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寒冷的冬夜，305医院的灯光依然明亮。病房里，周总理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却仍在翻看着文件。护士轻轻地劝他休息，他却笑着摇摇头：＂现在怎么能休息呢？＂这一幕，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每天都在上演。从1972年查出病情，到1976年离世，周总理用最后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近四年的时间里，他曾连续工作50小时不休息，也曾一边吸氧一边开会。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国事。临终前，他望着窗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轻声说道：＂中国有个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这位伟人的晚年，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时刻？
一、病情初现与坚持工作（1972）
1972年的春天，北京正值乍暖还寒之际。这一年，周总理的工作异常繁忙，除了处理国内事务，还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建交做准备工作。
5月11日这天，按照惯例，周总理进行了例行体检。这次检查本该是一次普通的身体检查，却让在场的医务人员陷入了沉默。化验单上显示，尿液中出现了异常的红细胞指标。主治医生张佐良立即察觉到不对劲，他反复核对检验结果，最后不得不向周总理建议进行第二次检查。
当张佐良支支吾吾地说明情况时，周总理却显得格外平静。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抬头看着张医生说：＂你是担心有肿瘤吧？明天再查一次就是了。＂说完便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第二天的检查结果更让医务人员担忧。专家会诊后确诊为膀胱癌。消息传来，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急得团团转，但周总理却仿佛未受影响，依然保持着往常的工作节奏。
这段时间，他每天清晨五点准时起床，晚上十一点才休息。即便如此，堆积在办公桌上的文件依然没有减少。当时正值尼克松访华前的准备阶段，国内外的事务纷至沓来。周总理不得不在病痛的煎熬中继续坚持。
一天深夜，秘书发现总理的办公室灯还亮着。进门时，看到他正在审阅一份关于对外贸易的重要文件。桌上摆着几杯早已凉透的浓茶，而他的面前，还堆着厚厚一摞待批文件。
工作人员们多次劝说总理及时就医，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现在的工作放不下啊。＂有时他会补充一句：＂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
10月的一天，周总理在参加完一个重要会议后，突然出现剧烈的腹痛。警卫员连忙搀扶他坐下休息，但他休息片刻后又坚持站起来工作。当天下午，他还强撑着接见了几位外国使节。
这年年底，病情已经开始明显影响到总理的日常工作。但在外人面前，他总是努力保持着往日的精神状态。有一次，他在会见外宾时疼得满头大汗，却仍然坚持完成了全部会谈议程。散会后，才让人搀扶着回到办公室。
当医生再次坚持让他住院时，周总理轻声说：＂现在是特殊时期，很多工作都在等着我。＂说完，他又转向桌上的文件堆，继续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二、持续恶化中的坚守（1973）
1973年的初春，北京的天气依然寒冷。经过反复劝说，周总理终于同意在305医院接受第一次重大手术。手术前一天晚上，他仍在病房里批阅文件，直到深夜。
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手术。但手术后第三天，周总理就坚持在病床上处理公务。护士送来的药还没喝完，他就开始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每当护士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轻声说：＂国家的事情不等人啊。＂
这一年2月，尼克松第二次访华。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周总理仍坚持亲自参与接待工作。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他的脸色异常苍白，但仍然精神矍铄地与尼克松交谈。期间，他不得不借故多次离席，到休息室吸氧，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宴会现场。
3月的一天，周总理在西花厅的卫生间突然晕倒。警卫员听到异常响动冲进去时，发现他倒在地上，手中还紧紧攥着一份外交文件。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他的血压异常偏低，建议立即住院观察。但周总理坚持回到办公室，因为当天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事会议等着他。
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秘书们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个氧气瓶，每当感到不适时，就悄悄地吸上几口。有时疼痛难忍，他就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然后又继续工作。
6月，周总理再次住院治疗。这次住院期间，医院特意在病房里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一天深夜，护士查房时发现他正在病床上审阅文件，床头柜上放着几杯早已冷掉的茶水。护士刚要劝他休息，却看到他正在艰难地写着一份重要报告。
7月，虽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周总理仍坚持接见了来访的基辛格。会谈持续了四个小时，期间他只休息了一次。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能看出周总理身体状况不佳，但谈话时的思维依然敏捷。
年底，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一天，他在开会时突然剧烈咳嗽，不得不暂停会议。但休息片刻后，他又坚持继续主持会议。当天晚上，他仍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直到秘书发现他面色发白，这才勉强同意回去休息。
在这一年里，尽管病痛日益加重，但周总理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工作强度。即使在最难熬的时候，他也从未停止过工作。每当有人劝他多休息时，他总是说：＂只要还能工作一天，就要把工作做好。＂
三、超越极限的工作（1974）
1974年的春天，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工作强度却丝毫未减。这一年1月，他创下了连续工作50小时的纪录。那是在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前夕，大量文件需要审阅，多个会议需要筹备。从周一早上8点开始，他就一直在办公室工作，直到周三早上10点才短暂休息。
在这50个小时里，他先是主持了一场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会议，紧接着审阅了一批重要外交文件，然后又连续接见了三批外国使节。期间，他只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憩了两次，每次不超过20分钟。秘书们轮流值班，却发现总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每份文件都仔细过目，每次会谈都认真记录。
这一年，周总理与邓小平的工作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周总理因为身体不适，不得不中途离场。邓小平立即接替主持会议，而周总理则在隔壁的休息室里一边吸氧，一边通过秘书及时了解会议进程，不时传递指示。
3月的一天，周总理在审阅文件时发现了一份来自＂四人帮＂的不当提议。尽管身体虚弱，他还是坚持写了一份详细的批示，指出其中的问题。这份批示写了整整一个通宿，第二天早上，秘书们发现他的桌上堆满了修改过的草稿。
为了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周总理在这一年走访了多个省市。在上海期间，他强忍着病痛，连续视察了三个工厂。在最后一个工厂，他因为疼痛难忍，不得不靠在墙上休息，但休息片刻后又坚持完成了全部视察计划。
7月，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让周总理再次超越了身体极限。从早上6点开始，他先是准备会谈材料，然后连续会见了三位外国领导人。直到晚上11点，他才回到住处。秘书们发现，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但第二天一早，他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9月，周总理住院期间仍坚持处理公务。医院特意在病房旁边开辟了一间临时办公室。有一次，护士查房时发现他正在打点滴的同时审阅文件。输液瓶还没有滴完，桌上的文件就已经批阅了一大半。
年底，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他仍然坚持关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详细询问了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尽管医生再三劝阻，他还是坚持参加了后续的讨论。
在这一年里，周总理的工作强度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预期。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始终把国家的事务放在首位。每当有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说：＂现在的工作都很重要，等忙完这一阵再说吧。＂但这＂一阵＂，始终没有等到。
四、生命最后阶段的坚持（1975）
1975年，周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这一年的1月，他在305医院接受了最后一次重大手术。手术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在病床上处理公务。医生们发现，他的病历本下面总是压着几份文件。
年初，他在病房里完成了一份关于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前后修改了七次，每次修改都字斟句酌。秘书们看到，病床上摆满了各种参考资料，而输液架上挂着的药水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3月，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让周总理再次离开病房。当天，他强撑着精神接见了外宾，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期间，他不得不借故离席三次去吸氧。回到病房后，医生们发现他的血压异常偏低，但他仍坚持批阅了一摞待批文件。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炎热。一天下午，周总理在病房里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空调因为担心影响他的病情而没有开得太低，但他仍坚持完整地听取了与会者的汇报。会议结束时，秘书们发现他的病号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7月的一天，周总理突然要求到办公室去工作。医生们反复劝阻无效，只好同意他短暂离开病房。到了办公室，他立即投入工作，连续处理了几个小时的文件。直到晚上，警卫员才在医生的坚持下，将他扶回病房。
9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他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在病房里，他让秘书每天向他汇报重要情况。有一天，他在听取汇报时突然感到不适，但仍坚持听完了全部内容，然后才让医生给他打针。
10月，一份关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文件送到病房。尽管已经很难写字，周总理还是坚持在文件上做了详细批示。护士发现，他写一会儿就要停下来休息，但总是执意要把批示写完。
11月，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但他依然惦记着工作。有一次，秘书向他汇报工作时，发现他正在输液，但仍然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当秘书提议改天再说时，他摆摆手示意继续。
12月，寒冬降临北京。周总理已经很少能离开病床，但每天仍要过问国事。有一天，他让人把一份重要文件送到病房。医生看到，他靠在床头，用微弱的声音对文件提出了具体意见。
到了年底，周总理已经说不出话，但还是用手势示意要了解工作情况。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对工作的关注。即便在最虚弱的时候，只要一提到国家大事，他就会立即打起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没有放下对工作的牵挂。
这一年里，尽管身体每况愈下，但周总理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从未放弃过工作。正如医护人员后来回忆的那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在为国家操劳。
五、生命的最后时刻（1976.1）
1976年元旦，305医院的病房里格外安静。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意志力。1月1日凌晨，当值班护士查房时，发现他的枕边还放着一份未看完的文件。
元旦这一天，医院采取了特殊的治疗方案。主治医生在病房里设置了多台监护仪器，随时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体征。上午9点，一位护士在给他更换药液时，看到他右手仍在微微移动，似乎是在写字的动作。
1月2日，周总理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但当秘书轻声向他汇报当天的重要工作时，他仍然用微弱的手势表示在听。下午，一份紧急文件送到病房，尽管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他还是用眼神示意要了解文件内容。
1月3日，医生们发现周总理的各项指标都在持续下降。这一天，他已经很难保持清醒，但每当听到有关国家大事的汇报时，还是会睁开眼睛。晚上，当护士为他擦拭身体时，发现他的手中还紧握着一份文件的一角。
1月4日，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增加到了24小时值班。这一天，周总理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他始终保持着安静的姿态。下午，当一位老同志来病房探望时，他还努力抬起手来表示致意。
1月5日，周总理的生命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听到有人在病房外谈论国家大事时，他仍然转动着眼球，似乎在仔细聆听。晚上，医生们不得不启用了更多的急救设备。
1月6日，医院里的气氛愈发凝重。这一天，周总理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主治医生发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每当有人走近病床，他还是会微微转头，表示自己还在坚持。
1月7日，周总理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凌晨时分，值班护士记录显示，他的手指还在轻轻移动，仿佛在写着什么。天亮时，主治医生们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却已经发不出声音。
1月8日凌晨，周总理走完了他为国操劳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始终保持着安详的面容。床头柜上，那份未看完的文件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见证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国家操劳。
事后整理病房时，医护人员在他的枕边发现了几张纸条，上面写着零星的工作事项。这些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斜斜，却清晰地表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全部心思仍然系在国家大事上。
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八天里，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与担当。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刻，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履行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