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先期入朝的志愿军共有四个军，分别是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共26万余人。同时，还有50军和66军作为预备队。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是中朝两国并肩作战，绝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独角戏，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也必不可少。而这，就涉及到统一指挥的问题。
在与彭德怀的交涉中，朝鲜将领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的意见。志愿军入朝时，金日成在德川游击，他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同时，按照金日成还要求彭德怀，既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那么军队的指挥权自然应该由自己统一指挥。
对于金日成的想法，彭德怀自然是不予考虑的。首先，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完全崩溃，10万大军只剩不过3万残兵，士气低落、建制也被打散了。而志愿军光先头部队就有26万人，以小驭大，怎么说也不现实。
其次，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虽然都是东亚人，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虽然金日成、方虎山等人民军将领都曾在中国作战，在我军效过力。但从人民军的打法和编制来看，更类似于苏军。
朝鲜人民军的主要将领，大多有在苏军服役的经历，例如金日成就曾是苏军的少校，因此在人民军身上打下了深深的苏联烙印。
和苏军一样，朝鲜人民军比较依赖先进装备。在我军还未组建成建制的装甲军，朝鲜人民军已经拥有以350辆T34坦克为箭头的装甲兵。而我军作战，并不太依赖装备，而是主要依靠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的战术。在作战时，人民军与苏军一样崇尚火力、大开大合。而我军更喜欢进行穿插、迂回，与敌人短兵相接。
因此朝鲜将领的指挥方式，是无法驾驭志愿军的。
最后，彭德怀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感到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有所反映。在前期的作战中，朝鲜军队太过崇尚冒险主义，一再无视我方对于美军即将在仁川进行登陆的警告，一味将军队主力压在釜山前线，最终被美军抄了后路。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说：“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打从一开始，彭德怀心中就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将领指挥的问题。到了后来，金日成听说志愿军人数已达数十万之巨，也觉得由朝鲜人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退而求次，提出双方指挥所应该合在一起。
然而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在此时仍悬而未决。两支军队仍然各打各的，还未真正拧成一股绳。在谈及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朴一禹驻扎在彭德怀处保持联络。到了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在第一次战役中，中朝两军由于语言不通，多次在配合中出现大问题，曾多次出现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例如在11月4日，志愿军39军正在博川围攻美军24师。结果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竟将我军误认为是敌军，导致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
第二次战役中，宋时轮的第九兵团预备队26军也在江界附近的厚昌地区，挨过人民军坦克的炮击。
与此同时，朝鲜还在一段时间内，不允许我军使用已经军管的铁路，导致志愿军只能卡车运输。当交通线被美军飞机炸瘫后，只能改为步行。运输和行军效率，可谓大打折扣。
彭德怀认为，若再不将中朝两军统一指挥，恐怕要出大问题了。因此，彭德怀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统一协调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更加靠近志愿军总部。
但在会谈中，金日成只是勉强同意将方虎山、崔仁的两个军团派往敌后进行游击战。至于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但是两个总部不能靠近。统一指挥，从此陷入了僵局。
对此，毛泽东决定两手抓，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立场；另一方面，请莫斯科方面对金日成进行劝说。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
“彭德怀同志提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苏联顾问）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制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作战和敌后战场以及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
志愿军在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中胜利，让斯大林对彭德怀的指挥能力倍感钦佩。因此斯大林接到电报后，于16日回电，提出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见转达给金日成和什特科夫。
而后，金日成、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一同商讨统一指挥问题。什特科夫当场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会上，什特科夫还批评朝鲜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却打了败仗。而人民志愿军用“万国牌”武器，却大量消灭敌人，因此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
在此情况下，金日成终于松口。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会谈中，金日成表示：
“斯大林来电同意中朝两军统一指挥，因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
最终，两国成立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和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则由朝鲜政府统一管辖。联合司令部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方面以金雄伟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从此以后，中朝两军的联合作战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对于朝鲜来说，他们不肯联合作战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朝鲜刚刚摆脱日本侵略者的奴役，迫切需要独立自主。让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为了战争的胜利，从更现实的角度看，中朝两军必须统一指挥，而且军事指挥权集中在人民志愿军手中，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虽然两军指挥统一了，但是并不代表双方就没有分歧和矛盾。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便在是否南进问题上，与金日成和什特科夫进行了争论。
在第二次战役中，我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一路驱逐到38线附近。但是彭德怀却选择收兵，在38线附近休整，相等开春再发动下一次战役。
对此，金日成和什特科夫都感到十分不满。特别是在什特科夫看来，打了胜仗不乘胜追击是不可思议的。在他看来，应直接将“联合军”赶下海，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然而彭德怀明白，我军补给线脆弱、装备低劣，已呈强弩之末，越过38线是极不现实的。况且敌军虽然士气低落，但是还有26万兵力，绝不可能立即撤出朝鲜。因此彭德怀认为应当采取稳进方针。
对于彭德怀与金日成、什特科夫的争论，毛泽东一方面从政治方面考虑，选择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解放汉城；另一方面，他还是赞成彭德怀的长期打算、稳步推进的方针，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便收兵。而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虽然志愿军攻占了汉城，但此城实际是李奇微有意放弃，对敌人有生力量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然而金日成和苏联顾问依然不满意，仍旧想要速胜，因此一再催促彭德怀缩短休整时间，立即发动进攻战役。1月11日黄昏，彭德怀与金日成、朴一禹进行会谈。会上，彭德怀依照毛泽东的提议，让彭德怀单独前进。毕竟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已经整编完毕，完全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而从仁川、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境界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彭德怀说：
“人民军四个军团约12万人已经休息两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原计划南进作战。”
金日成深知，以现在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根本无法撼动“联合国军”的防线。因此金日成只能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
斯大林得知彭德怀与金日成、什特科夫的争论后，立即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电报中高度赞扬了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他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批评什特科夫不懂军事，瞎指挥，从此不准他再干涉彭德怀用兵。而就在这时，美军主动发动了第四次战役，南进之争也就此划上了句号。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中朝两军的配合愈发默契。
在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朝高干联席会上，金日成、彭德怀、高岗等122位中朝干部济济一堂。在会上，彭德怀做《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对于彭德怀的原稿，毛泽东亲自做了多次修改。毛泽东以他的如椽大笔，亲自添上了这样一段诚挚而澎湃的文字：
“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拥护朝鲜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的胜利就一定能得到。”
随着彭德怀铿锵有力的朗读声，大厅中掌声响彻一片，许多中朝高干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
亲兄弟都有矛盾，更何况两个国家呢？分歧不可怕，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分歧。毛泽东、彭德怀以他们的大智慧，在应对残酷战争环境的同时，还能照顾朝鲜同志的感情，最终让中朝两国用鲜血浇灌的友谊变得更加历久弥新。而这样的友谊，也让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