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抗战初期自封陆军上将的原国民党53军某部排长的江东升，以及他的华北民众自卫军，都是碎片化的信息，今天分享一篇刘培荣的回忆文章，专门说一声这个华北民众自卫军。）
作者：刘佩荣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党号召我们“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同胞们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全国上下的迫切希望，是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统一意志，也是我们党的任务。
“事变”时，我在新城县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工作。“工委”虽然没有公开，但每一个成员，都是抗日的积极分子，都是抗日宣传和募捐的骨干力量，并在后来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抗日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
处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紧靠白洋淀的河北省新城县东南的昝岗、双堂、板家窝三个区的一百多个村庄，距县城较远，反动统治比较薄弱，进步青年较多，又加上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中读书(大、中学)的学生也多，其中有的人在读书时便参加了党的组织，如:板家窝的王念基，南沙口的郭敬等。他们利用寒暑假期回家的机会，和当地那些进步青年接触，并介绍一些进步的刊物、书籍给进步青年们看，就此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和政治联系。
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南下宣传团，王念基、邓力群、刘铁之等七人随团南下时到了河北省新城县的板家窝。因王念基同志是本村人，和板西(板家窝镇村子大，又分板西、板东)小学校长胡子寿很熟，便经胡给他们安排住在板西小学。当时王泽田在板西教书，我虽在米北庄任教，但和胡、王之间常来常往，我们在共同进行抗日宣传中，彼此都很了解。由于经常接触，南下宣传团对胡子寿、王泽田、和我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并在回北平后，将这些情况向北平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
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河北省保属特委书记陈廷玉(即李菁玉同志)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持王念基同志给胡子寿同志的信到板家窝和我们联系。经过几次交谈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在一个非常寂静的晚上，陈廷玉便召集我和胡子寿、王泽田三人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带第一批入党的只有我们三人，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直属保定“特委”领导。
我们入党后，工作非常积极。我们三人，通过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团结了一批青年。“读书会"实际上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我们入党一个月以后，又吸收了刘云端、王惠生、马东旭、张艮庭入党。从此，我们“特别支部”有了七个党员。
由于“读书会”发展很快，党的发展对象培养得很多，所以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间，李菁玉同志奉上级指示，将新城“特支”改为中共新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并指定刘佩荣同志为书记。工委分工如下:书记——刘佩荣;组织委员——胡子寿;宣传委员——王泽田、张艮庭;青年委员——刘云端。工委在这期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 九三七年七月)的工作，除了在“读书会”中选择发展党员的对象，做好培养教育的工作以外，还交了一些朋友，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在工委领导下的“读书会”的成员，也是这样做的。如对原固安县简易师范校长王山，原新城县度量衡局的职员唐保蘅等做了不少工作，后来这些同志都入了党，成了骨干力量，这实际上为“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武装，做了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
“七七事变”后，虽然初步实现了国共合作，蒋介石在七月十七日宣布了抗日的方针,南京中央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抗日的措施,英勇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和五十三军将士对日军进行过坚决的抵抗，但时间不长就大军南撤，当时形势万分危急。日本帝国主义大量海陆空军正向中国前进，冀察当局宋哲元已向日寇让步妥协，以二十九军为主的国民党部队正从平津、芦沟桥、永定河以东撤退，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威胁。
随着芦沟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的溃退,日寇沿铁路沿线直追，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相继失守。河北省，特别是处于平、津保三角地区的大清河以北的广大农村，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那时国民党军与各县政府成员甚至地方武装如保卫团等都纷纷南逃。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有的远逃他方,有的留下准备做顺民。剩下的除了时刻准备着参加抗战的进步知识青年，就是那些无处可逃而又不愿做顺民的广大农民群众，但他们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种形势下,“工委”虽然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工委”成员胡子寿、王惠生、马东旭等又外出了，但是大家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实际行动从未停止过。当时进步青年，特别是原来“读书会”的积极分子，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到处奔走，积极寻找抗日的出路。如固安县王山，新城县的唐保蘅等，都到我家中来问情况、议办法。我的同学郑文明(郑鲁)索性住在我家里，互相说明党员的身份(郑是在博野师范入党的)，决心共同参加武装部队抗日。为此，我们曾到固安县牛驼镇参加了张本初(我的小学老师)领导的游击队，但不久被日军冲散了。
“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五十三军开赴平津前线对日作战时，留了一个连在雄县守卫五十三军的留守处。当五十三军溃败南撤时，该连一排长江东升、司务长左清臣等合谋将连长打死，率部当了土匪。并首先抢掠雄县柳林庄，因该庄防守严密，抢掠未成，反而伤亡十余人，士气大败，怨声四起。有的说:“不如解散回家”;有的说:“不如打回老家去(东北人)”等。
总之，大家不再想当土匪了。这时，江东升束手无策，对所部无力控制。可是，江东升扩大队伍，当“大官”的野心不死。正在这时，新城县东南乡北沙口村地主士绅陈丹桥(清朝拔贡)，受地主们的委托，说服江东升，使该连成为北沙口附近三十六村的“保安团”。江答应此事后，即将该连分为四个大队，名为“四大队“。这个出了名的“四大队”，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北沙口附近)为地主看家守院的武装力量。江东升的部队被地主、绅士收编后，其部队的成员中土匪、溃兵迅猛增加，成份非常复杂。部队一切经费，除由群众摊派外,还到管辖村庄以外去抢掠、“绑票”。所以，这个“四大队"既是地主武装，又是公开的土匪。
江东升是热河人，他常对人说，他是同意抗日的，他要“打回老去”。根据他这些抗日的言论，我们认为有争取其抗日的可能。我和郑文明便主动到北沙口找到新城县简易师范的同班同学陈德音(陈丹桥之侄)，通过陈德音的介绍，和江东升见了面。向他说明我们是找他来联系如何打日本的。当时江东升表示欢迎，接受我们参加他的部队。
我们俩回来就开"工委“会，决定由我和郑文明再动员一部分进步知识青年参加进去，共同争取江东升的部队抗日。于是我去活动王山、唐保蘅等人:郑文明活动杨可材等人，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参加了江东升部队。时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
到江东升部队后，主要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以“四大队政训处”的名义，每日油印《抗日前线》小报(收听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消息，当日印出，很受部队欢迎);第二，每日上午给住沙口村的部队教唱救亡歌曲;第三，到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农民群众非常欢迎)。在此，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但在如何打日本问题上，始终没有研究，其部队的中、下级干部是晚上“绑票”，白天赌钱。江东升等上层人物又忙于收容溃兵、土匪，扩大部队，也不谈如何抗日问题。
我们对此情况，既无法扭转，又失去信心。于是，我和郑文明商定，不叫江东升知道，偷着去白洋淀(安新县)找中心县委书记张君同志，请他指示如何争取江东升部队抗日的问题。这样，我们便不辞而别，离开了江东升。第一次争取江东升抗日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已经掌握了其部队内部情况，为下一次争取这个部队抗日打下了基础。
(三)
在“七七事变”后短短的几个月，冀中的抗日形势发展很快。一九三七年底，我和郑文明到安新县去找张君同志时，适张刚从晋察冀边区聂荣臻部受训回来。见面后，我将郑文明同志介绍给张君同志，同时汇报了事变后我们的工作情况，特别提出如何争取江东升部队抗日的问题。
张君同志听后，首先介绍了冀中的抗日形势，说了冀中区吕正操和孟庆山成立人民自卫军和游击军的情况，并说现在约有十多万人，就是缺共产党员，缺干部，让我们赶快将新城县的全体党员调来，还提出将我和郑文明留下派到吕正操、孟庆山部队中去，先巩固这些力量。至于对江东升部队的争取，可以暂缓进行。
我和郑文明对冀中的抗日形势非常高兴，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经研究:关于调新城县党员的问题，决定我负责回去办理；郑文明就留在孟庆山部，不回去了;关于江东升部的争取工作，决定把唐保、杨可材等(均不是党员)继续留在政训处，既不增加力量，也不撤走，任其发展。
我回新城县后，便召开“工委”会，报告了冀中的抗日形势和张君同志调党员去冀中部队工作的意见，对郑文明已留冀中以及对江东升的态度也都一一作了说明，与会同志情绪很高，非常激动，完全同意这些作法。有的党员当场报名要去冀中，为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战!
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留工委委员王泽田(暂不能离家)、朱德生(腿残废)等同志主持“工委”工作，我和刘云瑞、张艮庭(工委委员)及刘泽华、朱德馨、李梦兰等十余人去冀中。
一九三七年冬，我们到了冀中孟庆山部，我被分配到“小八路”政治部工作，任政治部民运科长兼安新县动员委员会(以后改为县政府)主任，其余同志也都分配了工作。
唐保蘅同志留在江东升部，因他已适应那个环境，可以和江东升等上层人物打成一片。江东升当时极力扩大部队，土匪、溃兵日益增多，就在我们到孟庆山部不久的时候，江东升想南下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他和左清臣曾率部队攻打雄县城内高双城部(原是土匪，后被孟庆山改编，江东升不知道)，不料城未打开，反被孟庆山部队包围，并将其全部俘获，江、左等被押送到安新县城内(即新安镇)孟庆山司令部。
这时，江和左都认为凶多吉少，悔不该打雄县。孟庆山同志对江东升的为人也不了解，能否争取他抗日没有把握。孟找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将“工委”为争取江抗日进行过工作的情况，以及江平日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言论等等，报告孟庆山同志。经研究，决定当日晚上，孟和我去劝江、左抗日。
当我们到江、左被押处，相见之后，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江东升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怎么在这里?为什么离开我们!”我说:“你们不抗日，这里抗日。哪里抗日，我们到那里”。
随后，我介绍了孟庆山同志，并说明来意，孟对江说:“他(指我)准备作为党的代表，到你们那里去工作”。江东升和左清臣都表示非常欢迎。孟庆山同志把我的情况介绍完后，接着就对江等公开表示:要放你们回去。但讲了四个条件:
第一、你们回去立即抗日。打日本，不能只在口头上说，要有实际行动。不能等部队扩大后再打，回去后马上就打。有多大力量就打多大仗，主要用游击战打击日寇。
第二、你们部队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江东升任司令员，左清臣任副司令员。
第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指着我说:“刘佩荣同志是共产党员，是你们部队的党代表。一切事情和他商量，听他的话”
第四、你们如果同意以上意见，明天就开群众大会，由你们在大会上公开阐明以上几点。若在大会上表了态，便当场将昨日俘虏的人、马、枪支，全部归还你们。
江东升、左清臣听了孟司令员这一席话，非常感动，满口答应第二天果然在群众大会上都一一实践了。
我将江东升被俘情况和争取他抗日的工作过程，写信告诉了唐保蘅同志，并说明在我回来之前，请他按孟庆山同志的指示，督促江东升、左清臣迅速行动，先打日本，断绝和汉奸来往的可能。
江东升回去后，以十三路军的名义搬到白沟河镇，拼命地和各方联系，继续护大部队。左清臣则集中精力，谋算打日本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在新安镇一方面交代工作，一方面多方请示回去以后如何争取江东升部队抗日，如何改造其部队等问题。
最后，孟庆山同志决定:“小八路”政治部抽人，组织一个宣传团(只记得有女同志刘沙、马桐君和冯右铭等)，由我率领去白沟河镇附近开展工作，待江东升等走后四、五天,我们宣传团就出发了。
我们活动了十多天后，宣传团的同志们就回去了，留下我一人组织第十三路军的政治部。在江东升部队组织政治部，是在“工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唐保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组织科长;许硬同志(即许应骥)任宣传科长;杨英任民运科长:魏健任总务科长，还有其他科及人选记不清了，
我回来除仓促将政治部的架子搭起，把牌子挂出去，还积极和左清臣商定打平汉路高碑店车站(距新城县城三十里，距白沟河镇六十里)的问题。
我们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打的高碑店车站。袭击高碑店的约有二百多人，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是左清臣同志，他沉着勇敢，很有组织能力。部队是经过挑选的，人员、武器都很精干，又作了简单动员，所以夜袭高碑店的战斗是成功的，震动也大。除烧毁车站房子、破坏铁路外，还俘虏了一个日本人和三个随军朝鲜女人。当夜,部队撤退到高碑店三十里以外的村子里，预计日本鬼子会来报复，故在路上挖了陷坑，并派出兵力埋伏在四周，准备打击前来报复的敌人。
果然第二天下午，高碑店的日本鬼子出动了四辆汽车，约一百多人，到处杀人放火，等到进入埋伏圈内，四辆汽车均落入陷坑。我们开枪射击了一会儿，敌人全部弃车而逃。我们带着四个俘虏和缴获的四辆汽车，凯旋而归。此后，我们的名声大振，各地来参军者络绎不绝
各地群众发动起来，部队很快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这时，江东升野心变得更大了，不想再当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司令员，想改名“华北民众自卫军”。编成一、二、三师，自己任总指挥。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冀中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上级党组织通知我一人去参加会议。未接通知前，我和唐保蘅同志不同意江东升改名，坚持按孟庆山同志的意见改编为第十三路军。但江固执已见，很难说通。对此，我们意见分歧，双方不悦。当接到要我开会的通知时，我们灵活了一下，我说:“此次开会，可以将你(指江)的意见带了去，如果上级批准改名，就改名;如果不批准，以后再研究”。江东升答应了，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我在冀中区召开的党代会期间，将江东升打日本和另起名称问题向黄敬、吕正操、孙志远、孟庆山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后，经研究，同意江东升的意见。并说:“你只掌握一条，他们必须始终打日本。有了这一条，其它方面我们都可以让步”。未等散会，我就将上级批准改名的意见，写信告诉了江东升、唐保蘅等。
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冀中区党委，黄敬同志任书记、鲁贲同志任副书记。同我谈了两件事:一是将新城县“工委正式改为中共新城县委员会，任命我为县委书记;二是决定由冀中军区政治部立即派出一个考察团，去白沟河镇了解和研究江东升部队抗日情况和党的建设问题。
散会，我回来大约半个多月，冀中军区便派出以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君同志为首的约五十多人的“冀中军区北上工作视察团”来到白沟河镇，在白沟(当地群众的简称)附近村庄做宣传和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了解群众对江东升部队反应)，并和江东升等上层人物及其中下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在白沟住了十多天，最后在干部会上宣布了冀中军区批准:“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名称，并且肯定“华北民众自卫军”是抗日的部队。最后鼓励说:“华北民众自卫军很有生气，很有发展前途”。江东升、左清臣等人听了都很高兴，部队中的中、下级干部情绪也很高。
当日晚上，张君同志又召集我和唐保蘅、王山、许硬四人研究了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问题。当时决定:
一、部队普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华北民众自卫军”以及下属各师均建政治部，团设政治处，营要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政工干部由政治部派出，政治工作均由政治部领导。
二、“华北民众自卫军”设党的“总支”，刘佩荣为总支书记，唐保蘅(已入党)为副书记，王山、许硬为委员。不论师、团、营、连，凡是有党员的均设支部，暂归总支直接领导。
三、建立青年学生短期训练班，后来我们称之为“青年教导连”，由许硬同志负责，培训政治工作干部，发展党员。一周一期，除上政治课外，宣传科的人还去教唱救亡歌曲，从早到晚都是“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振奋人心的歌声，不绝于耳。在白沟河镇，逢上赶集，来观望唱歌，在街上听宣传抗日大道理的人很多，影响所及，难以估量。教导连不仅培养了许多政工干部，还发展了不少党员。
四、加强整训部队，彻底改善军民关系。为此，由王山同志负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每期由各师抽一个建制营来白沟受训，一个月一期，主要讲三大纪律律、八项注意。事实证明，这些决定和作法效果很好，
以张君同志为首的视察团，离开“华北民众自卫军”回到冀中军区以后不久，为了加强“自卫军”的宣传工作和文娱活动，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由宣传科杨德修(党员)负责带领新招的十来个青年学生(多在十四至十六岁)到青塔(任邱县，冀中军区所在地)，跟着“火线剧社”学习一个月。回到白沟后，这个宣传队很快扩大了一倍，增到二十余人。他们不仅能唱歌、跳舞、吹口琴、作宣传、贴标语，还能演戏。以杨德修和刘广志同志为主,排演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弟兄俩》，曾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宣传队的小青年，后来都成了部队的骨干，如许书田(即田夫)，崔蕴章、张以旃等同志。
(四)
“华北民众自卫军”虽然为时不久，但发展很快，尤其在解决了“联庄会”以后，更加充实和发展了这个部队的力量。
“七七事变”国民党前线部队后撤后，大清河北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溃兵如麻。“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前身——“四大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当时的“四大队”作为地主武装，对北沙口附近的三十六村负责“防匪”，但对其他地方又是一股强大的土匪。因此，在其范围以外的地主，为了防范他们，便成立了“联庄会”，一村被土匪 抢掠,“联庄会”的其他村庄立即赶来援助。这个“联庄会"纯粹是一个保护地主的武装联合组织。可是，没有多久，这个武装组织的“联庄会”就被国民党特务利用了。
“联庄会”开始以米家务为中心，以后雄县、霸县、固安、新城等县的许多村庄都逐渐参加进来了。最后，有一百多个村庄结成了“联庄会”。总会长是米西庄的刘玉珠，其人是国民党“兰衣社”成员。由于我们的工作和当时受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四十八村(娘娘宫一带)群众奋勇抗日、狠狠打击日寇小林中队的影响，刘玉珠一时也口口声声地说:“联庄会要打日本”。但他控制的村庄，一不准支援八路军，二不准任何队伍通过和居住(包括冀中的八路军)。
因为刘玉珠有野心，想把“联庄会”变为国民党敌后武装。他起初是联络各村，选他当了联庄的总会长，进而又让各村成立中心武装，一般的大村五十人，小村二十人，并规定三十亩以上的人家都要买一支枪，积极扩大他的部队。接着又提出中心武装要全部带上武器每周会操一次。实际上是武装示威，扩大声势，使“联庄会”操练成了一支机动武装力量。
这时，刘玉珠便偷偷地和天津的地下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委任，成了国民党在敌后的“忠义救国军总司令。当特务机关给他的委任状全部到齐，面目公开后，我奉冀中军区命令，用武力将其全部解决。
解决“联庄会"的主力部队，是冀中军区的二十七大队。大队长胡乃超同志和我商量，通过我的关系，使二十七大队驻进米家务。只有住进米家务，才能了解联庄的防务体系，进而解决“联庄会”的总部。
一九三八年的初秋，我领着二十七大队进驻“联庄会”总部所在地米家务村。因我就是这个村的人，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进驻此村也就容易一些。米家务实际上包括五个村庄，即东大村(我家)、西大村(“联庄会”总部所在地)、西庄(刘玉珠家)、北庄(“联庄会”武装的主力所在地)、南庄。二十七大队一进村，在分房时产生了困难。各村都说:“没有总会长命令，不敢让房”。当天，我和胡乃超不得不拜会刘玉珠，见面说明了“二十七大队是奉命到北宁路附近活动，路过此地，想在这休息一下，请会长帮忙”。刘玉珠在此情况下，非常客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是提出北庄不让住。于是我们就在东大村、西大村、西庄、南庄住下了
二十七大队进驻米家务后，公开活动是宣传冀中抗日的大好形势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的必要性。说明分裂是日本鬼子的阴谋，我们不能上当。暗地里则侦察地形，研究如何部署兵力，解决北庄“联庄会”的主力问题。
解决“联庄会”的总指挥是胡乃超同志。事先冀中军区对此开过作战会议，分工是:民军张存实部，负责解决新城县咎岗一带的联庄武装;高士一同志指挥的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负责解决新城县双堂一带的联庄武装;朱占奎部，负责解决霸县岔河集和固安县牛驼一带的联庄武装;江东升部负责解决新城县板家窝、八洋庄一带的联庄武装。由胡乃超下令统一行动相互配合，但各收各的枪支、人、马，战斗进展很顺利，不到两日“联庄会”一百多个村庄的武装全部解除，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特务机关发的委任状也都拿到手，这些证据，变成了我们向群众宣传为何解决“联庄会”的有力“武器”。
新城县“工委”对“联庄会”开始是尽量争取，曾派朱德生同志担任了刘玉珠的秘书，以后又派杨家庄的冯俊明、翟景兰两同志(不是党员)到联庄总部，他们对刘玉珠和他周围的人，进行过许多抗日宣传工作。刘玉珠采取两面手法，一面答应抗日，一面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勾搭。当朱德生等全部掌握了“联庄会”的机密，特别是发觉刘和天津特务机关的来往密信，并查实刘玉珠要当所谓“忠义救国军”的总司令、有了委任状以后，我们这才决心武力解决之。
“联庄会”被我们解决后，不仅清除了冀中这个“反动的小岛”,使抗日的力量联成一片，群众情绪也稳定下来，而且“华北民众自卫军又借此机会收了不少人、马、枪支、弹药，部队扩大了许多。新城县全部，雄县、固安、霸县、涿县、容城、徐水、定兴各一部份村庄,都成了“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势力范围。因此，新城县委的地方工作，也同样涉及到以上各县的村庄、集镇。
当时地方工作的重点是组织各级“动员委员会”，实际上“动员委员会”就是各级政府的初级阶段。县委的中心工作，在地方上是给部队筹粮、筹款、扩兵、做军鞋，等等。另外，还建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
在“华北民众自卫军”实现抗日以后，虽然青年学生、进步的农民群众参加了很多，但它是由土匪、旧军队改编而成的，其主要的军事干部都由旧军人担任，所以军队纪律总是不好，每天各村来政治部告状的很多。部队多，占据的地盘又大，尽管党在多方面进行工作，部队的政治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很有威信，但政治部在当时只能穷于应付，始终没有普遍解决好军民关系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武汉后，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将战事中心移向敌后，尤其是华北。冀中是在津浦、平汉、北宁、石德四条铁路线之间的大平原。冀中的八路军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处在大清河以北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华北民众自卫军”,离敌人更近，当然是日本鬼子的眼中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敌人集中兵力，从北平、天津、保定分三路向白沟河镇进攻。“华北民众自卫军”对敌情一无所知，平时又无侦察和情报工作，加上不采取游击战，而用逐村阵地战的方式进行抵抗，结果不到十天，白沟河镇失陷，部队也全部被敌人打垮了。“华北民众自卫军”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到十一月，共八个月的历史，就此结束!
“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刘佩荣、朱德生、王山、许硬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的原因及今后措施。
主要归纳如下两点:
第一，江东升另定名目，部队没有改编，结果和冀中军区失掉了联系。对敌人作战时，我们没有侦察，敌情不明，加上失去冀中军区的联络、指挥，战斗中只好仓惶应付，紧急时束手无策。部队不会打游击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打起仗来，由旧军队来的指挥人员，除了用阵地战老办法对付“扫荡”的敌人，别无他法，所以一触即溃。
第二，共产党员少，党员全当了政工干部，无指挥权，没有掌握着部队，平时无基础，战时也就指挥不动。最后，部队溃散回家时，政工千部无能为力。
针对以上情况，县委决心亲自组织部队，收拾残局。决定先成立新城县“独立大队”，刘佩荣任大队长，朱德生任政委，史珍任副大队长。当时只有十几条枪，经二十多天，扩大到二百多人。我们决心很大，行动也是采取游击活动，在任何村子都不多住。但我们县委和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的政工干部，多系学生、教员，和原来的土匪、旧军人交往不多，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所以，收容残部、扩大部队比较困难。而江东升、左清臣、唐保蘅三人在“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带着一百多人跑到白洋淀。他们在白洋淀收容残部进展很快，不到一个月收容约一千多人，原有的枪、人、马大多集中到了白洋淀(驻王家寨寨南一带)。
这时，江、左、唐写信给我，要我赶快回去同他们共同组织新部队。我因接受过去的经验，托病不去。后来，他们报告冀中军区，向上级要求我回去。为此，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督促我去汇报“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的情况。我只好离开“新城县独立大队”去冀中。
在冀中汇报完，黄敬、吕正操、程子华同志都说:“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江东升他们仍有很大影响，你还是回去，部队是可以改编的。我们已经决定:把江东升收容的一千多人，编为冀中八路军六支队，江东升任冀中军区六支队司令员，唐保蘅任政治委员，你任政治部主任。现在就带去委任状，还有十万冀中币，一部电台。这样，你的工作会比过去更好做些”。黄敬同志还说:新城县委的工作由朱德生同志负责，并任书记，王山同志任县长”。程子华同志说:“你回去主要抓部队的收容工作，继续扩大部队;特别注意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你们在大清河北离日本鬼子很近，一个村庄住下来不能超过一星期，部队要不断地转移;六支队成立党委，由唐保蘅任书记，你任副书记。大队(营)成立总支，连成立支部，排、班都要建立党的小组。多注意加强党的建设”。
当时，江、左、唐在白洋淀，一方面尽快收容部队，提高部队的士气:一方面则尽量想方设法扩大声势，用唐保衡的话来说，就是要表明“华北民众自卫军”还在，没有垮!为此，曾从特务连抽人(多是手枪队)，配备政工人员，带着写好的以“华北民众自卫军”署名的传单，到孤庄头一带伏击雄县出来要粮、抓夫的敌人和夜袭白沟河塘，想“抓个日本鬼子”。只是因为缺乏内线，侦察没有搞好，失去了战机，虽然两次都到达目的地，但未成功。可是，他们把大清河北泗庄的维持会给砸了，还在夜里抓了几个汉奸。
在这种情况下，我带着上级的指示，回到了白洋淀，江东升、左清臣他们见了我自然莫大欢喜。他们对冀中军区的委任，非常满意。在部队传达后，情绪很高，纷纷要求离开白洋淀，迅速过大清河北去。我们拟了一个六支队的布告，其中宣布了几条纪律、守则和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一过大清河，在许多村子里张贴了布告，影响很大，许多残部纷纷来找，使部队不久便扩大到约三千人。
部队到大清河北以后，我找到了朱德生同志和王山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冀中军区首长的讲话和六支队组建情况，明确由朱德生任县委书记，王山任县长。并研究了新城县委今后工作的开展问题。同时也明确了县独立大队随县委行动，归县委领导，宣布了朱德生同志兼任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县委要保证六支队的供应，协助六支队收容残部。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我离开了县委工作。新城县委有一个极短的时期，直接归冀中区党委领导。冀中军区六支队在大清河北曾和一二〇师三支队配合行动，并在菊花台、堼上一带和日本鬼子展开过血战，那天从拂晓打到中午，后来被迫撤出战斗。虽然对敌杀伤不小，但部队也有一些伤亡。这是在大清河北一次成功的战斗。六支队很快转移到大清河以南，在冀中军区附近改编为一二〇师三支队八团。
部队改编后，聆受到当时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载中总指挥的贺龙同志的亲切关怀。在改编后不久，在冀中莲子口战斗中和日寇血战，在敌人施放毒气的情况下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原“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干部，在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成长很快，即使一些旧军队出身的人，大多数也都是好的，如在冀中莲子口战斗中牺牲的一营营长陈景山同志;部队刚过晋西北后，率部执行任务，在静乐县娄烦镇以东老书寺战斗中壮烈殉国的八团副团长左清臣同志。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所有“华北民众自卫军”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一样，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一九八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