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是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在近代历史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晚清有中兴四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和中兴四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曾国都高居榜首。他的谥号是“文正”，这是历史上大臣中最高的一种谥号规格，很多中国文人连死的时候都不敢想的荣耀，同样是晚清重臣的李鸿章以及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过是“文忠”的谥号，相比“文正”还是有所差距，能够给予臣子这种待遇，可见曾国藩在当时的重要性。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能得到这样规格的待遇？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被后世称为“一代完人”深受追捧，可这位“完人”也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得以取得真经的。早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的那会，他也还是个“刺头”，他身上所具备的并非是以退为进、行事低调的性格，而是遇事冲动的官场新手。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娄底双峰县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耕读家庭就是虽然是农民家庭，但是家里地多，经济收入可观。
他的祖父曾屏玉虽然读书少，但是见多识广，砸锅卖铁也要供后代读书。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曾屏玉的鞭策下考上了秀才。
曾国藩因为是家里的长子，家里人对他格外重视，也付出了很大心血。曾国藩5岁时，父亲就开始了对他的启蒙教育，教他背诗经。6岁时，他就进入了家塾进行系统的学习。
曾子城
15岁那年，曾国藩参加了湖南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名。因此，父亲对他满怀希望，专门将他送到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乡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古人很重视仁、义、礼、智、信的教育，有“宗庙毁则礼乐崩，礼乐崩则仁义废，仁义废则伦常道德不复存在”的说法。所以作为衡阳大族的唐氏宗族，其宗祠礼乐和仁义、伦常方面的文化浓厚。不过第二年又将他转入了湘乡涟滨书院，为考取秀才作准备。
清朝的科举分5个等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廷试（朝考）。院试属于各省举办的考试，通过院试可进入乡试；乡试是国考的一种，由国家派考试官到乡里举监考，每三年考一次；通过乡试的人，第二年就可以参加京师礼部的会试；会试通过后，还要在一个多月后进行殿试；殿试以后，就是朝考，相当于皇帝对考生的面试。
21岁时，曾国藩通过院试考上了秀才，并在这一年成了婚，真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得志得意满。
真正让曾国藩受挫的是会试，会试连考了五次，耗时六年。第五次才考中。在殿试中，曾国藩以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的成绩，被赐“同进士出身”。
在朝考中，曾国藩也扳回了一局，本来是第三名，却被道光帝亲自提拔为第二名，选为翰林院官员，虽然职级不高，好歹是皇帝近臣。总算是“媳妇熬成婆”，曾国藩刚开始也有一段时间懈怠，他开始和人下棋、睡懒觉、喝酒。机缘巧合下，他读到了桐城派宗师姚鼐的文章，迷上了理学。他开始致力于程朱理学，要“学做圣人”。如果没有这股子轴劲，曾国藩可能一生都是官场中的平庸之辈。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子城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于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钜，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余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间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七十一镇中有十余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无陈善责难之风。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
曾国藩在老家奔丧期间，正值太平军进入湖南，整个湖南岌岌可危，咸丰帝便下诏书到曾国藩的老家，命令曾国藩帮湖南练民兵。这一次，咸丰帝一共任命了10个省43位退休的前官员为“帮办团练大臣”。不过就曾国藩拿它当回事。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但说到底还是一个书生，让他练兵打仗也是咸丰帝迫不得已的选择。可相比同时期的那些回当地办团练的其他大臣，他却有过在兵部当差的经历，对于大清的军队还是有着一个清醒认识的。他知道，要是凭着目前这支军队想要打败太平军似乎胜算不大。晚清时期的大清军队已经烂透了，为将者只知克扣军饷吃空额，为兵者混饷银打仗怕死。这样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指望他们挽救国家危亡是不可能。要想彻底扭转这种局面，那只有一个办法——重新组建一支有精神、有信仰的军队。因此，当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圣旨让让办理团练后，他就决心在长沙大干一场，拉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建军之初便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因此他将军事长官和政治委员这两个差事兼了起来。创立湘军后，他规定每个月要用两天的时间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灌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大道理。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治军方式还是科学的，可行的。
不过，曾国藩的“野心”有点太大了，不仅对湘军要进行思想教育，他还企图将湖南一省的绿营也进行教育。然而这一有利于军队的举动，却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按大清例，文官向来不插手军队事务，一省的总督、巡抚虽然是当地最高的军事长官，可管理军队还是由手下的提督、总兵们去具体执行。这些兵痞们早已腐败堕落，如今来了这么一个“多事”的主，自然是万分排斥，对于脾气不好的军人来说，打嘴仗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要抵制就得动真格的。
时任长沙绿营副将清德第一个跳出来闹事，他在军队中鼓动各军不要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并命令所部军士拒绝参加曾国藩的思想教育课。“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为此，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从严处置清德，咸丰帝这一次倒也痛快，立即下旨将清德革职查办。
看起来，曾国藩似乎占到了便宜，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要知道，官场有一条最重要的潜规则，那就是“官官相护”，任何人要想打破这条规则，就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曾国藩就因此吃了大亏。
为了给清德鸣不平，他的上司湖南提督鲍起超就决定治一治曾国藩这个另类。在他的鼓动下，绿营军经常借着一些小事来挑衅湘军。这些打仗时怕死惧敌的绿营军虽然在战场上个个都是怂包软蛋，可要是整起窝里斗，那绝对都是行家里手。
在一次冲突中，曾国藩下令要严惩几个带头闹事的绿营兵，鲍起超将计就计将这几个人五花大绑送到曾国藩处，随后他又四处放风，添油加醋说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闹事的兵，鼓动军人闹事。为此，长沙绿营军各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立即释放这几个人，此事闹得长沙城人尽皆知。
曾国藩因为行事不合官场规矩，因此与湖南官员结下矛盾。如今出了事，没有一个官员站出来替他说话，反而坐山观虎头，想要看曾国藩的笑话。尽管事已至此，但曾国藩还比较淡定，他认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不至于会冲撞他这个朝廷二品大员。
这一次曾国藩又错了，不久，一伙绿营兵便包围了曾国藩的衙署，这个临时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了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隔壁。数十个绿营兵冲进曾国藩的衙署后，随即就打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而且有几个绿营兵径直向曾国藩冲了过去，看到如此情形，心知此时不跑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马上夺门而出，向隔壁的骆秉章求救。
如此阵势，骆秉章岂会不知？可他偏偏不出面制止此事，其实他心中也是想给这个刺头一点教训看看。终于，时机成熟了，骆秉章最终出面调停。骆秉章出面后，事情很快平息，毕竟是一省巡抚，说起话来还是有分量的。
曾国藩身为二品大员，被一群兵痞围攻，这事要是传出去还不被人笑掉大牙，可事情就是发生了。说到底，曾国藩以侍郎的身份练兵，身在湖南不过是一个宾客而已，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做什么事都得看地方官员的脸色。这件事的发生，让曾国藩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为此他离开了长沙前往衡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曾国藩回到衡阳后，因为得罪了当地官员，他没有得到费用上的支持。但是他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仍然火热，他借着建立水师，向朝廷申请了费用。
曾子城
此时的曾国藩并不懂得水师怎么练，但是他凭着一股轴劲死磕。他找了一些能工巧匠，用木排造船。试制了几条小船，顺流还能走，逆流却走得非常慢，平时渡江可以，却无法应敌。
一次中秋节，曾国藩从赛龙舟中找到了灵感，准备用龙舟作为战船。可经多次试验，发现龙舟容易翻船。
虽然多次失败，他仍不肯作罢。他请教了广东水师的战舰制造，于是和工匠们商量按广东水师的造法造了战船，终于建成了十营水师。
在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带领着练好的水师沿湘江北上与太平军作战。没成想在作战的过程中，当时风太大，顺流船跑得太快，直冲太平军的炮台，变成了太平军的活靶子。
在陆地上，曾国藩让团练打头阵，佯装战败，将太平军引入精锐湘军的伏击圈，没想到团练自己逃跑了。当时曾国藩羞愧难当，跳了湘江。被副将和卫兵救上了岸。
曾国藩自组建湘军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吃过不少亏的。一方面是朝廷和地方不重视，既不给军饷也没有正式的名分；另一方面是曾国藩不得官场之要领，处处碰壁。但自咸丰七年（1857年）以后，也就是丁忧重新出山后，才变得圆润，终于懂得“众人皆醉我也不能独醒”这一秘诀。
李章铜
官场之上，聪明太露是做人为官的大忌。之前的苏东坡就曾经感叹：“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郑板桥也表示“难得糊涂”。在著名的《渔父》里更是直接将这一点说透了：“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刚出道时也犯下了这样的错误。李鸿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华横溢，见识高远，他刚投到曾国藩幕中时，曾国藩并没有立即答应。曾国藩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他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
后来李鸿章充当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许多奏稿都是他起草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赏识，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应当改正。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掉这些坏毛病，曾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他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练兵，独当一面。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李鸿章办理洋务，曾国藩对他说：和洋人打交道，“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当时敌强我弱，与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负重的差事。
曾国藩所说的“痴气”，即为糊涂之意，但并非真糊涂。他示意李鸿章凡事不与之计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李鸿章后来办外交，也多用此道。不过如果不分情况一味如此，也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调教，李鸿章逐渐由棱角分明的书生变成了官场老手，深谙“糊涂”之妙用，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佩服了。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之任指挥镇压捻军。他打了几次打败仗，好几员猛将丧生，一时议论纷纷。
李章铜
后来李鸿章遵循老师所定的“河防大计”，无论别人怎们说，他都置之不理，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写信给他，极力称许，信中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为可敬。”
许多人都说李鸿章为官圆润，却不知他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丁日昌与李鸿章关系极好，是李办洋务的主要助手。此人是新派人物，对外国东西较为熟悉，也积极主张办洋务、兴新法。因此他得了一个诨号“丁鬼奴”，一些守旧派官僚称他是洋鬼子的奴才。这当然与他办外交有关，同时也是他太外露，不注意收敛造成的。
曾国藩知其为人，便写信劝他收敛些，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写信劝他“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当时天下变局，大多数守旧官僚看不清，坚决反对洋务，此时如果与他们争锋，实是自讨苦吃。所以曾国藩劝他，以一“浑”字来处理，尽量避免激化矛盾，以利大局。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曾国藩又写给丁日昌一封信，说：“承示以十字自勤，具见刻意砺行，位愈高而心愈下。窃意容、和、恕三义，即与浑字相表里。”
丁日昌总结了十个字，用以自励，曾国藩独标出一“浑”字，可见其重视程度。曾国藩还从“浑”字看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逃到热河，留恭亲王奕䜣处理与洋人的关系。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进行了一番评价：“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惬人心。”
爱新觉罗・奕䜣
奕䜣是当时满人中最有见识的人物，他与慈禧联合发动政变，执掌了朝政。但因他聪明太露，为群臣所忌，更为慈禧所忌，几年之后，他就被撤去一切职务，居家闲养了。曾国藩此信写于三年之前，见识不可谓不明。
“聪明太露”是为官做人最忌讳的，所以曾国藩告诫其子曾纪泽：“聪明太过，常鲜福泽，尔颇近之。”劝他痛改。曾纪泽谨遵父教，入官场以后，确实尽量收敛，因而平步青云。可以说，曾国藩提倡“浑”，反对“聪明太露”是他几十年官场摸爬滚打中总结出来的，也是血的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