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根据中央指示，刘亚楼出任了空军司令员，萧华出任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应该指出的是，在过去不少文章中称，新成立的空军司令部，是在以刘亚楼在四野的第十四兵团部为主组建起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大问题，但却有些细节上的出入。
在空军司令部正式组建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就已经开始考虑组建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在依托过去数十年革命的积累的人才之下，中央军委成立了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航空工作，后来成立空军司令部，军委航空局就撤销，整体合并到了空军司令部。
我们的空军之所以在成立之初就能具备一定的战力水平，军委航空局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不过很意外的是，中央并没有考虑让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政委王弼出任后来的空军司令员、政委，反而要抽调不懂飞行（甚至可能还晕机）的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有人说常乾坤、王弼之所以不能出任首任空军司令员、政委，是因为他们资历比较浅。
其实不一定！
从资料不难看出，常乾坤、王弼两人年纪都要比刘亚楼大，革命资历都很老。
常乾坤是1904年出生，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弼1899年出生，1925年1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八九月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亚楼则是1910年出生，1929年入党。
不过，三人后来的经历，似乎就注定了发展不同。
刘亚楼入党的同年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历经土地革命时期，只是抗战时期去苏联留学，所以缺席了抗战八年，但1945年回国后，参加了解放战争。
常乾坤、王弼是在1926年-1927年间先后入苏联学习航空知识，1938年回国，但作为航空领域的专业人才，两人基本上不可能到一线去，而是始终留在后方从事航空教学。
缺少战功的加持，也就少了在军中的声望，这或许是后来中央考虑空军司令员人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从1938年回国后，常乾坤与王弼的经历就差不多了，主要负责的就是我军航空系统的人才培养，虽然那段时间前线局势十分紧张，但中央也没有把他们调到前线的想法。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常乾坤、王弼作为航空技术领域的人才，被派到东北接收日本人遗留的航空器材，后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以后，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政委。后来，刘亚楼兼任了航校政委后，王弼改任第一副政委。不久之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校长，常乾坤任校长。
刘亚楼虽然兼任了航校政委，也参与了东北航校的创建工作，但他主要的经历仍然是以一线为主，所以航校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常乾坤、王弼在负责。
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常乾坤、王弼就通过接收日本人以及缴获的航空器材，撑起了东北航校的架子。
当时，国民党军的情报系统很灵，也知道我军在东北解放区创办了一所航校，为了摧毁我军航空工业的根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不断的派飞机轰炸、扫射，东北航校也经历了数次搬迁，才算是幸免于难。
常乾坤在苏联主要学习的就是驾驶飞机，不夸张的说他是我军之中培养的第一个会驾驶飞机的人，而王弼主要学习的是机务，所以两人分工也各不同，他们俩人在航校，基本上可以说是又当爹又当妈。
一方面他们要负责收集起航空器材；一方面还要负责编写教材，教授学生，当然也不能忘记做统战工作，当时东北航校人员很复杂，除了抽调来自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外，还有日本俘虏、国民党起义人员。
三年多的时间，东北航校培养了大批骨干，计有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空军建设事业上的骨干人才。
二1949年初，三大战役落幕后，整个长江以北再没有大的战事，党中央也把组建人民空军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月，中央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其中提到了有关组建空军的任务：
“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东北航校，就成为中央衡量组建空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为了使中央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刘亚楼通知常乾坤、王弼先行赶赴北平，然后经北平到石家庄，去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应该说，当时东北航校的发展速度，大大出乎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预料。
毛主席甚至兴奋的问常乾坤：
“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老实的回答：
“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以当时情况而言，我国全境还没有完全获得解放，也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工业，所拥有的飞机绝大多数都是缴获而来，而且飞机飞上天空也是要烧油的，我们条件还没有那么完备。
考虑到种种现状，党中央决心正式组建空军之前，先成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领导筹建空军的工作。
1949年3月17日，中央电告四野，要求从东北航校抽调专门人员组建军委航空局，并提议常乾坤、王弼分任局长、政委，或者抽调二人之中任意一人担任局长或者政委。
为组建空军计，四野直接复电中央，表示同意调二人一起到航空局，而航空局下属的机构，也分别从东北航校抽调。
1949年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常乾坤、王弼分任局长政委，下属各个分机构工作人员总共170余人，多数都是从东北航校抽调，不够的人员由四野从其他各部队、军区抽调。
此后军委航空局投入到组建空军的筹备工作中，并负责接收解放区各个机场、飞机以及国民党起义的空军部队。
当时，北平刚解放，时常面临国民党空军轰炸，为了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安全，常乾坤在周总理嘱咐下，抽调人员专门组建了一支航空队，用于防空任务。
在时间非常局促的情况下，航空队经过短暂训练，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为接下来的政协会议以及开国大典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任务。
当然，对常乾坤而言，艰难的还不止只有这一点。
三1949年6月，在政协会议筹备会议期间，有人提出要举行开国大典，时间就定在10月1日。
考虑到开国大典那一天，国民党空军一定会空袭破坏，所以常乾坤领导的军委航空局以及南苑航空队便投入了全部的力量进行保护。
可当时也有人提出，希望新生的人民空军也组成一个方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常乾坤身上一下子就压了两个非常重的任务。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不让航空队参加阅兵，全力为开国大典保驾护航，并且特意对常乾坤说：
“空军还是不参加了吧，现在他们只有一支航空队，还担负着首都防空任务。再说，离开国大典还有20多天了，他们还没有进行严格训练。”
谁知聂荣臻这么一说，常乾坤反而有些不乐意了：
“首长，瞧不起空军吗！空军必须参加开国大典分列式，要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看到人民空军的力量！否则，我就是空军历史的罪人。”
聂荣臻也没想到常乾坤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后来考虑再三，他决定同意航空队参加阅兵，也好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高兴一下。
当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20多天的时间，训练几乎没有时间，为了能完成这一任务，常乾坤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当然，参加阅兵的航空队不仅要承担参加阅兵式的任务，同时也要保障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因此此次阅兵中，有4架受阅的飞机是挂实弹。
另外还有个历史细节。
常乾坤在阅兵式前，发现17架参与受阅的飞机还是太少，周总理后来给出的方案是，让飞机飞两遍。
常乾坤仔细研究了周总理给出的办法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让受阅的头九架飞机在飞过天安门以后，绕一个大圈，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与空军第六梯队的飞机衔接。
这一举措后来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至少是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民群众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人士都没有察觉。
开国大典结束以后，常乾坤也正式交割了历史使命。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以第14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
常乾坤担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王弼任副政委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转任副司令员。
在接到任命后，常乾坤还专门给刘亚楼写了封信：
“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朝双方成立联合空军司令部，常乾坤出任了中朝联合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9月，常乾坤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常乾坤几十年军旅生涯中，为祖国空军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六十年代后，转入了航空设备研发中，在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因为过于操劳，常乾坤晚年身体状况始终不是很好。
1973年，常乾坤在准备出差参加歼-8飞机定型试验时，因身体不适转入医院治疗，同年5月20日，经医院抢救后不幸去世，享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