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
上一节，我们讲述了苏轼被贬黄州，经历了从苦闷到超脱的过程，从此，世上始有苏东坡。俗话说，观念一变天地宽。经历了人生蜕变的苏东坡，也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新转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转折呢？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神宗的救赎
前面我们提到，放逐苏轼其实并不是宋神宗的本意。如果说“乌台诗案”前期，宋神宗是被谏官们布置的“信息茧房”弄糊涂了，一气之下将苏轼投进了监狱。那“乌台诗案”后期，宋神宗就已经回过神儿来，发现自己是被谏官们忽悠了。所谓的“以言语祸国殃民”，不过是政治对手给他扣上的一顶高帽而已。
但是等皇帝明白这些时，事情已经轰轰烈烈进行了好几个月，已经发展到了宋神宗本人也控制不了的地步了。作为皇帝，他有接受谏言的义务，作为执政者，他也不能任由反对国家新政的言论肆意流行，所以，宋神宗不得不牺牲苏轼。
但他到底是爱才的。还是太子时，宋神宗就喜欢读苏轼的文章，即位后初次召见苏轼，也很欣赏他明快的议论和鞭辟入里的见解，一心想留他在身边重用。
神宗的理想是变法强国，可实施新政时苏轼却颇多反对，无奈之下才将他外放做官，但是神宗毕竟是偏爱苏轼的，即便外放，也为他选择最富庶的杭州。不过，哪怕苏轼离了京，宋神宗也时刻关注着他的动向。据说神宗日理万机，吃饭时喜欢边吃边看点文字。如果神宗吃着吃着，突然不吃了，甚至连筷子也放下了，太监们就知道，这会读的，肯定是苏轼的文章了。要是听见神宗在那喊：“奇才，奇才！”那就更确定无疑了。
神宗不但非常欣赏苏轼的文采，也时刻记得祖父仁宗皇帝选拔苏轼时的喜悦，更记得祖母曹太后在病榻上的遗言。他对苏轼是极为喜爱的，哪怕御史台给苏轼扣了一顶天大的帽子，他依旧相信自己的判断。哪怕为了朝局不得不将苏轼放逐，也只是将他发配到距离中原不太远的黄州。这样之后再回京，路途也不会太遥远。
苏轼在黄州时，神宗也从没有忘记过他。有一次，苏轼因为眼疾一两个月没出门，恰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病故，于是民间纷纷传言，苏轼已和曾巩同日病故。
没多久，谣言就传到了京城，甚至传到了皇宫里，被神宗听到了。他立刻找来朝中和苏轼关系最亲近的大臣询问真假，谁知对方也不知道，只说自己也听说了传闻，但不知真假。本来神宗正在吃饭，听了这话，以为苏轼真的病逝了，他独自叹息了很久，连说了两遍，“这是难得的人才！”无限惋惜。
其实，神宗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起用苏轼，可一直到神宗病逝，也没有实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小人作祟。
苏轼刚到黄州第一年，神宗就想召他回来。那时王安石已不在相位，神宗觉得底下人用着不顺手，事事都做得不成功。犹豫再三，神宗想要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他甚至把人事安排都想好了。
当时的宰相名叫蔡确，因为怕起用司马光挡了自己的前途，便想了一个馊主意：皇帝不是一直想攻打周边少数民族，一雪前耻吗！那就是顺着皇帝的意思来，扩大对西夏的战事，发动战争。如此一折腾，皇帝的注意力就被战争牵制了，也就顾不上起用司马光等人了。
对蔡确而言，这是保全个人地位的巧妙阴谋，对北宋来说，这却是奸佞误国的砒霜毒药。第二年，神宗下令讨伐西夏，结果十几万大军命丧西夏，飘摇的北宋再一次遭到重创。
之后，神宗又多次想起用苏轼，但朝中大臣们先是反对，看反对没用就拖着，不走程序恶意阻挠，这样拖着拖着，苏轼在黄州已经待了四年。最后，神宗气得直接用“皇帝手札”，跳过大臣，特旨将苏轼移到京城附近的汝州。虽然只是变了一个贬谪地，但召回圣旨上的一句“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已经让苏轼感动万分。
至此，苏轼四年三个月的黄州经历，就此结束。离开时，黄州百姓在江对岸敲响黄州鼓角为他相送，让苏轼不禁泪眼婆娑。
苏轼与王安石的和解
一路上，苏轼遍访好友，把过去几年都没能相见的朋友一一见过。在金陵，他与昔日的政敌王安石重新相遇。当时，苏轼一家因为久在船上，舟车劳顿，尚在襁褓里的小儿子不幸夭折。苏轼遭遇丧子之痛，内心悲怆，所以还没顾得上去拜见昔日宰相王安石。谁知一抬头，王安石竟然已经骑着毛驴，在江边等着苏轼了。
对此，有人可能会问，这王安石和苏轼不是一直有过节么？两个人一个是革新派的领袖，一个是守旧派的先锋，应该是死对头才对，怎么这会儿又变得这么好了呢？难不成是“塑料友情”？
事实并非如此。从前，王安石和苏轼都处在权力中心，受限于当时的现实政治，两个人矛盾重重，隔阂很深。但后来，两个人经历了世事变迁，对彼此反而多了一丝理解和欣赏。
先说王安石，他两度执政，尽力变法，但呕心沥血创造的种种新政措施，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朝中的大部分正人君子也不肯和他合作。孤军奋战勉强打下一点新政基础，却又后继无人，被一帮小人窃取果实。特别是后期，皇帝日益动摇，周边无人可用，最得力的长子也英年早逝，一时间，王安石万念俱灰，萧然归隐，每天只是骑着一匹毛驴，漫游吟诗，很是孤寂。
归隐闲居后，王安石反而欣赏起苏轼来，对这个后辈的才气、学问和人品，都有了新的看法。那时苏轼已经被贬谪到黄州，王安石只要碰到从黄州来的人，必定要问一句，“苏轼最近写出了什么好文章、好诗句吗？”
有一次，别人带了苏轼的一篇新作，王安石就站在屋檐下，就着黄昏的微光，细细品读。读完，他赞叹着说，苏轼真是人中之龙！这一刻，王安石对苏轼，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对于苏轼，他当初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等到王安石辞官离去，看到满朝都是唯唯诺诺、不思进取之人，反而怀念起王安石的变革精神和进取勇气。地方为官的经历，也让他对新政有了新的理解。
这两位个性不同，但是一样伟大的人物，不论从前在政治漩涡中有过多少摩擦和是非，而今时过境迁，金陵重见，早已一笑泯恩仇。现在，他们彼此欣赏，无拘无束地畅谈，内心都充满喜悦。
两个人还惊奇地发现，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巧合，他们出生相差15岁，中进士相差15岁，这种微妙巧合，让两人倍感亲切，只是当时他们不知道，两个人的逝世也相差了15岁，享年都是66岁。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让他们前半生互相争斗，后半生却惺惺相惜。在金陵的这些天，王安石和苏轼一连几天都朝夕相见，饮食玩乐都在一起，非常开心。
这位伟大又孤寂的老人，对这个后辈非常喜欢，他们谈天论地，畅所欲言。王安石还希望他定居金陵，互相做个伴。苏轼于是在金陵访宅问田，但找了快一个月，也没遇到合适的地方，只好拜别王安石。两年之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但很庆幸，北宋的这两颗明星曾经交相辉映。
重回朝堂，报效知遇之恩
苏轼离开金陵后，一路上仍是求田问舍，准备归隐。在常州，他漂泊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于是给朝廷写了两封奏表，恳请住在常州。神宗皇帝恩准了他的申请，但苏轼没想到，这竟然是神宗对他的最后一次恩泽。一个月后，38岁的神宗就英年早逝。
不久，10岁的哲宗继位，但因为年龄太小，祖母高太后垂帘摄政。高太后深深记得神宗皇帝对苏轼的眷顾，也知道神宗一直想要起复苏轼。而且高太后是个稳健保守的老太太，厌恶革新，遵守古制。所以她一上台，就召回原先的旧臣，恢复原先的旧政，苏轼自然也被起用。守旧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也凯旋归朝，被民众寄予厚望。
司马光执政后，将新法全部废除。废除差役法时，朝中很多冷静的大臣提出，新的差役法的确要比之前的旧法效果好，应该予以保留。特别是苏轼，经过在地方行政上的多年历练，他对新差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认为不失为一个良法。
但司马光很固执，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苏轼明知会碰钉子，还是决定为民一试。私底下司马光不同意，第二天苏轼就当众表达，搞的司马光对他很不满意，之后苏轼又负气请辞，虽然显示了他的硬汉作风，但也因此得罪了司马光。
好在，太后对苏轼还是偏爱的。苏轼还朝三四个月，官职一升再升，扶摇直上。苏轼当然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因此不断请辞，但太后对他寄予厚望，将各种重任都压到他肩上，一年后更是任他为翰林学士，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苏轼迟早要拜相。但这让一部分人十分焦灼。因为苏轼这种是非分明的脾气，如果当了宰相，别人还怎么“搞政治”。
而后，苏轼又被任命为小哲宗皇帝的老师，负责将自己的思想、史识和政见灌输给少年皇帝。成为帝王师，通过影响帝王的思想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是儒者的最高荣誉。对此，苏轼欣然接受。他选取历史故事做教材，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启迪诱导的方式，讲述历史兴衰、人事得失。小皇帝因此对苏轼十分敬重。他后来因故外放做官时，哲宗还秘密召见他，将茶叶偷偷赠予他。要知道，茶叶可是北宋的奢侈品，大部分都供给了皇家。哲宗此举，也体现了他对这位老师的尊重和喜爱。
但，升迁成为苏轼新灾难的开端。文字狱的手段卷土重来。苏轼过往的文字再次成为弹劾的理由，连主持科举所出的试题，也被人拿来大做文章、恶意中伤。甚至当时朝中形成三大派别，互相倾轧，苏轼虽然特立独行，但因为蜀人的身份，被视为蜀派的领袖，被迫卷入党争。
几件事情下来，苏轼身心俱疲，他一再请辞，但君恩深重，特别是神宗当初的眷顾，让苏轼无法推却，只能报答知遇之恩。可政敌们并不打算放过他，苏轼受到太后信任，无法扳倒，那就扳倒他的朋友亲信。一时间，凡是和苏门相关的人，全部坐上了冷板凳，苏轼对现实政治彻底失望，告病在家一个多月，太后这才恩准了他的请求，外放杭州。
归京四年，别人忌妒他的飞黄腾达，但苏轼却是心力交瘁。这四年，让他看透了政治生活的冷酷无情，看透了当权者们的不择手段。如今可以逃离那个斗争中心，苏轼自然欣喜若狂。
但是苏轼大概不会想到，这次离开，朝中即将风向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