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态度，而不是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当其理。
做出了何种卑劣行为，必然会自辩，以维护其自尊。态度随着行为不断变化，又使行为合理化，二者相互强化，如此就会一步步走向堕落甚至邪恶的深渊。
再加上我们普遍的“自我服务偏差”问题，就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做的好，总觉得自己比别人付出的多，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慧、更富有同情心、更具有正义感、更讲信用，等等。这些“自我服务偏差”思维都会强化我们实际上已经正在滑坡的价值观。
典型的一个事例是5·12汶川地震期间的范美忠（被人蔑称为“范跑跑”）事件。此事件让人们难以宽心、甚至口诛笔伐。大概是此种事件在像我国这样的集体主义国家稀有之故吧。如果是在西方个人主义盛兴之风下，是料定激不起多大波澜的。
范美忠本人是倾向于一种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加之当时地震的恐怖情境，致使其未能顾及到学生安危、就首先夺门而跑，而其现实表现又强化其对自身行为的态度认同，以维护其社会自尊。所以范美忠始终对社会质疑给以硬怼，也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比那些贪腐分子和豆腐渣工程负责人要高尚得多。
而什么样的态度会决定什么样的行为呢？笼统地说很难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想要通过态度预测行为，需放在一般非约束情境下，而且要分析清楚内隐与外显态度之别。比如某贪腐＊＊，其外显态度自然是常喊为人＊服务、忠诚于＊、礼贤下士之类；但其内隐态度实际上是装了满肚子的奢侈淫邪、使权弄术之渣。倘无高压反腐情境给以约束，其所作所为就无异于等同于覆水难收了。
关于态度能否决定行为，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当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才会认为“事情本应如此”、或“我早就预料到……”，大多有一种事后诸葛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