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刑事政策的分层次处理主要是从审查起诉开始的。

也就是检察机关在起诉必要性进行把握，有些罪行轻微没有起诉必要的，就无需再提起公诉追求刑罚。

这些年不起诉率逐年提高，主要就是提高的就是这个相对不起诉。

这与轻罪案件占比不断升高，犯罪结构向轻罪为主体的大刑事有关系。

再进一步，尤其是捕诉一体之后，分层处理就开始向审查逮捕延伸。

负责审查逮捕的检察官也会负责审查起诉，那自然的，他在审查逮捕时了解到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案件走向，最终很有可能要做相对不起诉。这个时候就没有逮捕的必要性了。

诉都诉不了，为什么还要呢？

而且下一步拟做相对不起诉的审查逮捕案件，往往是罪行轻微且清楚，嫌疑人不仅认罪，甚至表明了认罚的态度，有些还履行赔偿、达成了和解。

这个时候，虽然没有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也就知道这个案件最终应该怎么处理了。

此时的不批捕其实就是为相对不起诉做一个准备。

当然，在捕诉一体之前还无法实现这种高度的确信，因为你不知道换一个人又怎么想，每个人只考虑自己这一段。

但是，捕诉一体之后，都由一个人处理，他当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边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沟通障碍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捕诉一体还有利于羁押率的降低，这也算是捕诉一体的额外好处。

这其实就是将分层次处理，由审查起诉阶段向审查逮捕前移了。

通过捕与不捕也算是提前的一种分层次处理了。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捕与不捕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处理决定，逮捕只是一种强制措施而不是终局性的处理决定。

捕与不捕除了羁押必要性的考量，也有证据方面的考量。

有些严重犯罪，但是证据达不到标准，也很有可能不捕。

但这种情况总还是少数，不得不承认批捕与否对后续处理，仍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现在侦查机关也渐渐的了解到，分层次处理从审查起诉阶段向审查逮捕阶段前移的问题。

因此，对于有些案件肯定捕不了，也诉不了的案件，时间长了，甚至就不会再提捕，从而可以提高批捕率，也就是提高提捕质量。

这样一来，审查逮捕的分流作用就会对前端的提捕，甚至刑拘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这个影响仍然是潜移默化的，而且缓慢的。

毕竟刑拘与逮捕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与起诉的差距就更远。

即使一个后续不能批捕起诉的案件，也并不能说其刑拘就没有必要性。

毕竟如果完全不控制人，很多案件可能就很难侦查下去。

但是我们也要看见，轻罪案件还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举个例子，比如这几年诈骗案件急剧增长，尤其是诈骗各种补贴的案件层出不穷，有的时候一抓一大把。很容易就达到五千元的立案标准。

这样的案件动辄成百上千，甚至上万。

这些人其实都是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的。

但有些时候也确实存在一些社会性的原因，比如管理存在漏洞，监管不严，或者正确渠道困难，收入减少，社会机制需要完善等等。

因为这些社会性的原因，与一些人的贪利心理相结合，为了占小便宜，结果批量的产生轻微犯罪。

这一类案件如果批量入罪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性影响，比如一类案子抓个几百人、上千人。

这些案件显然要分层次处理的。

比如如果退赃退赔，认罪认罚，显然是要不起诉的，甚至是不批捕的。

当然这是很后边的环节了。

在此前端还是立案和刑拘。

立案还好说，很多也是因事立案，对个人的影响还相对较小。

但是刑拘也是带有决定性。

在普通公众心目中就是被警察抓走了，是犯罪了，犯事了，否则怎么会被抓呢？

这样一来，就会被拉黑，产生社死的效应。

这个效应一直会牵连到家庭，一家人都会被社会网络孤立。

在学校里就会有人小声嘀咕，她爸爸被抓了，她爸爸是坏人，她肯定是坏孩子，我们不要跟他玩。

在成人世界了，就更加容易产生人走茶凉的效应。

这个效应的产生，不用批捕、起诉，只要刑拘就够了。

如果取保就会好很多，因为人毕竟没有把抓进去，还在社会网络当中。

第二天还可以送孩子，还可以上班。

这样就不会被从社会网路中连根拔起，还可以正常生活。

孩子的同学不知道，自己爱人的同事也不知道，自己的亲戚也不知道。

只要做到随传随到就可以了，这样零散的请个假，就不是很明显。

就可以让刑事诉讼的进行带有一定的隐私性。

因为隐私性的保护，让自己维持了一个生活平静和社交安全。

当然了，如果罪行还是相对严重，最终还是要起诉审判，那样早晚还是会让人知道，这是后话。

但如果最后不需要起诉，没有一个定罪的结果，那么前期兴师动众的抓人刑拘，就会产生一种过早的污名化效应。

最后及时没有起诉，甚至都没有移送起诉，但闹个沸沸扬扬，满城皆知，最后洗也就洗不清了。

所以，虽然刑拘的时限要比批捕的短得多，但它的污名化效应一定也不比逮捕低。

为了让众多罪行轻微的嫌疑人能够避免在社会网络上撕裂，能够继续在社会上活人，那么分层次处理有必要从审查逮捕阶段进一步前移到刑拘阶段。

在查获的当场就可以确认事实，确认赔偿意愿。

对于骗取补贴这种财产类犯罪，既然能够第一时间认罪，第一时间退赃，数额不大，而且还有一定的社会性原因，注定不能批捕不能起诉，那么刑事拘留的必要性也并不大。

而且刑拘面对的受众很大，有些骗补达到犯罪数额的人数量很大，如果按构罪即拘的标准可能要抓一大片，最后必然产生一个大抓大放的问题。

这样社会效果也不好。

因为这些人往往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大部分都是可同情可理解的。

抓得太多，不仅对他们自身和家人造成污名化的伤害，也会因为社会的普遍同情。

抓那么多人干什么？

那些头头怎么不抓，那些在逃的首犯为什么抓不到？

这个一方面是因为证据，另一方面是因为抓捕成本太高。

而这些刚刚达到入罪标准的人往往也比较老实，也没有什么潜逃能力和抗拒抓捕能力，也不太懂得隐匿销毁证据。

这样的人抓得多了，也无人喝彩，甚至令人反感。

这其实是轻罪治理的发展趋势，也就是不断的向前端转移。

从一开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从动人的时候就要考虑分层次处理的问题。

在采取刑拘措施的时候就要考虑与入罪标准适当拉开距离。

不仅要入罪，而且要高于入罪标准很高的数额，而且拒不认罪，拒不退赃的情况下，才考虑刑拘。

那些数额较低，又认罪退赃的就不应该刑拘。

对于虽然认罪退赃，但是数额较高，可以考虑慎重采取刑拘措施。

从刑拘就要考虑分流问题，这是轻罪时代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