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亮剑》中，能够轻松拿捏李云龙的人并不多，但“老师长”绝对是其中之一。

这位“老师长”的原型，即是开国元勋——刘伯承元帅。

《亮剑》后半部分，李云龙、丁伟、孔捷等人前往军事学院学习，这所军事学院便是1951年元旦于南京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由刘帅担任院长。

1957年9月13日，为军事学院呕心沥血6年有余，刘帅离任。

自此之后，这位中外著名的卓越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也是事实上地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

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原因？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

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

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19岁的刘伯承毅然剪掉了辫子，投身民主革命。

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县城的战役中，刘伯承右眼中弹致残。

治疗时为了不损伤脑神经，刘伯承坚持不用麻药，如此举动较之演义中的“刮骨疗毒”，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主刀医生赞其为“军神”。

穿过了民主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身体上的再多伤残，也是在所不惜，将近40年的时间，刘伯承始终为“拯民于水火”的志向而战。

厉兵秣马，沙场百战，后来的“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实至名归！

建国之后的短时间内，空军、海军、防空部队、公安部队、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机构相继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单一的步兵，逐渐朝着诸多兵种合成军队的方向发展。

随着各军兵种的相继建立，势必就得将现代军事科学教育、诸多兵种协同作战训练等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之上。

1950年6月，中央以萧克为部长，成立了军训部，统一指导全军的军事训练。

在军委会议上，朱老总、周总理、聂帅等人都认为，应该在战争年代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并且各军兵种都要建立起各自的专业技术学校。

而最重要的，是要创办一所专门教育、训练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

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从北京传到了西南。

肩挑西南军政重担的刘伯承极感振奋，因为这是他一直都想干的事情，“建军必建校、治军必治校”也是他一贯的主张。

为此，刘伯承毅然给中央写信请辞，请求辞去自己“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请求让自己担起筹建陆军大学的重任。

年近花甲的刘伯承在信中说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难就难在干部培养，而这其中最难的，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职务，去办一所军事院校。”

中央很快同意了刘伯承的请求，他于1950年10月27日飞离重庆前往北京。

抵达北京之后，刘伯承立即投身紧张工作，并将“陆大”校址选在南京紫金山下，这里原是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防部”所在地，占地约有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近47万平方米，操场广阔，各方面的条件也较好。

1951年1月1日，经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担任院长。

仅短短数年，军事学院就发展至鼎盛。

至1956年，军事学院已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化学兵等12个系，拥有学员3000多人，成为了全军最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事实上也可以说，刘帅算是从1956年冬开始，就离开了军事学院。

由于年事渐高，创办军事学院之后的日夜操劳，加之多年战争所受的身体创伤，已经64岁的刘帅越发感到精力难支，他的脑袋、眼睛等都出现了各种病症，不得不于1956年11月6日赶赴上海就医。

人虽离开，但他的心却始终留在了军事学院，时常都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

在上海治病几个月之后，一份国防部的报告摆在了刘帅的面前，这份报告让他的心情感到格外沉重。

在此之前，1956年的4月，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作，在提及探索建设道路方向的同时，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不能机械搬运”，并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1956年5月，刘帅在军事学院的会议上，对学院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1956年8月，刘帅赴京出席会议，先后数次从北京写信给学院党委，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的方法，勇于担责的他在信中说道：“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等主要领导的责任。”

由此也能看得出来，刘帅对于实际工作中的反对教条主义，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诚恳的，也是积极的。

1957年2月，国防部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于3月初作了一份专题报告，也正是这一份报告，使得身在上海的刘帅心情沉重。

报告中对军事学院创办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缺点都进行了评价：“为海、空、炮、装等各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建立了基础，培养了一批干部......但教学中存在很大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院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报告中分析，产生错误、存在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一是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教学无所依据，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编写；二是学院人力不足，不能兼顾我军的各种经验等，这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在主观原因的分析上，报告中就显得过于武断了：“反对教条主义是必要的，而学院党委依旧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对于这一份报告，刘帅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他在上海医院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等，包括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与原则是正确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应该属于具体执行上的问题。”

承受着巨大压力，刘帅与学院的一众领导，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婉转地表达出自己的原则与立场。

1957年7月，接受过3年正规训练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军事学院也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刘帅又被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

1957年8月，刘帅给毛主席、彭总写信，说自己原本就是残衰之躯，6年的学术工作已经很是吃力，加上1953年又患上了虚脱症，脑、眼、神经、创伤等多处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以胜任工作，故而请辞。

刘帅的这一请求，最终得到了批准。

1957年9月13日，仍是身在上海的刘帅离任军事学院院长，由廖汉生接任。

这一年，刘帅病痛缠身、心中忧虑，他在医院中自嘲为一辆长久用损的汽车，反反复复地小修，总不见好，再经过几年过度使用之后，最终成了一辆难好、易翻的破车。

刘帅的左脑后部、两处太阳穴处时常肿痛，眼泪时常止不住地流，以致于头部晕眩。

为了缓解他的焦虑，医生建议他外出疗养。

这一年的深秋，刘帅拖着病躯去到了黄山，并作诗道：

抗日之军昔北去，

大旱云霓望如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

从此云天雨亦多。

时间转瞬到了1958年，身在外地疗养的刘帅收到指示，赴京出席会议。

在启程前往北京的时候，刘帅一夜无眠，左眼球变得通红，到了北京之后便患上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正常眼压为20度），不得不立即入院治疗。

在医院中，刘帅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准备着检查材料。

对于是否要让刘帅在会上作出检查，毛主席曾关照说：“让他好好休息，可以不来，表个态就行了。”

对此，刘帅的老搭档邓公也说道：“他工作积极认真，尊重组织，如今已是66岁了，而且身上满是伤病，不要搞得那么紧张。”

陈老总则是直接赶到医院，对刘帅说道：“写个啥子检讨？要写我帮你写，我们写个一百字就行。”

尽管如此，刘帅还是要坚持出席会议，并决定在会上进行工作检讨。

1958年7月10日，当刘帅由人搀扶着出现在怀仁堂，1000多双眼睛便紧紧地锁在这位老人身上，全场掌声大作，延续了大半分钟。

这是他们许多人的“老师长”，也是许多人的“老院长”，掌声代表着他们对于这位老帅的由衷爱戴与深刻谅解。

在讲台上，年近古稀的刘帅宣读了自己的检讨，他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并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然而在如此的环境下，刘帅自然也免不了要对自己过分苛责，一些自我批评的话显然也是过了头、违了心的。

这一次会议之后，刘帅短暂地回到了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帅携眷移居北京，在他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人一路送到江边，送别老院长。

抵京之后，刘帅出任中央军委的战略组组长，时常走访部队、走访边关，针对各种存在的问题进行研判，包括自己对于未来战争的想法，对于武器的研究等等，他都作成了报告进行呈报，奉献自己的力量。

晚年时分，由于饱受身体创伤的折磨，刘帅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

1970年，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等院校进行合并，即将成立解放军军政大学的消息之后，刘帅极为高兴，决定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近3000册军事理论图书送给军政大学。

1972年，刘帅的左眼也失明了。

1973年，刘帅因为长久以来的病痛，逐渐地丧失了思维能力，自此再也没能离开过医院。

在刘帅开始进行长期治疗后，毛主席亲自过问病情，周总理曾多次到医院进行探视，并作出了“刘帅的病要以养为主”的指示。

1980年秋，邓公明确指出：“1958年的那一次，是错误的。”

这一句话，足以让刘帅老怀欣慰。

1986年10月7日，一代将星陨落，被誉为“中共孙武”的刘帅病逝，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