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获得平反后，许多因受他牵连的老战友也正式获得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刘人寿夫妇也被落实了政策，其中刘人寿出任了上海市委统战部顾问，而他的夫人黄景荷则是享受厅局级待遇，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两人选择了离休。

不过，刘人寿因为当年从事的是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因此在获得平反以后，仍然选择深居简出，也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事实上，他的这一选择，同许多曾经历地下工作的同志一样，因为党没有叫他们讲，他们就不讲。

图|刘人寿晚年

即便是有人问起他们的遭遇，刘人寿也只有一句话：

“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我和李白等牺牲的战友以心同行！誓言无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刘人寿偶然读到了权威单位出版的《李克农传》，在翻看之余被其中一段话吸引：

“1948年9月，潘汉年上海单位所发《徐州剿总情报》，包括该剿总所辖兵团、番号、将领、驻地，敌对我方方针的估计及敌方措施，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我军决策有参考价值。”

刘人寿惊觉，这句话中所称的“有关淮海战役最早、最完整的情报”，是他亲手签发的电文。

刘人寿1939年初便被派往上海，成为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一名内部工作人员，曾奉命打入日伪当局搜集战略情报，极富有地下斗争经验。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考虑到国民党可能对国统区潜伏的地下党组织疯狂破坏，因此决定将一部分已经暴露或者说长期活跃的同志撤出。

潘汉年因为经常露面的关系，也在被撤离之列。

考虑到上海情报系统的主要领导人张唯一也要撤离，潘汉年在离开之前，让刘人寿接管了当时上海的情报系统。

据刘人寿后来回忆，当时张唯一撤离后，上海的情报系统在他的领导下，搜集了不少有关军事、政治和敌特情报，并源源不断的通过他手中的电台陆续送到了延安。

其中比较大的手笔就是在1948年获取的徐州战场有关的情报。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巧合说起。

1948年6月，蒋介石在徐州成立“剿总司令部”，并整合精锐组建机动兵团，意图掌握中原、华东地区的战略主动权，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吴仲禧接到蒋介石命令，调徐州剿总任职。

不过，蒋介石并没有想到，吴仲禧是我党潜伏的地下党员。

吴仲禧1895年生人，辛亥革命时曾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后来考入武昌陆军第2预备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毕业后历任援闽粤军龚师曾旅参谋、广东肇庆西江讲武堂教官、粤军徐汉臣旅中校主任参谋，是粤军出身的高级将领。

不过，吴仲禧早年便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并多次反对他，后来因缘际会结识了中共秘密党员、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的王绍鏊，使得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早在北伐时期，吴仲禧便倾心于中国共产党，他当年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共产党员人数众多，他任第四军26师副师长、代师长时，麾下便有一著名的共产党员蒋先云，他曾向蒋先云提出入党的请求，奈何蒋先云早早牺牲，加上后来宁汉合流，这件事没了下文。

1936年，吴仲禧投奔了老长官——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张发奎，出任苏浙边区晋绥公署处上校作战科科长，王绍鏊劝说他鼓动张发奎参加抗战，吴仲禧趁机提出入党的请求。

1937年6月，经王绍鏊、何克希介绍，吴仲禧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吴仲禧的儿子吴群敢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自始至终也不知情，直至1946年一次偶然接头中，父子两人才知道实情。

那时的吴仲禧已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并受潘汉年、张唯一委派，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阵营中进行军事情报工作。

后来吴仲禧送出了很多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期间，负责搜集了华中敌军的情报，为刘邓转战大别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吴仲禧在得知自己即将调徐州剿总后，立即通知了已经潘汉年，那时他还不知道潘汉年已经撤到香港的情况，在潘汉年授意下，吴仲禧与在上海的刘人寿取得了联系。

根据指示，吴仲禧需要尽快掌握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一手情报。

吴仲禧也不耽搁，直接就找了老友、已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

吴石与吴仲禧是同乡，两人当年一起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后来受吴仲禧的影响加上对国民党当局悲观失望，思想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

吴仲禧1946年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也是托了吴石的关系。

为了获取情报方便，吴仲禧后来还托吴石直接把他调到了国民党国防部委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以便于他借着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至1947年以后，吴石在了解了吴仲禧从事地下工作后，也欣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将搜集到的情报告诉他。

吴石得知老友被派往徐州剿总工作后，给他写了封信，并叮嘱他：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生是我的学生，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请他多关照你。”

1948年8月，吴仲禧带着吴石的介绍信奔赴徐州，巧的是在他去的当天，刘峙、杜聿明到前线视察去了，负责接待的就是徐州剿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

李树正看了吴石的信后，对吴仲禧颇为尊重，连连口称“吴老师”。

不光是如此，也是因为有吴石介绍，李树正对吴仲禧的到来并不怀疑，还拉着他一起到作战室去看徐州剿总兵力部署图等等情况。

吴仲禧装出一副对前线战事漠不关心的架势一味敷衍，李树正见状，还以为这位“吴老师”过去受冷落多年，对前线战事置身事外，于是大大方方的把吴仲禧带到那张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边，详细的介绍起了兵力部署的情况。

李树正哪里知道，吴仲禧表面上虽然不关心，但内心却在暗暗记，因为时间仓促，吴仲禧第二天还又找借口专门去了一趟，记了第二遍，还把一些相关的信息写在了笔记本上。

在了解清楚徐州剿总前线布置后，吴仲禧也不做停留，他找到李树正，借口身体有病，希望回南京就医，李树正也毫不怀疑，只以为这位老师身体状况确实有问题，不假思索的就代刘峙同意了他回南京的请求。

吴仲禧虽然口称是去南京，但实际上是秘密前往上海，把情报交给了上海的情报系统，刘人寿、黄景荷立即通过电台，把这一情报发到了西柏坡。

时隔多年后，吴仲禧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不免有些感触：

“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刘人寿、吴仲禧、吴石虽然完成了送出淮海战役的情报，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央收到了第一份有关淮海战役的情报。

毕竟在解放战争时，各地区、各部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刘人寿所负责的上海的情报系统，只是其中一支。

吴仲禧后来在渡江战役之前，还通过在国民党联勤总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鲁矗，送出了汤恩伯签署给江阴至芜湖一带负责江防的10个军的作战任务和后勤补给命令，因为当时他与上海之间的联系断绝，吴仲禧冒着很大的风险跑了一趟香港，把这份情报送了出去。

吴石就是有名的“密使一号”。

到解放战争末期，吴石已经有了起义的打算，他从国防部转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就带走了国防部大约500多箱的军事资料，打算在福州起义的时候，把这批资料交给解放军。

1949年7月，吴石经福州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并明确告诉他：

“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我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

吴仲禧当时其实可以不去台湾，就在福州等待起义，但他考虑到解放军还要解放台湾，出于实际考虑，他决定跟随国民党军撤到台湾去，以便收集情报。

吴仲禧那时还要劝，吴石却表示：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吴石为了不惹人怀疑，还带走了家眷，只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

可惜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加强了控制，并展开对潜伏台湾的 地下党组织破坏，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后，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吴石因为一张签发给华东局女情报员朱谌之的通行证而暴露身份被捕。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四人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吴石将军临刑前，在狱中容吟诵了所作的一首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