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12日，四平前线炮火连天，刚刚投入作战的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炮兵团，以9门山炮猛轰突入之敌，致使在城西南进攻的新编第1军伤亡惨重，又一次败下阵来。亲临一线督战的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战斗失利完全归咎于该军主官“脱岗”，估摸着心里还得暗骂：一个中国的将军，跑去伦敦耍什么花枪？

说的当然是新1军中将军长孙立人，郑洞国为此在回忆录中愤愤地写道：“新1军开入东北不久，他应英皇之邀，前往伦敦授勋，以后又去欧美游历了一番，蒋先生对此曾大为不快，但考虑到和美军的关系，一时对他无可奈何”。

孙立人此番接到邀请远赴英伦，被授予了“帝国司令”的勋章，以表彰其在缅甸作战的功绩，不仅仅是1942年解救了仁安羌的7000英军，事实上，在新6军奉调回国后，孙立人单独率新1军，配合英军在缅作战直到1945年初，对于英国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那是颇有“贡献”的。

在伦敦出尽风头以后，孙立人犹不满足，又去美国玩耍，而且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事前向南京方面报备，哪管东北大战正酣？所以从老蒋到东北前线的杜聿明、郑洞国和梁华盛，对此都憋着一肚子气，那三个同为黄埔一期生，难免组团告状，遂与孙立人的嫌隙也越来越大。

若干封急电相催后，孙立人才于5月15日匆匆赶回东北前线，而三天以后四平战役即告落幕。也就是说，在最惨烈的四平血战中，孙立人其实没有出什么力，同时也让早就关系不睦的杜聿明，越来越看他不顺眼，小动作一个接着一个，总之就是不想让孙军长舒坦。

在老蒋的默许下，次年春，杜聿明提拔孙立人出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常驻沈阳却免兼新1军军长，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在民国军界失去兵权基本沦为摆设，孙立人心知肚明，跟黄埔生们愈发尿不到一个壶里，离开东北已成定局。

1947年8月，孙立人黯然启程，赴南京就任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他始终想不明白，同为中央军将领，自己为啥不被待见？他更不知道的是，截至1955年获罪被囚，其实老蒋已经忍了他23年之久！

一、离开旗舰店误入加盟商

清华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孙立人的首个军职，是1928年被分配到中央政治学校担任学员队副队长，授中尉衔。为什么是分配呢？因为他就读美国军校属于“公费保送”，进入体制内理所当然。

两年后在宋子文的举荐下，直接出任“天子近臣”：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如果在前清，那得算是大内侍卫副总管的角色。这个职务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而且没毛病，有“国舅爷”的担保，才能就任如此关键的位置。

孙立人因此可以经常随侍总司令左右，至于两个副总司令就算了，老阎和小张都不在南京办公。如果表现好一点，出镜率高一点，虽非黄埔出身，依然可以成为“黄埔系将领”，毕竟从日本陆士或者欧洲军校回来的，照样可以成为嫡系，比如汤恩伯。

孙立人跟汤司令的早期履历，其实惊人的相似，只要坚持工作在军队中枢，或者在军校任职（总司令兼校长呢），未来出去带兵根本不是问题，前途一片大好，不料1932年，孙立人突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非要去“恩公”宋子文的税警总团。

实话实说，税警总团装备待遇薪资哪哪都好，也没有中央军内部那么多派系倾轧，并且宋子文身份特殊，跟着国舅爷混，怎么着都会有更好的前程不是？错了，错的离谱，孙立人根本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总坛”什么是“分舵”。

老蒋尤擅帝王之术，极其崇尚“制衡之道”，对于军权、财权、政权、党权和特务权，分得是非常清楚的，以便居中控制。如果把蒋家王朝比做“总坛”的话，则每一批亲信，只能掌握一个“分舵”的权力，跨界是万万不行的，特务头子戴笠想抓军权，那也是死路一条。

而孔宋两家，管的只是“财权”的分舵，宋子文搞搞警察队可以，搞出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必然犯了大忌，所以税警总团最初的一批骨干，后来皆不受重用 ，就是因为触碰了老蒋的红线：跨界了。

军权是老蒋的命根子，盯得更死，终极目标是“军令军政的统一”，如电影里邓锡侯的台词：蒋先生的一贯做法是，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乱！除了黄埔系中央军这个“旗舰店”，其余皆是“加盟商”，都在打压和消灭的名单上。

加盟商税警总团，巅峰时期拥兵八个团逾3万人，实力超过一个军，骨干军官多喝过洋墨水，装备最先进的美式德式武器，整体战斗力不弱于某个小军阀，且只听宋子文一人之号令，如何能让老蒋心安？

1933年长城抗战，宋子文决计将税警总团开赴北平抗日，偷偷在海州准备了30多列火车运兵，不料调动之事，被河南省主席刘峙发觉告密，老蒋大发雷霆，命令税警总团开回原防，否则予以武力缴械。

为争夺这支精锐的控制权，老蒋不惜跟大舅哥翻脸，逼宋辞去财政部长“出国考察”，同时手令时驻徐州的第2师师长黄杰，火速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这位当然是黄埔一期的亲信将领，因此孙立人离开总司令部去税警总团，注定命运多舛。

二、孙立人没有寻到军界靠山

税警总团的军权易主后，通常的做法一定是人事洗牌，从而将这支财政部专属的精锐，改造成为黄埔系部队，不料刚刚换了几个团长，淞沪会战就爆发了，黄杰晋升第8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率军开赴上海。

淞沪战场是绞肉机，包括税总在内的参战各部，遭受严重伤亡，孙立人战场表现抢眼，火线晋升第2支队少将司令官，不久身负重伤，还是宋子文出人出钱，用飞机送往香港治疗，恩公果然够意思，却也间接坑了孙立人。

跟国舅爷关系铁没问题，问题是孙立人不是拨算盘的，想在中央军系统站稳脚跟，必须投效在旗舰店“八大金刚”的门下才行，类似于部门经理的角色，事实上，绝大部分黄埔生都是这么干的，总得有个硬靠山，朝中有人好做官。

说性格倔强也好，情商不高也罢，总之孙立人在军旅生涯非常关键的转型期，没有攀附上八大金刚的任何一位，在土木系、第1军系、第5军系、第74系山头林立的情况下，孙立人虽如清流般存在，却也成为中央军的异类。

1942年春，新晋少将师长孙立人，率税总残部组建起来的新编第38师，向远征军第66军军长张轸报到，遭到后者的严重鄙视，先说部队不行又说孙师长不会打仗，张轸其实还不算铁杆嫡系，竟敢如此轻践留洋将领，不就是欺负孙立人“上头没人”嘛！

第一期远征军战败后，重庆电命各军分路撤回国内，在退路已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孙立人毅然选择率全师就近撤往印度，新38师也成为第5军、第6军、第66军所属九个师中，保存力量最多的一个，事是做对了，人设却崩了。

这是抗命，这是违背老蒋的意旨，期间孙立人和杜聿明爆发了激烈争吵，而后者坚持翻越野人山回国，哪怕第5军官兵损失过半，哪管抛掉全部坦克大炮，未来依然官运亨通，因为老蒋更喜欢的是“听话”。

新38师和新22师残部，在印度组建了新一军，军长郑洞国是带着重庆的密旨来的，绝不能让这个美械军成为美英的“雇佣军”。这方面廖耀湘比较猾头，也可能是法语在行英语不过关，总之只有孙立人跟史迪威等美英将领混得倍儿熟。

郑洞国不舒服，远在重庆的老蒋更不舒服，奈何当时美援实在重要，能跟美英方面无障碍沟通的高级将领，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只能隐忍不发。1944年底，重庆以西南战场吃紧为由，强令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只留下孙立人的新一军，耐人寻味。

三、孙立人失去了利用价值

1943年秋天，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的功臣，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吴逸志，心血来潮提笔给罗斯福写了封信，大谈如何击败日寇的战略，还特地抄送一份给侍从室，邀功之意满满，不料等到的批示是：撤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

重庆当然需要美英的援助，打交道也避免不了，但必须经过首肯才成，老蒋最反感也最警惕的，就是部下越过他直接跟洋人打交道，这是不能逾越的红线：吴逸志尽管是薛岳的同乡加同学，仍然因此丢了乌纱帽。

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眼见“总坛”腐败透顶风雨飘摇，美国人多次企图扶植新的代理人，先后选择了李宗仁、陈诚等实力派，虽未成功，却把老蒋惊出几身冷汗，对于跟美英接触过多的将领或大员，有一种本能的怀疑。

偏偏孙立人对此满不在乎，一度成为跟美英方面交流的“网红”，当年缅北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盟军印缅战区总司令蒙巴顿，曾亲自坐飞机前来祝贺；抗战胜利后又去伦敦受勋，风头出了，祸根也种下了。

甚至麦克阿瑟窜访台北，都得跟孙立人先见面聊上一番，作为一名掌握军权的陆军总司令，跟美英走得如此之近，老蒋如何不又惊又惧？逃台之初没有动他，是因为美国打算弃蒋，还需要通过孙立人这般的桥梁人物，抱紧华盛顿的大腿。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所调整，老蒋算是吃了颗定心丸，期间也完成了“复职总统”等系列操作，环境稳定并且地位稳固之后，对于无根无派无靠山的孙立人（国舅已失势），必然要秋后算帐了。

与此同时，孙立人几乎把黄埔系的军界同僚，从头到尾得罪个遍，50年代前期，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那都是黄埔系铁杆，对于不是一条船上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集体充满着“阶级仇恨”。

眼见火候差不多了，老蒋决心整肃这位桀骜不驯的抗日名将，1954年解除陆军总司令职，调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是年底，臭名昭著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出炉，孙立人也失去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1955年以“匪谍案”罗织罪名，将孙立人撤职查办，并且以“七不”的方式幽禁其长达33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