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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讨论意大利人文主义问题时，研究工作者经常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它是否是个历史范畴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封建社会，或者还要早些，在奴隶社会是否存在；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是否仅仅是一种新的伦理观，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关于人的理论。
本文不准备全面、直接地探讨这些问题，仅想从一个方面，即从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来说明人文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导致人文主义的产生，还必须有其他政治、文化等因素映配合；但不能否认，资本主义萌芽是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
从思想内容来说，人文主义最早地表现为一种新的伦理观，它肯定人的价值；但是随着意大利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内容也不断发展和丰富，它在国家和法的理论方面，在自然科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反的，对时间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产生标志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由宗教的转变为现实主义的，或者说变为世俗的。
这一点在人文主义的时间观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受自然季节年复一年有秩序地往返变换的影响，长期认为时间是循环进行的。
当基督教在欧洲传播以后，人们对时间的看法就带着宗教色彩，终于形成另一种时间观，即教会的时间观。
教会的时间观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世界观是二元的，譬如说人有肉体与灵魂的区分，在宇宙间除尘世的王国外，还有遥远的天国。
奥古斯丁的名著《论天国》(亦译《论上帝之城》)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基督教世界观。
它把天国描绘为永世幸福，把尘世王国描绘为阴暗混浊，世界也就是实现神的预先命定的计划：发展和完善天国——上帝选民的王国。
十二世纪时，奥托·弗莱兴主教撰写了一部编年史：《论两个国家》，承袭了奥古斯丁的基本观点：尘世的王国是魔鬼的国家，天上的王国是基督的国家；两个国家是互相对立的，前者是暂时的，后者是永恒的。
奥托·弗莱兴认为人类由于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犯了罪而遭受不幸，直至世界末日，也即尘世王国的结束。待到天国的降临，永恒幸福出现，人类从而获得了再生，这就是人类全部历史的进程。
二元论的基督教世界观决定了教会时间观的二重性。
教会时间观认为，在短暂的时间之外，还存在先验的永恒，时间存在于尘世，永恒存在于天国；尘世的时间有始有终，从创世到世界末日；永恒则与上帝同在，上帝是无始无终的，所以永恒也是无限的。
时间与永恒相比只是一瞬间，因为尘世是悲苦的，人们只有通过奉行圣礼和施舍，进入永恒状态，才能享受极至的幸福，所以死亡成了值得歌颂的事。
十二世纪的一位诗人阿兰·里尔斯基写道：“要勤勉地、严肃地思索和细心地观察必然永逝的时刻。”
里尔斯基的诗句把人生的目的完全放在彼岸，由此可知时间(包括已经逝去的和还没有逝去的)只不过是走向永恒的过渡；时间之被人感受，是为了等待死亡，它没有创造的价值。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人，而不是上帝成了人文主义者世界观的中心；随着世界观的变化，其时间观也随之改变。
教会时间观把时间看成是人们忍受苦难的过程，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把时间看成为无价之宝。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在《论家庭》一书中借一个商人之口说了如下意思的话：人有三件天生地属于他并永远伴随着他的东西，这就是肉体、灵魂和时间。
后者至为珍贵，因为任何财物皆可自由地转让，甚至爱情、憎恨、愿望、哭笑等灵魂的行为也可与别人分享，时间却不能。
阿尔贝蒂还说：“谁善于利用时间，谁就成为他需求的一切的主人。”教会时间观把人的思想引向来世，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要求人们重视现世。从彼得拉克到圭却尔迪尼的二百年间，珍惜时间、善于使用时间已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座右铭。
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时间乃是一种天赋的具有神圣性质的财富，珍惜时间、勤奋好学被认为是人们的崇高品德，反之就要受到谴责。
文艺复兴时的一位传记作者皮斯基契曾详细、生动地叙述马内提抓紧一切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
马内提到二十五岁时才开始研究人文科学，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善于使用时间，才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所有的科学。
他一天至多睡五小时觉，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他每天从家中到桑多·斯皮里多修道院听逻辑和哲学课，九年如一日。他十分珍惜时间，从不浪费一个小时。
皮斯基契写道：“马内提憎恨那些没有德行的懒汉无益地浪费时间；他经常说：在生命结束时应该总结我们如何使用上帝所恩赐的时间，万能的上帝如同商人把钱交给现金保管员，吩咐他投入流通后，希望目睹他怎样支配此笔款项。”
在文艺复兴时期，重视现世的思想相当普遍。
一位十四世纪的贵妇人在给她的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有时间的人却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他就失去了时间。”
文艺复兴时期因反对禁欲主义而滋生起来的享乐思想也使人们注重现世。
一首诗这样写道：
“多少美妙的青春啊!
然而只是一瞬间。
让我们唱吧!笑吧!
祝要求幸福的人幸福，
不要期待明天!”
还有一点不同，教会时间观认为过去和现在只有在彼岸世界才能得到证实，人文主义者从现在出发去理解过去和展望将来。
费奇诺把他所处的时代看作象黄金一样宝贵。
他说：“歌颂我们的时代吧，……它是一个黄金的时代。”从这个观点出发，由彼得拉克开始的一些人文主义者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处在一个新时代。
这个时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有相似之处，与处于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时代却大不相同，由此得出中世纪的时代概念，形成了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论。
古代和现代是历史发展的两个高峰，而中世纪是黑暗的、倒退的时代，它应该结束。
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与教会作家提出的人类的历史进程(先是罪恶统治的尘世王国，继之是世界末日的到来，最后是天国降临)的观点是何等的不同!
人文主义者注重今天，但也希望明天，尤其表现在人文主义者的追求不朽声誉方面。
费奇诺写道：“人，力求使自己的名字留在子孙们的记忆中，他因不能在以往任何时候享受荣光，不能在未来获得人民尊敬而痛苦。”
渴望把自己的声名传诸不朽的心理在中世纪的市民阶层中早已形成。十二世纪一位行呤诗人为换取一件外衣出售他的诗歌，就是拿他可以使人传诸不朽或没世无闻这一点来威胁人的。
不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渴望声名永存的欲望更为强烈。彼得拉克公开承认，他宁愿名传后世而不愿声闻当时。
有时人们为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序言中，非难他的前辈列奥那多·阿雷提诺和波吉奥不懂声名的重要。
他说：“他们的错误很大，并表明他们对于人们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得很少，有多少人为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啊!”
从马基雅维利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人们已把渴望尘世的声名不灭代替了对天国中极乐的追求。在内心里，在实际行动上排除了教会的二元论的时间观，虽然人文主义者还没有到达否定上帝的思想水平。
时间观不同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条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中世纪的欧洲，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人们驾驭自然的力量相对微弱，谋生的途径比较狭窄，生活比较贫困。
人们劳动的习惯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节奏十分缓慢，时间对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此外，在中世纪，等级森严，处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包括市民在内受到封建主的各种剥削，当时又不存在摆脱现状的阶级力量，所以人们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来世思想，把希望寄托在天国，把敬奉上帝作为生活的重点，其结果是中世纪的圣日之多，所用时间之长令人吃惊。
以复活节为例，它在基督教世界是与圣诞节同等重要的节日。
罗马时期的尼西亚会议规定，复活节为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天(3月21日——4月25日之间)，但在实际上，中世纪时的复活节不是一天，而是要持续一百二十天时间的一个周期，复活节开始于复活节礼拜天(现在欧洲人通常过的)之前的九个星期，结束于复活节礼拜天以后的第八个星期，复活节礼拜天在当时仅是整个节日期的中心。
基督教关于人的无价值观点决定了时间的价值，时间只不过是走向永恒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