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被誉为工业的“粮食”。毛泽东曾说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其他就都好办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始终面临“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因此钢产量是每年全国计划的重点。为经济建设多产钢，这是钢铁工业的情结，也是很多中央高层领导的情结。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指出：“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1943年的90多万吨，发展到2000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毛泽东视察武钢

“大跃进”期间，我国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被定为1070万吨，但从1958年1月至7月，我国的累计钢产量只有370万吨。这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号召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1959年全国的钢产量要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

会议结束后，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毛泽东想了想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找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谈话，听听他对1959年钢产量指标的意见。陈云深知即使是翻一番的2140万吨，也是难以完成的，他对毛泽东说：“我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钢869万吨到年产钢1655万吨，花费了17年的时间。”

陈云

陈云还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报告里说，1959年的钢产量最多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毛泽东在听了陈云的意见后，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进一步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年11月28至12月10日，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将1959年的钢产量计划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陈云认为这一指标仍然很高，但既然会议已经通过，他也无法硬顶。会议结束后，陈云找到起草会议公报的胡乔木，让他不要把1959年钢产量计划的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这个数字一旦公开，中央就完全没有退路了，如果不公布的话，中央还可以根据后面的实际情况，适时加以调整。

1959年新年刚过，陈云在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工作问题时，再次劝他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恐怕有点问题。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要实现2000万吨的薄弱环节问题：第一是运输问题，第二是洗煤问题，第三是矿山问题，第四是东北缺电的问题，还有一个化工问题。”

毛泽东和陈云

后续的事实果然如陈云所料，1959年第一季度，我国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只完成了季度计划的77.3%。

此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1959年的计划指标仍然过高，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他公开提出：“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毛泽东还称赞陈云说：“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也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陈云两次提出降低钢产量指标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重视。最终会议把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降为1650万吨。

1958年， 河钢承钢1号100立方米高炉落成

不过陈云仍然认为1650万吨这个指标高了，除了产量以外，他还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对钢铁质量的担心，他说：“小高炉炼出的900多万吨铁，目前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2‰标准的，有40%以上，有的说至少有50%。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我担心铁的质量如果不改进，铸造铁也铸造不成，炼钢也搞不到1300万吨。也就是说，搞不到900万吨有用的钢材。”

由于陈云的意见论据周密，材料翔实，很有说服力，最终被中央所接受，不久以后，中央正式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钢材生产指标调整为900万吨。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59年底，我国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和897万吨钢材的生产。

陈云进行讲话

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前往长沙的火车上，同石油部部长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