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率部驻扎福建长汀的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接到了顶头上司蒋鼎文发来的密电，密电是转蒋介石的指示，要求把瞿秋白“就地枪决”。

直至解放后，宋希濂被俘后，此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后来，在政协工作的传记作家汪东林专门采访了宋希濂，并将瞿秋白就义前的经过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通过宋希濂的描述，瞿秋白在就义前大义凛然的形象跃然纸上。

据宋希濂回忆，瞿秋白在就义前很从容，他只是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把他在狱中这几个月写下的遗稿带出去发表，这其中包括长文一篇《多余的话》。

尽管瞿秋白在生前就考虑，这份遗稿未必能顺利发表，但事实上在他就义后不久就公开发表，然而引来的争议却绵延了近半个多世纪。

这恐怕也是瞿秋白万万没想到的。

瞿秋白是革命烈士，这是毫无疑问的。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在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就提到过瞿秋白的名字。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也是在瞿秋白牺牲后，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给瞿秋白做出的重要评价。

毛主席曾高度赞扬瞿秋白：

“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此后历年，对瞿秋白的评价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图|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

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情况有了变化。

这个变化的起源，恰恰是瞿秋白在狱中写的那份遗稿《多余的话》。

当时，我党对这篇遗稿的态度是——不相信。

后来抗战爆发后，有人曾向我党出售自称是瞿秋白遗稿的文稿，但被我党以伪造拒绝。

尽管对瞿秋白的牺牲，我党充分肯定了他的斗争和牺牲，但对这份遗稿《多余的话》，并不是很认同，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瞿秋白《多余的话》不是通过地下党组织渠道传递出来的，因此究竟是否是其生平所撰述存在疑问。

比如方志敏烈士当年在狱中，就曾亲手写下十数万言的材料，后来这部分材料在送出时遇到很大难题，因为敌人是不允许他们同外界有联系的。

通过资料不难看出，方志敏在狱中所撰写的遗稿，在送出时曾历经许多磨难，但因为所有参与过文稿转送的当事人建国后还健在，他们对这部分经过回忆很详细，特别是如何送出，如何出版都有详细记载。

然而瞿秋白《多余的话》显然并没有这个过程，这篇文章并不是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交通渠道发表的，而是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

也正因为如此，《多余的话》显然就有疑问，到底是敌人假托伪作，还是瞿秋白临终前写的供述材料，就存在很大疑问了。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当局在刊载《多余的话》的时候，并没有当做瞿秋白临死之前所写的变节悔过书。

陆定一回忆，六十年代时，李克农曾问他，说瞿秋白的遗稿《多余的话》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手中，他表示要卖，我们要不要买回来。陆定一当时认定这份遗稿是国民党伪造，不肯卖。

可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陆定一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过这件事，当着毛主席的面，周总理表态说看过这份稿件的真迹，是瞿秋白的笔记。

二、《多余的话》所表达的精神意志。

方志敏与瞿秋白都在敌人的狱中留下了珍贵的文稿，然而不同的是，方志敏在自己的遗稿中，热情洋溢的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平，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与期待，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除了回顾自己革命历程外，大多数都是在讲自己书生从政，力不能胜的感慨，显得有些伤感、消极。

按照我党当时对党员纯而又纯的要求，瞿秋白这份文稿的内容显然与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的形象不同。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

对《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杨之华认为是假的，她的理由是一一要是真的，国民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一定会把手迹公布出来。

反倒是当时在延安看到这份遗稿的丁玲认为是瞿秋白所写：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我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

瞿秋白的遗稿《多余的话》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被认可。也就是说在当时，对瞿秋白的评价虽然仍然属积极正面，但都不约而同的略过了《多余的话》所带来的争议。

1962年，香港自联社出版了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了《多余的话》。而1963年，戚本禹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则把这篇文章一下子顶到了风口浪尖上。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名将，曾率部与清军血战，并在太平天国后期苦撑危局，然而他在被俘后，却写下了数万字的自述，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团，引发史学界广泛争议。

有人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后留下的自述，是他变节投降的证明，虽然也有不少反对的意见，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李秀成可能变节投降的说法占据了主流。

特别是在1963年《评李秀成自述》发表以后，有人想起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就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认定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是“晚节不保”。

一开始只是宣传上，慢慢减少了对瞿秋白的宣传，随着后来风波到来以后，瞿秋白身上逐渐多了一顶“叛徒”的帽子。

1972年，瞿秋正式定性为叛徒。

1973年，受特殊年代影响，被关押六年之久的杨之华病逝，她没能等到丈夫正式平反便含冤离世，而她所写的回忆丈夫的书稿《回忆秋白》则被打入尘埃，直至多年以后才出版。

哪怕是后来拨乱反正以后，因为《多余的话》本身影响较大，对瞿秋白的平反一度也很困难。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率先提出为瞿秋白平反。

1979年2月1日，陆定一写信给中纪委的陈云、黄克诚，并专门就瞿秋白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要求复查该案。同时，陆定一对来家里拜访的瞿独伊说，要她赶紧写信反映她父亲的情况。

在社会风气已经逐步好转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院陈铁建写了《重评〈多余的话〉》，于1979年3月刊载在《历史研究》第三期，公开为瞿秋白平反。

陈铁建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在瞿秋白问题尚未查清的情况下，陈铁建这种做法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陈铁建也是幸运的。

1979年6月，陈铁建受邀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与会者要求他在会上讲瞿秋白的事情，以便于所有参会者对他发动“批评”。

陈铁建挨了两天“批评”后，就接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转来中纪委的函，与复查瞿秋白案的工作人员汇合，参加复查工作。

原来瞿独伊给中纪委写信后，中纪委立即着手成立了调查组，对外称“第八组”，全面启动对瞿秋白案的复查工作。

就在陈铁建文章发表后不久，瞿秋白的妹妹，已经79岁高龄的瞿轶群给中纪委也写了封信，要求复查兄长瞿秋白案，陈云接了这封信后，转给了胡耀邦，胡耀邦在信上批示：

“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

陈野苹任中组部副部长，他看了这封信后，将信批转给了中纪委第八组。

几乎是在同时，陈铁建受邀到上海，并向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详细的说明了自己了解的情况。

事实上，对瞿秋白问题的调查不算很困难，不光是很多资料在，很多当事人也都在，客观上提供了非常多的证据。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公安部就对瞿秋白被害一案进行过调查。

1954年，湖南省公安厅根据被捕的、当年曾参与杀害瞿秋白的两名凶手的口供材料，在公安部指示下追查，同年10月，公安部十三局又组织了专门的力量对该案进行调查。

整个调查过程历时十年，至1964年10月19日，公安部完成了《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这篇报告事实依据充分、证据确凿，证明瞿秋白烈士在狱中关押期间没有出卖党组织以及同志等叛变行为。

可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因为一些因素影响，致使本来只是有点争议的“批瞿”变得公开化，所以在1972年，有关部门正式做出结论：

“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也因为有这个文件在，到1979年中纪委第八组对瞿案复查，并依据事实提出为瞿秋白平反后，未被1980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所采纳。

尽管瞿秋白在当时未获正式平反，但却为极大推动了瞿平反。

特别是对瞿秋白的遗稿《多余的话》的审定。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报告中最直接的指出：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

报告明确了一点，即瞿秋白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图|1983年春节陈云接见部分在京烈士后代（前排右二为瞿独伊）

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纪委向十二大做工作报告，并提到了对瞿秋白案复查的情况：

“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至此，瞿秋白彻底获得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