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逃票经历
那是我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年头。1969年元旦刚过，就被派上山去伐木。
老职工都明白，山上的住宿条件非常艰苦，可我们哪里知道呀。
我住的帐篷里，几根大圆木钉在一起，上面先垫些干树枝再铺上张炕席，就是我们的床了，我的妈呀，一坐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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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早来的知青比较聪明，赶忙拿行李抢占里面的位置，剩下我和双桂只好住在最外边的铺位。到了晚上我才体会到，因为外边的位置离门近，是最冷的，冻得我俩这一宿都没怎么睡着觉。没办法，只好忍耐着慢慢适应。另外一座更大的帐篷可就幸运多了，里面分割成“两居室”，男女各占一居，床是木板钉的大通铺，帐篷内的温度也比我们高多了，让我和双桂好生羡慕。
这年的春节是2月17日。离家在外的人都要回家过团圆年，知青也一样，头一年离开父母，思家的心情可想而知。眼见年关一天比一天近，虽然大家嘴上不说，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盘算着……这憋在心里不能说的情绪，终于在某天的晚上爆发了，大帐篷里的女生首先开哭：先是小声，后是大声，再后来干脆鬼哭狼嚎，谁劝都没用。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她们“太有战斗力”了，一直持续到半夜，当真上演了一场“夜半哭声”。我和双桂过去相劝时鼻子酸酸的，回来之后也禁不住泪眼相对。
说来也怪，自打我上山后就开始闹眼病，整天眼睛红红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以至落下了个“小红眼”的外号。张医生准许我去团部医院，团部医院又让我去师部医院看。师部医院是挺大的陆军医院，用的还是部队番号呢，医生竟然让我马上住院！长这么大我还真没住过医院，也没见过那阵势。大夫和护士都那么和蔼可亲，还问我吃没吃饭，我赶紧说吃过了，其实我都两顿没吃了，谁让我胆小呢，不敢实话实说。天都黑了，已经没处买吃的了，只好饿肚子。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眼冒金花差点摔倒，可想而知，昨晚那一宿我是怎么过的。7天之后我回到山上，继续跟战友们伐树。
就在距离过年还有十多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又红了，准备再次去师部医院看病。双桂因为总是咳嗽也想去看病，我当然很高兴有人作伴啦。经张医生同意，我俩一起办好了边境通行证。在裴德车站下车后，双桂突然说：别去医院了，咱们回家吧。我没有丝毫犹豫立马赞同！但是，有个难题摆在面前：没有买火车票的钱！ 我俩商量一下，决定先到密山再说。在密山火车站，我俩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凑起来，也只够买到最近的一站，于是就买了两张票上了车，还找到了座位。
火车开过几站后，我和双桂的心才稍微放下来，并和左右的乘客搭上话。这时，列车员来到我俩身边说，咱们车厢要搞联欢会，车厢一分为二，这半边你俩年轻，就由你俩当领头的吧。1969年那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人们正处在狂热之中，热爱领袖胜过爱父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火车上唱歌搞联欢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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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天降大任。我俩因为没买票正心虚着，如果有机会表现一下，查票时兴许会网开一面吧? 正在寻思之际，那半节车厢已经开唱了，我们这边岂能落后。我和双桂简单商量了一下，找了几只歌曲就冲了上去。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全是对领袖、党、祖国的颂歌，差不多人人都会唱。于是整个车厢歌声此起彼伏，热闹极了。我们还不到20岁，风华正茂，尤其双桂长得又漂亮，歌声也甜美，很多乘客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俩这儿了，这种氛围怎能不叫人忘乎所以，全情投入。
我俩一会儿领唱一会儿独唱，还有对歌，那半边的乘客也不示弱，唱了一支又一支，一连几个小时，每个人都处在极度亢奋中。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年代的人太老实、太愚昧、太好糊弄。由于情绪高涨，不停地唱，居然把没票的事给忘了，连晚饭也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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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时分，列车员宣布联欢会结束，人们陆陆续续开始进入梦乡，我俩也准备休息。偏偏就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查票了”！
这一声差点儿把我俩的魂吓掉了，想跑已经来不及，车厢两边都堵上了，我俩顿时傻了眼。
看我俩这副狼狈相，旁边的乘客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也许是看在我俩努力表现一个晚上的份上，都很同情我们。一个劲儿地说别怕，跟列车员好好说说，也许能网开一面！
同情归同情，可乘客们毕竟说了不算的。检票的是列车长和乘警，戴着大沿帽，一脸严肃，很有威摄力，就连有票的人都面露忐忑，更何况我们俩还没票！
我突然想到应该找刚才那位列车员，求她给说句话，可是她却不在车厢里。当检查到我俩时，念什么咒也不好使，只能小声嘀咕我们没钱买票，列车长让我们去门口等着。刚才唱歌时还光鲜亮丽，此刻却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活像任人宰割的羔羊。
我们被带到列车员休息的车厢。呵，没票的人还真不少，至少四五十人。坐下后，列车长开始挨个问话，我俩又累又饿，都快筛糠了。我突然来了聪明劲儿，赶紧翻兜，把去裴德看病的介绍信和通行证拿给人家看，对，还有我的眼睛。他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还真没跟我们急，之后就向别人走去了。我俩感觉好像过关了，如释重负。现在想想，那不是唬弄鬼吗，人家常年跑车，什么没见过，什么不知道，介绍信是上裴德的也不是让你上哈尔滨的，看来还是人家动了恻隐之心。
精神一放松，肚子里就觉得饿得慌。双桂从背兜里拿出俩馒头，一人一个就吃上了，一边吃一边用眼角瞄着旁边的动静。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手中拎着一把锤子径直向我俩走来，坐在对面与我们搭腔，看年纪我们应该管他叫大叔。那个年代在我们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提防坏人的那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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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俩就一五一十跟人家说了一遍，还让他看了证件。他问我们住在哪个区，我们说住在道外区，他说他也住道外。我马上他道外什么地方，他说烟囱大院。我一听差点儿跳起来，我家就在那附近，而且那个院有我很多小学同学。话越说越近，还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我心里立刻闪出一丝光亮：老天爷有眼，救星到了！
也不知道半夜几点，有人喊“牡丹江车站到了”，列车长和乘警开始撵人，凡是没买票的都在这个站下车。到我们跟前的时候，大叔站起来，指着我们说这俩人他认识，列车长迟疑一下就离开了。
列车再次启动时，车厢里只剩下我们3人。大叔与我俩唠了半天嗑，又安排我俩到车厢里坐，临走一再嘱咐到站等他，我俩答应了。
第二天到哈尔滨站的时候我俩疑惑了，他当真会来找我们吗？
就在我们呆立站台举棋不定的时候，大叔真来了！他说工作交待完了，我把你俩送出去。
我们跟着他顺着铁道线走了好半天，过了一个桥洞子，大叔说已经出站了，我俩一看真的出来了，别提多高兴了。原来，刚才走过的桥洞就是哈尔滨站旁边的霁虹桥，过了桥就是南极街，接下来的路再熟悉不过了。这时大叔又说，上车吧，咱们一道，我给你们买票。到了十二道街，我下车大叔也下车。大叔说：你快回家吧，我去商店给孩子买点东西，就这样我们分手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位大叔。
这段40多年前的往事，却是我一直不能了却的心结。先是不经允许就私自回家，还逃票，有违一个兵团战士的标准，也有悖公德。还有那位帮助了我们的大叔，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时连句谢谢都没说，哎，看来只能用那时年少不懂人情世故来遮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