Law’s Tale”）中，故事讲述者律师说道，“有能力呼风唤雨的四大精灵（四个方向的风）/从东南西北侵扰大海和陆地；/是谁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命令：/不准许侵扰海洋、大陆和林地？/能够发出这命令的，只有上帝：/他使这女子不受暴风雨侵扰”。
他把康丝坦斯的幸存归结于上帝对风的有效控制。
在《玛格丽·坎普之书》中，神秘主义者坎普几次遭遇暴风雨，向上帝或基督祈祷之后暴风雨得以平息。
在她的异象（vision）中，基督警告坎普夜晚不要出门，因为“他会派去带有雷电的暴风雨”；他说不同星体皆服从他的意志，震耳欲聋的雷声、烧毁教堂和房屋的闪电、吹倒教堂和房屋的狂风都是他“派遣”而来；而后又以天降暴雨和细雨分别说明坎普大哭和啜泣的原因，两者分别代表基督之爱和圣母之悲。
坎普多次提到基督说“我派遣”或“我们的主派遣”，以示天气变化乃是神意。
她通过祈祷、对话和质疑等方式获得精神慰藉和帮助，把暴风雨的停止归因于上帝的恩典或基督的保护，把星体看作基督可控的客体和意志的表达。显然，坎普的气象学常识具有鲜明的基督教色彩。
但是，流放途中遭遇的不同类型的风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12世纪的盎格鲁-诺曼语诗歌《疯子特里斯丹》（La Folie Tristan d’Oxford）中受伤的特里斯丹被暴风雨吹到爱尔兰后才有机会疗伤，自我流放转变成了暴风雨救人的经历。
14世纪盎格鲁-诺曼语诗歌《论超级巨人》（Des Grantz Geanz）的叙述表明，暴风雨把希腊国王流放的三十位公主所乘之船吹到气候温润的英国，长女以己之名称其为阿尔比恩，即英国的古名。
这说明暴风雨扮演着惩罚者同谋的角色，和希腊国王的愤怒是一致的，但正是狂风使希腊公主到达英国并定居繁衍。
狂风把希腊和英国联系了起来，在英国文化血统的确立中起着推动和联结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微风或顺风受到推崇，在人的空间移动、情节推动和情境烘托中具有积极作用。
12世纪是盎格鲁-诺曼语文学发展的黄金期，诗歌中描写了风在人群流动中的作用：《哈夫洛克的籁歌》（Lai d’Haveloc）中，格里姆一行逃离丹麦时微风助他们安全到达英国；
法兰西的玛丽的籁歌《米伦骑士》（Milun）中，米伦父子乘船过海时微风使归途愉快惬意；在《霍恩的传奇》（The Romance of Horn）中，因为风势良好，霍恩顺利抵达爱尔兰海港，风成为他在爱尔兰大展宏图的助推手。
古神话认为，微风，尤其是春夏的微风，会给大地带来生命。
希腊神话中的微风女神叫奥拉，风神赫尔墨斯与黎明女神厄俄斯生育了四个儿子，即四大风神：西风（Zephyrus）、南风（Notus）、北风（Boreas）和东风（Eurus）。西风本像北风一样狂野，但在爱上花神后变得友善温和。
对英国作家有影响的12世纪法国神学家兼诗人里尔的阿兰（Alain de Lille）在《自然怨》（The Complaint of Nature）中提到了携带花朵的西风制止了北风发动的战争，在花海中沐浴，撒下女贞花，还令雪花落在草地上。
安德鲁斯指出，风存在于天空、海洋和地面，地面的风通常被看作巨人在搏斗或怪物在呼吸，海上的微风对古人来说不同于可怕的暴风或旋风；风在神话中被看作神，因为古人把它和生命与呼吸联系在一起，具有创造力和破坏力。
在《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General Prologue”）中，乔叟写道，“西风甜美的呼吸”吹进树林和原野的新枝中，说明西风给万物带来生机。显然，乔叟受到万物有灵论的影响。
对此描述，哈里斯指出，古典诗人从缪斯女神处寻找灵感，乔叟却用春风代替了缪斯女神，西风不仅让庄稼长出来，还给乔叟以呼吸。
利德盖特在《情人生命之怨》（“A Complaynt of a Loveres’Lyfe”）中指出，柔和的西风“有益健康，滋养着大自然/以至于小花蕾和小圆花/散发着快乐的呼吸/给了我们希望，他们的果子将/在秋季让人采摘”。
可见，西风不但滋养生命，还具有生命创造力。
哈里斯指出，英国的咏春歌在诺曼征服之前受到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11世纪中期源于德国的“剑桥歌”多处谈到“温柔的西风”。
以西风取代缪斯，从12世纪到15世纪，盎格鲁-诺曼语诗人和乔叟及乔叟派诗人传承了欧陆传统，彰显希腊神话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