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众多秘书中，叶子龙不是时间最长的一个（比不过陈伯达），不是名气最大的一个（比不过胡乔木），不是官最大的（比不过陈伯达），也不是结局最悲剧的（比不过的田家英），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难忘经历。

这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叶子龙是老红军，他14岁就参加红军，16岁入党，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刚长大的孩子。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出身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人忠厚老实，工作积极认真，毛主席很喜欢这个湖南“小老乡”，因此叶子龙来到毛主席身边后不久，就凭借自己的工作态度和踏实精神，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

从1935年到1962年的27年间，叶子龙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他追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亲身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包括转战陕北、定计西柏坡、进京“赶考”、两次访问苏联……几十年风风雨雨下来，叶子龙一直忠心耿耿，无怨无悔。

长期的密切接触，让毛主席和叶子龙超越了普通上下级，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优秀品格和工作成绩也多次得到毛主席的公开称赞。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拥戴领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秘书，却在“文革”期间惹上了一件大事，即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故事最初可以追溯到1959年11月。

当时，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领导，以及一些省市委书记。

有一天，毛主席讲到了中苏关系问题，这一点是毛主席临时讲的，不在会议议题之内，所以毛主席特别关照大家听听就行，不要做记录。

这时，在场的胡乔木问了一句：“主席，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毛主席一听，颇感意外，大声说了一句：“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

大家听出来毛主席有些不高兴，立即通知停止录音，而直接负责录音这件事的人，就是毛主席的密室、时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

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在场，作为办公厅负责人，他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主席见状，挥了挥手，也没再说啥，继续讲中苏关系问题，其他在场的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杨尚昆、胡乔木，甚至叶子龙本人，都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搞录音这件事，主要是为了以后整理毛主席的讲话方便，使用录音有助于一字不漏地记录毛主席的原话，不至于发生偏差或错误，这也是党史和档案工作的需要。

为此，叶子龙多次向杨尚昆汇报会议录音问题，杨尚昆还专门请示了周恩来，经周恩来同意以后才购买了一套录音设备，培训专职录音员。

对于使用录音设备问题，毛主席其实知道，并且理解和支持工作的，有时候还主动提出来要录，但有时候毛主席又对录音很反感，尤其对于一些敏感话题，他甚至不赞成做任何记录。

只是，什么时候可以录，什么时候不能录，谁也没有前后眼，很难预测，这次杭州会议就是一次典型。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原本平淡无奇的一件小事，却在若干年后上升成了一桩“严重罪行”。

后来的1961年，毛主席又在他的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还有专职的录音员。

这一次，毛主席大发脾气，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杨尚昆为此还专门写信，向毛主席深刻检讨了自己在安排谈话录音这件事上的错误。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批评了杨尚昆等人的错误做法，并对以后会议录音记录问题做出了规定。第二年，叶子龙也被调离毛主席身边，到北京市担任某部门领导职务。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不料，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件事连同一些其他事件又被翻出来，搞出了所谓“窃听器事件”，作为专案追究。

这一回，可不是违纪那么简单，而是成了“盗窃党的机密”，变成了性质极其严重的事件。因为这件事，杨尚昆被免了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由汪东兴接替。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认定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覆巢之下无完卵，除了杨尚昆，很多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机要室的同志都遭受牵连，甚至中央其他部门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也被大肆追究。然而，经过前后十多年的审查，却根本没有查出任何真凭实据。

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自然难逃株连，受到长达7年的审查，后来还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才被解放出来，但再也没有回到毛主席身边，而直到2000年《叶子龙回忆录》公开出版后，这桩发生在1959年的所谓“窃听事件”，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由此可见，尽管叶子龙在录音问题上考虑欠妥，没有事先向毛主席报告，但他对毛主席是忠诚的，毛主席对他也是信任的，这起所谓“窃听器事件”，绝非毛主席的指示，而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兴风作浪，搞出来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