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义薄云天；三百年来，空前绝后。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死之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十六字的遗言，现在读来，仍让人血脉喷张。

遥看东方的地平线，太阳的余晖照在谭嗣同的身躯上，就如同清王朝的寿命，到了黄昏处。

谭嗣同的死，更是内忧外患的中国一道最耀眼的曙光，照亮了后辈青年前进的道路！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然而历史也有不为人知的细节，万恶的慈禧在逮捕谭嗣同前，曾给了充分的时间，让其逃跑。

不过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假仁假义碰到了谭嗣同的大仁大义，立马就原形毕露。

谭嗣同早就决心一死，他试图用自己的头颅与鲜血唤醒民众和知识阶层，才有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名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亲自嗣同始。”

历史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轮番上演的大事件都有内在的因果性。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就像投入湖面的一块大石头，引起了无数涟漪。

以往输给“日不落的”英吉利，输给“欧洲一霸”的法兰西，都可以用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国力过于强大来作为不是理由的理由。

可是日本是什么国家？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认知中，日本不过是一撮尔小国，对于日本人的称呼，也大多是含有贬义、歧视意味浓厚的“倭寇”。

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给了清朝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一个响亮的耳光。

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日本以一个小国打败了历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极大震惊了清朝统治者和中国近代思想界。

相当一部分眼光独到的青年开始反思洋务运动是否能真正富国强兵，是否真能让清朝重新焕发生机，这其中看的最远，想的最深莫过于湖南浏阳的谭嗣同。

已故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评定维新运动诸位人物时，曾这般形容舍生取义的谭嗣同：“和康有为不同，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应是激进派和激进思想的最早代表，他的思想是由改良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转折点。”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965年三月十日，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的一所胡同，幼年在浏阳长大。

其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曾两度兼任湖广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

大家都知道，因太平天国运动，湖南湘军登上了历史舞台。谭继询早年间曾得陕西巡抚谭钟麟举荐，靠上了左宗棠这棵大树，得以外放发迹。

谭嗣同和一般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不同，他一不花天酒地，二不追求功名利禄。得益于父亲在甘肃做官，谭嗣同也在鬼哭狼嚎的大西北生活过一段时间。

青年时，谭嗣同更是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深为自豪骄傲。同时，在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旅途中，他也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残破。

之后，谭嗣同曾于1890年，随父亲来到湖北巡抚任所，拜访过张之洞，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好参与到洋务运动中去。

但五年之后，甲午战争的爆发，让谭嗣同彻底觉醒。这一年，谭嗣同从家乡湖南北上首都，结识了一生挚友梁启超。

一年之后，谭嗣同被任命为南京候补知府。这一时期，他闲暇时跟随杨文会，钻研佛学，写成《仁学》一书。

《仁学》可谓是谭嗣同的思想总结，书中有许多颠覆性的思想，也很激进、甚至是革命的分析，即便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无所谓君臣，只是因办事需要，才“共举一民为君”；倘若君不能为民办事，自然可以共“废”之。

“废君”思想无疑动摇了千百年来皇帝君主的权威，更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谭嗣同的眼中，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实质就是法家的“大盗”，道德体系则是荀子的“乡愿”，这两者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以至于谭嗣同在书中大声疾呼：要“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现在可能过于民粹化）。

显而易见，谭嗣同作为新崛起的后起之秀，充满着变革精神，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属于“维新派”，甚至是“革命派”。

不过俗话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让谭嗣同登上历史舞台唱大戏的还得是光绪皇帝。

1898年的春夏之交，光绪亲政以后，就想着借助维新派的力量，在全国实行变法。

维新派的带头大哥康有为也屡次上书光绪，能做到“以俄国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光绪帝仔细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认为此人见识非凡，才识过人。

于是光绪帝吩咐翁同龢，以后如果有康有为的条陈，可以即日呈递，不得延误、扣留。

侍读学士徐致靖看到光绪有意起用维新人士的意图，便上疏保举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

在他的奏疏里，称赞谭嗣同“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

本就求才若渴的光绪一听，就给谭嗣同发去了电报，让他“迅速来京，毋稍迟延。”与此同时，光绪帝还有一件大事要干，在和维新众人商议之后，光绪立即于 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

这样，开头轰轰烈烈，结局一地鸡毛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然而，就在谭嗣同拍马北上的同时，这位从没亲自做主的光绪抑制不住内心的忐忑不安，习惯性来到颐和园，用极为谦恭的语气向慈禧汇报了变法之事。

慈禧明面上虽不反对，但也并不放心。毕竟她掌握着用人大权，让心腹荣禄当直隶总督大臣，控制北京一带的军政大权。

同时，慈禧还迫使光绪开了翁同龢，让他回乡养老，斩断了光绪的一支坚强有力的臂膀。

1898年8月21日，谭嗣同抵达北京，住在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9月5日，光绪皇帝就在勤政殿召见了谭嗣同。

谭嗣同一方面据实回答了社会各界对于变法的反应和态度，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变法策略。

总结起来，谭嗣同认为变法要想成功，一定要有四个条件：第一，有一支强有力的辅佐集团，在中央形成强硬的中枢，紧紧握住决策和号令的大权。

第二，必须要有一支听从皇帝号令的亲兵劲旅，进足以震慑利益集团，退也可保卫皇帝和中枢的安全。

第三，妥善安置以满清王公大臣为首的利益集团，减少变法的阻力；第四，外交上不要四面树敌，为变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光绪帝听了谭嗣同的分析和建议，感慨万千，授予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章京本为满语的音译，意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并不掌握具体实权）。

可惜的是，谭嗣同分析的是头头是道，可实际操作层面却是一言难尽，第四条勉强符合，至于前三条和设想的相差甚远，这也预示着变法的失败和维新人士悲剧性的命运。

变法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不愿意流血的革命，也可说是对现有制度的修补。依附于现有制度，肯定会形成一股庞大的保守势力，他们会坚决抵制变法。

保守派的地位是依靠现有制度保障，其地位、权力、名誉和经济利益都附生在原有的体制、道德、文化中。

围绕在慈禧身边的王公大臣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侵犯，必然会不遗余力反对变法。

早在六月，慈禧就掌握了京畿地区的军权，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其中就为关键的就是刚毅掌管八旗具有特种性质的健锐营，又命令怀塔布管理颐和园的八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

同时，慈禧还用光绪的名义发布，今后凡加赏官吏品级，没有自己的允许，不能算数。

从慈禧的种种表现来看，她始终占据着主动地位，审视着光绪的一举一动。只要光绪稍有出格之举，自己就会出面干预。

果不其然，变法要想推行，维新派就必须罢免旧大臣。

1898年9月4日，光绪革去了怀塔布等六名礼部六堂官的职务。三天之后，又慈禧最为倚重的李鸿章赶出了总理衙门。

怀塔布和慈禧，同属叶赫那拉一族。他的妻子经常出入颐和园，和慈禧是老闺蜜，造谣说维新人士要“颠覆满人的江山”。

李鸿章又是汉臣的代表性人物，这一满一汉，都被革职，慈禧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本来慈禧对变法持一种观察态度，像废科举、建工厂这类经济改革可以容许，但只要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慈禧是万万不能容忍。

8月24日（七月初八），慈禧对外发布谕旨，说要于九月巡幸天津，举行阅兵。这份谕旨引起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疑虑，担心慈禧借阅兵之际，废黜光绪。

于是在9月14日，光绪写了一道密诏，让杨锐递给康有为，说自己“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杨锐这人，遇事则慌，久久未见回音。9月17日，急不可耐的光绪又让林旭带给康有为一道密诏，称：“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

这两道密诏，说明光绪帝已经预感到情势将有大变。

康有为拿到密诏，便和谭嗣同、梁启超商议，决定依靠袁世凯动用武力，除掉慈禧。

根据毕永年的回忆，谭嗣同和他说过：“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

9月18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见到了袁世凯。

一见面，谭嗣同就开门见山：“皇上现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蛇鼠两端的袁世凯当即表现出大惊失色的样子，询问“皇上难在何处？”

谭嗣同称：“荣禄上书，要废君！”

然后，谭嗣同就说出了计划，要求袁世凯带兵围住颐和园即可，不用他亲自动手。

袁世凯又问：“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谭嗣同见袁世凯无动于衷，又带着一丝威胁的语气，说：“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说着，还亮出了藏在袖口的短剑。

但袁世凯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答复，他提出了一个计划，说九月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两人谈到最后，袁世凯一不答应马上行动，二也没有表现明显的拒绝。

要知道，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就说明了他本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骑墙派，所说的话完全不能相信。引用《让子弹飞》的一句台词就是：作壁上观，谁赢，他帮谁。

没有武力的庇佑，政变就是纸上谈兵。

9月20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就下令呈缴各变法文件。21日，慈禧就囚禁了光绪，宣布重新临朝“训政”。

同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康有为革职。

也就是这一天，袁世凯这个墙头草看到了维新必败的结局，就倒向了保守派一边，在天津告知了荣禄，谭嗣同来夜访自己的事情。

2天后，慈禧知道此事，怒不可遏，大声责骂光绪违背人伦，同时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前一天，谭嗣同就找到了梁启超，他本人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另外，他将自己的诗文书稿、家书等物交给了挚友梁启超，托他保管。

谭嗣同还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谭嗣同是打定了注意，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当死者，希望梁启超能当程婴，继承自己的救国意志。

可以说，谭嗣同本有1天的逃命机会，足够他进入日本使馆避难，然后远渡海外。这一天的时间，也并非是慈禧发起了善心，施舍给谭嗣同，只不过是她晚知道一天罢了。

抓到谭嗣同，慈禧未经审讯，就在9月28日，在菜市口处死了谭嗣同（菜市口距离谭嗣同的浏阳会馆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谭嗣同的死，影响颇大，彻底让社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看清了清朝的丑恶嘴脸，再也不走改良的道路，大多纷纷转为革命党。

晚年的梁启超回忆挚友，曾高度评价了谭嗣同的才学：“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二岁。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光芒万丈。”

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办会馆，曾教出了两个学生，一个是蔡锷，摧毁了袁世凯的称帝梦，也算报了先师的一箭之仇。另一个学生则是杨昌济，杨昌济则有一个开天辟地般的学生兼女婿，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

参考资料

《帝制的终结》 杨天石 岳麓书社

《谭嗣同》王儒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戊戌政变之真相”》 清史研究 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