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与之联系，以期与中共领导人商谈联合抗日之事，李杜果真有办法。
张学良安排赵毅到了上海，通过李杜和要找的“朋友”接上关系，原来，李将军给张学良找的“朋友”是中共党员，名叫刘鼎。
刘鼎，本名阚尊民，出生在四川南溪县一个开明士绅的家庭，六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设在江安县的省立第三中学。又进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学习。
经好友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前往德国勤工俭学，在柏林经朱德、孙炳文介绍成为共产党员，随后到苏联继续深造。
学业完成，刘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离开莫斯科回国，扮作钟表修理工回到上海，并向周恩来报到，被分配到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任副科长，开始隐蔽战线的战斗生涯。
到中央特科工作后，刘鼎担任陈赓的副手，“随同陈赓来到圣彼得教堂认识了董健吾”，随后，“按照陈赓意见，刘鼎和董健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层小楼，开了一家古玩店，店名松柏斋，刘鼎负责领导，董健吾任经理，另找一名青年党员来做店员，帮助照顾门面和打扫卫生，同时负责传递情报。”
董健吾、刘鼎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古文物知识和高超的文物鉴别能力，为之后在西安与张学良投缘交好打下了基础。
在此期间，刚到上海工作不久的长江局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逮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关向应化名李世珍，被捕时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被捕时一同抄走的一大箱文件若被识别，便会直接暴露其身份，对营救工作十分不利。
周恩来与陈赓研究后认为，必须抢在巡捕房弄清情况前把被抄去的机密文件尽快拿出来。
中央特科通过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去英租界巡捕房打探情况。（见中央特科行动记）
杨登瀛是陈赓掌握的一个重要情报关系，此时已由刘鼎接手。
杨登瀛见到了探长兰普逊，兰普逊正为这箱文件发愁，留下看不懂，交出去又舍不得，便请杨登瀛帮助鉴别文件的内容和性质。
随后，刘鼎装扮成学者模样，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提公文包，以“专家”身份去巡捕房“鉴别文件”。
周恩来特地交代刘鼎要把所有复写的文件拿回来，特别强调不要将关向应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以免其胆怯而影响后来的营救。
刘鼎进入存放文件箱的房间，检查全部文件，将其中机密文件藏在身上。
他出来时，故意拿了几份油印文件，对英国探长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刘鼎回来后将机密文件交给中央，又将那几份油印文件正常退回，经多方努力营救，法院最终以关向应不是什么“要犯”，释放了事（见中央特科行动记）。
这时刘鼎的妻子吴先清因工作需要，也调到中央特科，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专卖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桔，为秘密工作作掩护，协助刘鼎工作并负责地下交通，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
吴先清，浙江临海人，先后在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杭州私立美术学校求学，在一次西子湖畔的写生活动中，吴先清邂逅并结识了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两人很快结婚，次年吴先清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而宣中华却牺牲于“四·一二”之后的清党。
二十九岁的宣中华被乱刀砍杀于上海龙华郊外，尸骨无存。两个月后，其胞弟宣中民被枪杀于浙江陆军监狱，年仅二十七岁。
在莫斯科惊闻噩耗的吴先清，悲痛不已，而缓解她悲痛、带她走出情感低谷的正是从德国来到莫斯科的刘鼎。
刘鼎一生中有一次被捕、一次被俘的经历，但都能安然脱险继续为党工作，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策略的革命战士。
老战友李强写纪念文章《大智大勇的刘鼎同志》简要提到他的脱险经历：
“一天早上，刘鼎到上海外滩公园取文件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先在英租界巡捕房关了两三天，后被国民党引渡过去，押到南京陆军监狱。
被捕后刘鼎带着手铐被押到英租界捕房，进了屋，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要他供出同伙。
刘鼎想，硬抗不是办法，何不带他们走一遭，也好借机把已经被捕及时地通报给家人和组织，让他们有所准备，立即转移。
快到他和吴先清开的水果店门口时，刘鼎大喊“特务随便抓人了！”
那天恰好吴先清不在家，管店的伙计急忙撤掉警号，同住的郑家康也迅速转移。吴先清“回家时，抬头望了望窗子，窗台上花盆挪开了，这是个情况异常的信号，他立刻决定不进家门，径直走出这条街。”
吴先清的走脱，让刘鼎出狱成为可能，吴先清为救丈夫，拼尽全力，党组织也开始着手营救刘鼎工作，
潘汉年指定吴先清负责与狱中刘鼎联络。吴先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以家属的身份前往南京探狱。
但她的身份又有许多人知道，其中有留苏回国的中共叛徒和浙江籍国民党方面的老乡。
这时，她想到了可能有办法的家嫂，吴全清的妻子孙儒珍。
孙儒珍，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与老乡聚会的场合，她结识了当时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多名军官同乡。
吴先清就请孙儒珍出面去南京，拜访这些官宦老乡，见机行事。
救人如救火，孙儒珍立刻动身从上海到南京，她找了南京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李进德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科的，他明白老同乡的来意后，毫不推托，李“用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们进南京（军人）监狱探监，”见面后，吴先清转达了潘汉年的指示。
不久，吴先清也到了南京，姑嫂在中央饭店住下，吴先清到南京与孙儒珍的处境不一样，国民党特务在中央饭店有暗探。
李进德对此一清二楚，便派车把她们接到家中住下。
吴先清的大哥吴全清做过空军司令员周至柔的秘书，又“出面疏通”。
周至柔，原名周百福，比李进德小一岁，也是浙江临海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科的同学。
毕业后先在浙江第二师见习和任职，后南下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官和国民革命军任职，颇多战功，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中将师长，吴全清与周至柔两家交往密切。
吴先清、孙儒珍随李进德来到周至柔的府上，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就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临海方言，即土匪婆）来了，欢迎欢迎！”
国共两党原本就有合作、有分歧，两党成员也因种种关系及原因，有些还是有往来，绝非完全的泾渭分明、六亲不认。
吴先清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对周至柔毫不隐瞒，坦然地回答：“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
放人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周至柔职权内的事。周至柔把两手一摊，笑着说：“放人，我爱莫能助；护送你去探狱，疏通关系让你以后探狱方便，这个没问题。”
“吴先清便又求大哥找到邵力子，请求邵力子出面作保，邵力子答应设法营救。”
吴先清借探狱之机，向刘鼎以传达了党组织关于以灵活方式争取早点出狱，打入南京敌特组织或回上海工作的指示，还面授取保获释的运作办法。
吴先清全家一起奔波、刘鼎假装自首悔过后，又经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刘鼎的老乡康泽出面担保，刘鼎出狱。
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居住，表面上好像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
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这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回到上海。
在上海找到特科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后的情况。由于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经党组织批准和安排，化名戴良，装扮成商人模样，由两名交通员领路，前往中央苏区。
刘鼎一行人途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时，去往中央苏区的线路被封锁，经方志敏挽留和中央苏区批准，刘鼎留在闽浙赣军区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
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战事失利，被国民党俘获。
刘鼎等人因此隐蔽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他因下山觅食被敌人俘获。他寻到机会溜出俘虏营，花钱买通“扛黄鱼”（拉私货、私客）船员，藏身于船舱里，偷渡离开九江，只身又回到了上海。
他中央特科蔡叔厚的帮助下，找到在华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遂被安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里，通过宋庆龄，刘鼎又与董健吾相见。
董健吾把张学良正在寻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担当此重任。
刘鼎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没有组织的正式指示，又不知底细，便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健吾说：“到了西安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了，认为这是自己找到党中央的唯一途径，很高兴，但是，他想到此事关系重大，表示要好好考虑两天再答复。
两天后，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便立即电告张学良将军：“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虽然张学良已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对李杜介绍的“朋友”也很重视。
于是，刘鼎开始了西安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