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会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其实，性格首先决定的是一个人的选择以及选择方式，而一个人的选择，尤其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最直接因素。晋献公的三个儿子，太子申生、重耳、夷吾三个人的性格，及其由他们性格所主导的选择，就很好的展示了这弟兄三人命运走向的基本逻辑。

比如太子申生，按照《左传》刻画的人物形象，这个人性格执拗，意识狭隘，只认死理，不会拐弯。这样性格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成功了，或许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失败了，就一定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成功或者失败，就在于选择！由于太子申生选择了向命运屈服，选择了为国尽忠为父尽孝，当然也就选择了死亡。

其实读者可以看到，太子申生可以不选择死亡！比如晋献公命他挂帅讨伐皋落氏的那次，那么多人劝他逃离晋国，不要再受骊姬的窝囊气，但太子申生就是不听，一定要按照晋献公的要求，完成讨伐皋落氏的任务。虽然太子申生完成任务，但却在骊姬的那里，成了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后来骊姬诬陷太子申生毒杀晋献公，明明可以自辩脱罪，但太子申生为了让父亲晋献公能够睡个“好觉”，竟放弃自辩的机会。明明太子申生已经逃到新城，随时都可以离开晋国，免去杀身之祸，但他却选择了自杀！

太子申生的死，从《左传》的字里行间，读者是很难得出同情的概念来的！这是因为，因为这个人太执拗了，太傻了，太愚孝了，太不珍惜生命了！是不值得学习的！而他的老师杜原款被杀，也是罪有应得！因为这种老师最好不要！

和太子申生相比，另一个极端就是夷吾！从《左传》关于夷吾，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公的记载来看，这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是锱铢必较的，在个人利益面前他是能争就争，做起事来也是利益导向，目的就是如何尽快实现个人利益。比如，士蒍筑城一事，估计士蒍作为司空，其所筑之城，既包括太子申生在曲沃之城，也包括重耳在蒲之城，当然也包括夷吾在屈之城。依照士蒍的辩解，这三座城的质量大概都差不多，但就是夷吾进行了投诉。这说明夷吾很在乎自己的利益！

还有，与太子申生的软弱执拗相比，夷吾就敢于挑战晋献公的绝对权威。比如鲁僖公五年春所记载的寺人披伐蒲之事，按照《史记》的说法，晋献公也派人来到了夷吾所在地屈，但夷吾就拒绝了讨伐，并坚守不出。显然夷吾是进行了对抗性动作，所以才导致晋献公在第二年春天派出贾华征讨于屈，最终夷吾不敌，开始逃亡。这说明夷吾此人性格还是很倔强的，也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而夷吾逃亡的选择方向，也反映了夷吾性格中“急功近利”的另一面。按照《左传》记载，郤芮给夷吾建议，不要学他的哥哥重耳，步后尘去狄国，因为“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这句话中表达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夷吾晚一年出奔，如果同去狄国，则就坐实了同谋害君的口实。其二，应该西渡黄河去梁国，梁国于秦为近，秦国强大，可资庇护。第三，晋国与梁国一河之隔，晋国一旦风吹草动，夷吾就可捷足先登，有了夺取君位的优势。

关于这三条，其实第一个观点中还包含着一个不欲明言的意思，即如果与重耳同在一国，则重耳在先，即使晋国出现机会，夷吾也很难抢在前面。而第二、第三个观点中，都包含着野心，而且都是以争取晋国未来之君为出发点的，显得十分功利！

相比于太子申生和公子夷吾，公子重耳在《左传》中的形象就显得很中庸了！首先，重耳不是主动背叛晋国，而是在寺人披的追捕之下，甚至是在寺人披的纵容之下才得以逃脱。重耳被割下来的袍袖就可以让寺人披交差。其次，重耳对父亲晋献公之命也是心怀尊重，因为重耳不像夷吾敢于举兵抵抗，而是命令手下“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雠也。”所以是放弃抵抗，逃走了事。而出逃的方向是甥舅之国狄国，这也符合古人之礼。

相比于太子申生，重耳也不会坐以待毙，逆来顺受，更不会做无谓的牺牲。重耳对于忠孝二字，也不是不在乎，而是选择了恰当的方式。相比于夷吾的处心积虑，争强好胜，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乃至急功近利，重耳则更能随遇而安，谦恭有礼，也能团结人，更能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对方的利益思考问题，这就是公子重耳更胜一筹的地方！

公子重耳的性格，其实更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即不极端，不执拗，不走歪门邪道，不急功近利，所以这样的选择更容易被当时的人所接受，而这才是公子重耳走向成功的本质特性。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性格决定命运是说得通的！但观察历史，我们会看到，往往性格很相近的人，其成败的距离其实会很大！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性格所影响的当时“选择”！这个选择如果是成功的机遇，就有可能成功；而这个选择，是失败的陷阱，你就可能失败！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同样的性格，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其所选择产生的影响完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