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很多的企业是对前几天开会后降税有一定期待的，特别是对主要税收负担增值税的期待很高。为此我前段时间还发文，做过这方面的测算，只是我的测算角度全部都是站在企业方面的。

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嘲笑我，说上面很差钱，降税想都别想。很遗憾的是，这些朋友们的判断是对的，至少现在看来他们是对的，因为传出来的消息似乎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安排，甚至连想法都没有。

为什么要降增值税，原因是我们的增值税中固定资产抵扣的部分相当大，中小企业在一次较大规模的项目投资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税收负担就会比较轻了。为此，大量的企业就要不断地通过这种操作来降低这方面的负担，结果就是不管是什么行业，产能建设都很快接近天花板。现在，大多数行业基本上已经到了建无可建的临界点了，这个时候的矛盾就已经出现了，赚的钱，大半都要交税，很多企业都很难承受这些负担了。

现在算起来是前年了，当时就有官方新闻报道过，增值税还要下降1-3个百分点，认真了的企业们一直等到现在，但似乎这事已经不再提了。是不是现在企业们的情况比两年前要好很多呢？除了疫情下出行等那些困难现在没有了之外，似乎其他方面并没有好多少，甚至还更加困难了。

在失望中，马上迎来了财政部门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税收收入下降的数据，这更传出了不好的信号。似乎那些认为不会降税，还会实质性加税的说法更加确切了一样。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合并为“附加税”之后，如果由地方来定税率，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会把其定得远高于现在的10%-12%的水平。

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但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说，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会不会真的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呢？毕竟上面给地方开了口子，又考虑到流转税对收入稳定的保证上仅次于人头税，这比增设房产税等更靠谱。

仔细思考过，我个人还是认为，部分地区大幅把这类附加税提得很高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至少在现在民营企业还是主流的经济模式下不太可能，原因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想搞钱，必须加油搞钱，这是完全站在管理方的角度来看的，虽然企业的角度一直不受人重视，但毕竟他们还是纳税人。如果完全无视这些纳税人的感受，这些人算不过来账，虽然不敢说什么，最终选择关门或者搬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有朋友会说，到处都一样，往哪里搬呢？不是说由地方自己来制定标准吗？那么就肯定会有高有低的，除了采矿，房地产这些在当地必须有经营实体的企业以外，从事贸易和服务类的企业是可以很快搬走的；生产企业怎么办？重资产的企业短期内肯定是搬不走的，那么，他们新建项目的时候就会考虑去附加税比较低的地区。

那么重资产的企业怎么办？还在盈利的企业，当然可以持续经营。但是他们的成本竞争力肯定不如在税率低的地方的同行，税收负担越重的行业，这种竞争力差异就会越大。

这些企业如果没有尽快搬离后，去异地重建的实力，迟早就会在贷一堆款之后，最终走向破产。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不会马上就大面积发生。

多年前，我首次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孩子问我，看着你们的城市还不错，为什么你们在四川就那么穷呢？

我告诉她，当深圳和厦门等交15%的所得税的时候，我们老家是33%；当成都的龙泉驿和高新区交15%的所得税的时候，我们还是33%。这一差异持续了20多年，当我们的优势企业都几乎全部破产的时候，政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的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符合西部大开发的企业，你们的企业也可以交15%。当我们招商引资搞来了一些企业之后，安全和环保的高要求又来了，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新建的这些企业的成本又要高出很多，再加上深处内地，运输成本本来就高，工业就很难取得突破性地发展了。

前面我说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环境下，各地附加税的差异太大，不太可能，那么不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可能吗？这就有可能了，因为国企就无所谓了，反正主要的税都要拿到注册地去交，在地方上的工厂等实体，地方上就按照缺口来直接算一个附加税给这些企业，上面也当是大家在分配利益了，企业也无所谓，如果亏损了，就往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上去涨一些就可以了。

这种极端情况可不可能出现呢？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变化是很大的，人们也是很健忘的，我记得好像是2010年左右（准确说是2008年）才免收义务教育阶段学费的，但现在就出来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说他们当时不交学费。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只是，有些可能真的发生时，不见得就能让太多人满意。

不过，我还是认为，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模式很难再改变了，因为改变后的失业等问题，短期内是社会无法承受的。我们一直不重视纳税人的感受，是认为他们是代管理方，向个人提供消费品时，代收回来的增值税或消费税，反正是可以转嫁出去的。然而，提供消费品或者服务是受到市场竞争影响的，这种代收的行为要实现，和供求关系和竞争关系都有关，先找企业收了，企业无法转嫁出去，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有人说，必须要节流才能解决这类的问题，甚至必须是用“零基预算”的方式，重新核定需要征收的比例后，重新制定新的标准才有可能持续运营。现在看来，这些想法只存在于无法影响政策的这部分人头脑中，估计还得拖上相当长的时间，不到万不得已，是没人愿意主动这样选择的。

有人说，发达地区要好一些，我并不相信这些说法，现在爆出各种怪事情的地方，发达的和欠发达地区都有，发达的地区除了有沿海等区位优势外，在增长期的表现比较好，但是，下行期的时候，不见得谁就比谁更牛多少，不信我们就等着瞧！

我个人还是坚持要降一些流转税，保住还在持续下降的税源，后续逐步考虑在所得和部分财产上征一些税来补充，只有这样，才能让躁动的中小企业稳定下来。至于说，稳定的法律环境这些，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需要做，但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

希望大家都稳定下来，在“后房地产时代”重新找好自己的定位，在人工智能取代我们之前，尽量再做点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