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三年，朝廷向京城的中下级官员们抛出一道考题，即让他们献计献策，探讨对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有何良策。还特意表明，官员们能毫无拘束地表达观点，可尽情阐述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聆听话语时不能一味秉持老实的态度，而是需要转换思维，尝试以反向的视角去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意思。
朝廷虽特意注明可让人畅所欲言，但实际上折子呈上去，最终是由嘉庆皇帝审阅。既然是给皇帝看的折子，又怎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自然是不行的。故而，越是被允许畅所欲言，就越得谨言慎行。
有个叫洪亮吉的官员不明就里，一逮着给皇帝上折子的机会，便大笔一挥。他没提如何镇压白莲教，反倒借机猛批时政，称社会、治安、民生、制度、国防、朝政等都存在问题，把大清朝说得一无是处。
奏折撰写完毕后被呈送至宫中，嘉庆帝将其拿起阅览，瞬间龙颜大怒，脸上满是愠色，显然这份奏折的内容极大地触怒了他。
嘉庆即便生气也无济于事，毕竟当时乾隆太上皇尚在世，大权掌握在乾隆手中。嘉庆名为皇帝，实则形同虚设，并无实权。像官员的调动、升降以及处分这些事宜，嘉庆都得先向太上皇汇报。
汇报之事极为麻烦，嘉庆为避免横生枝节，强忍着满腔怒火，一把将折子扔到一旁，决定暂且对这件事不予理会，先不做处理。
按常理，嘉庆未处置洪亮吉，他本应感到庆幸。然而他非但不如此，还满心愤懑。在洪亮吉看来，自己苦心洋洋洒洒写了诸多内容呈给皇帝，皇帝却毫无反应，这分明意味着皇帝不看重自己，朝廷也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洪亮吉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愤懑之情在心底翻涌。他不再犹豫，心想干脆回家，这差事不干了！于是迅速辞去了所有职务，转身踏上了归乡之路，回到了宁静的乡下。
没过多久，太上皇乾隆离世，嘉庆开始亲自主持政务。嘉庆亲政后的首要举措便是惩处和珅，以整顿朝纲，展现新的治理气象。
和珅乃众人皆知的大贪官，扳倒和珅后，朝野上下气象一新。彼时赋闲在家的洪亮吉觉得，嘉庆皇帝并非昏君，还比较靠谱，不然又怎会有能力将和珅处置掉呢。
于是洪亮吉对朝廷的信心逐渐恢复，萌生出重返体制的想法。他渴望再次踏入官场，继续担任官职，将自身的才学与精力投入到为国家效力的事业之中。
大家都清楚，京官这一职务令人垂涎，极为稀缺。别以为辞职是件轻松事，若想之后再复职、继续干，那可难如登天，基本没什么可能性。
洪亮吉并非无计可施，得益于他在朝中有人脉。当时的本朝吏部尚书朱珪，洪亮吉不仅认识，而且二人颇为熟络，交情匪浅，这也成了他能有办法的缘由。
洪亮吉随后找到了朱珪，希望朱珪能为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他怀揣着对工作的期待，想着借助朱珪的资源与能力，能顺利获得一份适合自己、得以施展才华的差事。
吏部尚书堪称帝国人事系统的头号人物，给洪亮吉安排份工作易如反掌。但洪亮吉一心想做京官，此事非同小可。为稳妥起见，朱珪并未擅自做主，而是将此事上报给嘉庆皇帝，等候领导指示。
往昔洪亮吉曾给嘉庆呈递批评意味颇浓的折子，这使得嘉庆对他印象欠佳。嘉庆无意重用洪亮吉，便将其安排进翰林院，让他从事编书工作，以此来安置这位不受青睐的官员。
洪亮吉进入翰林院后，在编了数月书籍后，深感这般日子乏味。他此次归来，心怀报国之志，渴望实现理想，期望能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明白自己需更广阔的平台施展才干，而非在翰林院编一辈子书。
此外，后来嘉庆皇帝曾到翰林院巡查工作。不清楚嘉庆是有意针对洪亮吉，还是如实评价，他指出洪亮吉工作态度不够认真，编书的水平也较为普通。
洪亮吉原本在翰林院任职，自觉颇受冷落。此次皇帝对他进行批评，他愈发难以承受，心中愤懑不已。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他果断选择第二次辞去职务，转身踏上了返回家乡的路途。
在此次返家之前，洪亮吉做了件颇具影响力的事。他撰写了一份折子，毫不留情地针砭时政、批评皇帝。他指出官场乌烟瘴气、官员庸碌无为，还直言皇帝用人不当、赏罚失度且不够勤勉，随后便将折子呈了上去。
为何说励精图治尚未完全得法呢？自三四月起，上朝时间渐晚。私下担忧退朝之后，那些俳优及亲近狎昵之人，会有不少以言语迷惑圣上听闻，干扰治理决策。
洪亮吉直言，皇帝在励精图治方面尚有不足，早朝竟会迟到。下朝之后，他担忧皇帝会与倡优戏子往来，认为皇帝如此行事极易受到迷惑，难守清明。
实际上，嘉庆在大家眼中是个较为平庸的皇帝，他自己也常提及自身的平庸。不过，这种话只能皇帝本人来讲，身为大臣可没资格说，大臣要是说就不合适了。
嘉庆虽说才能平庸，却极为勤奋，甚至比其祖父雍正还要勤勉。他每日休息时间极少，从未有过上朝迟到的情况，也绝无留恋戏子之类的荒唐之举，始终兢兢业业于政务。
嘉庆皇帝觉得，洪亮吉呈上的这份奏折，不只是批评，还有抹黑之嫌。在嘉庆帝看来，洪亮吉此举并非真心为献良策、进忠谏，而是因其自身工作不如意，在借机发牢骚罢了。
龙颜震怒之下，事态变得极为严峻。皇帝当即下令，迅速派遣人手将洪亮吉缉拿归案。
人已被抓，可对于皇帝而言，如何处置洪亮吉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在处理方式的抉择上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时难以决断。
嘉庆亲政后，专门颁布旨意，鼓励全国官员踊跃上书。他希望借此广开言路，全方位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与批评，以更好地治理朝政、了解下情。
洪亮吉所呈的折子，能否归为积极上书的范畴呢？
这是经过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在遵循相应规则与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明确的结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反映了经过运算后的最终认定情况。
本是皇帝你主动让大臣上折子批评自己，如今洪亮吉真的上折子提了点意见，你却不乐意要惩处他。这既显得皇帝你心胸狭隘，若真处理洪亮吉，影响也不好，众人会以此为鉴，谁还敢再上折子，言路岂不是就此堵塞。
唐代史学家吴兢著有《贞观政要》，该书总结了唐太宗在位时治国的得失。在这部书中，记录着这样一句话：
善于进谏之人，必定会先顺着对方的情绪与心意。因为只有先让对方在情感上得到认同和接纳，后续的谏言才更有可能被认真对待、被采纳，如此进谏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若想成为善于进谏之人，就得注重方式方法。思考该如何表达，怎样委婉地传达想法，要综合考虑上书的时间、动机、态度，还有对统治者的了解。如此进谏，既不让皇帝尴尬发怒，又能使其有所感悟甚至改正，这便是善谏。
在古代，有一种理念叫杀身成仁，意思是为了成就仁德，能够舍弃自身性命。那些敢于直言、不顾后果向君主进谏的人，通常就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将大义置于生命之上。
这样的人是否存在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通常怀揣着非凡的勇气，具备高尚的品质，且有着孤傲的性格特质。
诚然，某些情况下，舍生能成就仁德，却未必能达成所愿。你一番慷慨陈词，所言皆是赤诚之语、利国利民之策，然而皇帝充耳不闻，反倒对你加以惩处，如此便只是成仁，却未成事。
洪亮吉的做法显然没给嘉庆留丝毫情面，他说话太过毫无顾忌。他确实做到了直言进谏，可却没掌握好进谏的技巧，未能做到巧妙、妥善地进谏。
《诗经》当中存在这样一句话：
表达意见的人不会被怪罪，而听到这些意见的人则能够将其作为警戒，以此来规范自身言行，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错误，促使自己不断改进提升。
向君主上书进谏之人，不应因其言辞直爽而被惩处。身为君王，面对谏言，若自身确有过错就及时改正，若没有就当作提醒自我勉励，这便是所谓的纳谏。
显然，嘉庆在纳谏方面做得并不合格。洪亮吉相关事宜上，嘉庆未展现出纳谏的态度，直接下令将其抓捕，随后把案子交由刑部进行审理。
刑部仔细琢磨圣上的心思，觉得洪亮吉此次可把圣心给惹恼了，这事儿非同小可。基于此判断，刑部便给洪亮吉定了死刑之罪。
嘉庆皇帝反复斟酌后，觉得这个处罚太过严重。在他看来，洪亮吉罪不至死，如此惩处并不妥当。于是，皇帝再三权衡，免去其死刑，将刑罚改为流刑，把洪亮吉发配到新疆伊犁。
嘉庆四年八月，皇帝下达处罚决定后，洪亮吉旋即踏上行程。彼时，既定的惩处已然落地，洪亮吉没有过多耽搁，依照安排即刻出发前行。
数月时光悄然流逝，转眼间便来到了嘉庆五年的春日。
这一年的春天颇为特殊，北方遭遇严重旱灾，持续无雨。古代农业对天气依赖极大，没雨的话播种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农民心急如焚，嘉庆皇帝也焦虑不已，无奈之下，皇帝只能频繁进行祈雨活动。
在古老的往昔岁月里，世间存在着祥瑞之象。这些祥瑞被视作吉祥与福泽的象征，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愿景，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为那个时代增添了神秘色彩。
铁树绽放花朵，干涸荒井涌出泉水，神鸟凤凰现身，麒麟突然出现，这些都被视作祥瑞之象。其真假先不细究，反正只要民间上报有祥瑞，便会被认定是皇帝德行高尚的体现。
古代人相当迷信，普遍觉得天上存在一位神灵，世间万事万物皆由其主宰。上天虽不言语，却会借各类自然现象表明态度。皇帝治国有方，各地便会呈现祥瑞；若治理不善，上天降罚，就会有洪涝、干旱、蝗灾等灾害降临。
嘉庆皇帝瞧见开春遭遇大旱，心想许是自己德行有亏、行事不当才触怒上天。于是，他陷入深刻反思，而后开始践行诸多善举，冀望以此求得上天谅解。
皇帝为求降雨举行祭天仪式，然而雨未降临；接着皇帝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可雨依旧没有落下；之后皇帝又号召王公大臣一同祈雨，遗憾的是，雨还是没有来。
嘉庆在经历痛苦反思后，做出艰难抉择。他觉得自己此前某些行为可能触怒上天，于是当机立断地下诏书，对曾被自己流放的洪亮吉予以赦免。
嘉庆在诏书中称，如今才发觉洪亮吉的上奏并无瑕疵，确属爱国忠君之良言，对自己启发极大。他不再恼怒，反而每日研读洪亮吉的折子，还盼洪亮吉日后多上此类折子，也希望众人皆以洪亮吉为榜样。
诏书刚一颁布，刹那间，天空中电闪交织、雷霆轰鸣，紧接着，如注的大雨从天际狂泻而下。
诏书迅速传至新疆，彼时洪亮吉刚抵达伊犁。押送官吏告知他，洪大人运气极佳，皇帝已将其赦免，让他回去继续任职，说不定往后还会对其委以重任。
随后，当地的官员安排车辆，前去将洪亮吉接回。他们迅速落实这一事宜，调配合适的车辆，以确保能顺利把洪亮吉接回当地。
此次，洪亮吉拒绝了，毅然留在伊犁。在我国北疆，他开启自由游历之旅，途中记录诸多风土见闻，写下旅行游记，还创作了大量诗篇。随后徒步约四千五百公里返回家乡，此后深居简出，一心创作，不再过问政治，终成清代极负盛名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