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起，国民政府根据之前出台的《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正式叙任和公布了陆军上将名单，其中不分军种的“特级上将”，只授给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人，这玩意儿没啥悬念，而第二梯队的“陆军一级上将”名单，格外受人关注，毕竟这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充满竞争的军衔！
首批公布的名单上有八个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不久追加陈绍宽为海军一级上将。民国海军弱不禁风，没啥讨论的必要，重点是八名陆军一级上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后世学者的解读中，有种说法是除黄埔系的何应钦之外，其他陆军一级上将，皆是手握军权的“一方诸侯”，在一盘散沙构成的国民革命军系统中，对这些诸侯不得不进行平衡和安抚，诸如什么桂军、粤军、湘军和晋绥军等等。
这种解读其实是片面的，以西北军统帅冯玉祥为例，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原“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分崩离析。西北军战败后没有被缴械的部队，要么投蒋要么投张，总之不再听冯玉祥的命令了。
而通电下野的冯玉祥，从此失去了军权，一度寓居泰山之上，受到济南和南京的双重监视。老冯当然不太甘心，曾于1933年5月潜到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自兼总司令，部队迅速扩大到十余万人。
但在蒋军和日军很有默契的联合剿杀下，至当年10月底，抗日同盟军归于失败，弹尽粮绝最终仅剩四五百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前敌总司令方振武、总指挥吉鸿昌化装逃离，冯玉祥又一次沦为光杆司令，只好重登泰山再做寓公。
因此所谓“一方诸侯”这个硬性指标，至少在首次铨叙的1935年是不靠谱的，抗战爆发前，失去军权赋闲在家的大小军阀多了，调不动一团兵的冯玉祥，凭什么可以位列陆军一级上将？
一、有军权的“诸侯”未必有资格
不仅是冯玉祥，在1935年同样不符合“诸侯”标准的，还有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曾任“建国滇军”总司令、北伐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那年南昌起义时，朱老总的这位好友朱培德，居然闻风提前躲上了庐山。
别看名字只差一个字，立场却是完全不同的，朱培德在宁蒋和汉汪之间确实有过摇摆，但南昌发生的武装起义，使他的政治地位非常尴尬，自此逐渐被边缘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老派将领沙滩上。
朱培德最后一次带兵，是率领滇军“围剿”井冈山，结果嘛可想而知，被削去兵权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中原大战以后，曾一度膨胀到6万多人的第三军，也被缩编为第7师，朱培德至此失去了基本部队。
既然不是黄埔嫡系，既然失去了看家队伍，那么在民国军界，无论你当多么大的官，都是没有实权的：1930年以后，朱培德历任军事委员会厅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等职，存在感都相当之低。
还有另外一位有职无兵者，便是湘军元老唐生智，自1927年“宁汉分裂”开始，唐生智先后三次举兵反蒋，下野后分别流亡日本和东南亚，截至1929年“蒋唐战争”分出胜负止，唐生智也彻底失去了基本部队。
1931年5月，唐生智就任“广州非常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三次公开反蒋，旋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双方实现和解，后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厅长兼训练总监等职务，不过所部湘军早被吞并殆尽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5年仍然握有军权的“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却不能进入一级上将方阵，只叙任为陆军二级上将，而且这两个杂牌军头手中的实力，丝毫不弱于获授一级上将的桂军李宗仁和晋绥军阎锡山。
贵为“一方诸侯”，就有资格混成陆军一级上将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那么在1935年首批铨叙时，能够混上这个高级军衔，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关键是看两大硬性指标！
二、领兵参与北伐是首要条件
电影大决战中有段经典台词，不知读者可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从徐州踏上征途，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中华秋海棠叶遂归于一统“！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通过北伐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是为立国之本。
因此，只有在北伐时期担任主要军职的将领，才有机会拿下一级上将的军衔，注意是”主要军职“，特指在1926年至1928年间，出任过北伐军各大系统的军事主官，连副职和参谋长没有机会，比如白健生。
北伐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始，彼时国民革命军的军衔体系，完全与职务挂钩，总司令当仁不让，其余军长即授上将衔、师长即授中将衔、旅长即授少将衔，其中上将军长共八名：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黄埔）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湘军）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滇军）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粤军）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粤军）
第六军军长：程潜 （湘军）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桂军）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湘军）
理论上说，这八位北伐初期的上将军长，都有资格在1935年授一级上将衔，但是其后的十年中，军事和政治形势变化太快，加上人生无常，当中几位已没有可能，再参与这级军衔的角逐了：
湘军大佬谭延闿，1930年9月过早病故；湘军另外一位大佬程潜，则于1928年5月间，被南京政府以“跋扈飞扬，把持湘政”的罪名抓扣，解除本兼各职，第六军亦被缴械吞并，后被释放闲居上海三年多。
1931年程潜起复，但只担任政府职务，完全离开了军界，军衔叙任时自然不在考虑之列。程潜重回军政的时间，已经是1935年12月，特任为军委会参谋总长，完美地与年初的评衔错过，只能补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前面无缺）。
而粤军大佬李济深，自1932年起多次反蒋，甚至两次被南京方面“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遭到通缉后只能跑路，一度避居香港，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才归国，自然不具备1935年的叙任资格。
名声不显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最初奉命留守广东，并未事实上参与北伐。在粤军内部的争权混战中，李福林又惨淡出局，于1927年底交出部队，跑到香港当了寓公，直到1941年才回到重庆。
因此在首批八名军长中，只有第一军何应钦、第三军朱培德、第七军李宗仁和第八军唐生智，成功熬到了军衔整理的1935年，混成一级上将也在情理之中。
三、位列军委会委员名单是次要条件
”二次北伐“则于1928年初开始，膨胀后的国民革命军整编为四大集团军，即蒋系第1集团军、冯系第2集团军、阎系第3集团军和桂系第4集团军，李宗仁属于”重复入围“，而新增的大佬便是西北军冯玉祥和晋绥军阎锡山。
二次北伐攻进平津，赶跑了把持北洋政权的张大帅，鼎定乾坤，在北方响应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也就具备了授一级上将的首要条件。而川军刘湘和滇军龙云，虽然早早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却没有事实上的北伐之功，失去入围资格。
距离”中华秋海棠叶遂归于一统“，此时是不是还差点意思？偌大东北还没有归顺南京政府嘛！1928年底，张少帅学良终于宣布”易职“，遂使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因此也被列入”北伐功成“的主要将领，手握40万大军的权力，以及担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反而与授衔资格无关。
如此前四后三已有七位主要将领，符合首要条件，参与北伐的几大主要派系，也都有了代表性人物，唯独少了北伐一路血拼的粤军。这个有点搞笑，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等粤系元老，皆因反蒋或逃或在野。
粤军总得有个代表吧？于是时任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委员长、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被选中替代。陈济棠北伐时只是个师长，能够入围和跻身一级上将，完全是在粤军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意外被彩蛋砸中的特例。
至于次要条件，则是在北伐资历之外，必须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不算正式的军队职务，然而军委会是国民革命军的最高统率机钩，能够担任委员，那可比司令军长的政治地位高得多。
1932年3月洛阳会议，决定重设军事委员会以统摄抗日军事，前述八名陆军一级上将、以及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皆在军委会的委员名单之内，当然也包括委员长、副委员长等职。
由此可见，1935年首批陆军一级上将的授予资格，与军职并无直接关联，像冯玉祥只在军委会挂个名而已；更与军龄无涉，授衔时唐生智当兵30来年，而张学良从军不过15年。
硬性考核指标只有两条：北伐一期是否担任军长、北伐二期是否担任集团军总司令，以及是否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样的双重标准，也让整个军官团没话说。
延伸阅读：
1935年整理和叙任军衔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为保证铨叙上将的所谓”含金量“，特规定一级上将、二级上将有员额限制，只有上级军衔出缺，下一级才可递补。
该规定同样适用于，1936年补充出台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四类上将的员额基本保持在60名左右。兵败大陆之前，只有三名二级上将因缺递补晋任一级上将，更换四六式军装后，有资格挂上四颗星：
朱培德1937年因病去世出缺，程潜1939年5月晋任陆军一级上将
张学良1945年被褫夺军衔出缺，白崇禧1945年10月晋任陆军一级上将
冯玉祥1947年退出现役出缺，陈诚1947年2月晋任陆军一级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