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聿修
冯玉祥在一九三〇年被蒋介石打败后，他的部下都纷纷投降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他便成了光杆将军。但是，他对那次失败并不甘心，仍然想找机会东山再起，重整旗鼓，报仇雪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和张学良宣布“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冯便紧紧抓住“反蒋抗日”这个口号，极力图谋再起。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被迫玩弄过一次假下野。冯玉祥那时住在汾阳峪道河，听到这一消息，兴高采烈，以为蒋介石真的干不下去了，于是，就想到南京去和汪精卫、孙科等合作，抓住军权，大搞一番。
那时，我和崔贡琛、王际通等，才在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回到冯那里不久，我们也以为时机大有可为，马上写了一个“抗日计划纲要”送给冯。并在给他的信上说:“顷闻蒋氏下野，关于收拾全国军事，领导抗日战争问题，国人皆属望于先生。谨拟具'抗日计划纲要’呈上，请作参考。”
我们这个意见书，他很赏识。不久，他便带着我们去南京“共赴国难”了。到南京后，才逐渐看出蒋介石预先已经摆好了圈套，使汪精卫孙科等玩不转。而军事大权掌握在何应钦手里，更是无缝可钻。不久，上海抗战以蒋介石的妥协投降而告结束，蒋又回到南京复职。冯的打算落空了，遂归隐泰山。
以后，冯王祥便把再起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旧部和东北军方面。他觉得旧部一般都有一些爱国思想。而东北军一般也都有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他认为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相号召，是可以得到他们的拥护的。所以他在泰山和张家口居住期间，都曾派人秘密向这些部队联络，时机一到就打起抗日的旗帜，在北方形成一个局面。
听说东北军的张作相，曾表示愿意与冯合作。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之后，在日军威逼平津时，蒋介石再次向日本妥协投降，签订了《塘洁协定》。这时，冯玉祥认为时机已到，便在张家口组成了抗日同盟军。但是，参加这个同盟军的，除了他的旧部一些光杆将军外，便是由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游击队等，番号虽然不少，而实力却没有多大。按照冯自己的说法，净是些“三多”部队，即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多于弹。真正有力量的正规部队，参加的很少。结果，在何应钦指挥的十几万大军威逼之下，抗日同盟军便结束了。
冯玉祥再度归隐泰山后，对于能否再起，已经丧失了信心。因为他感觉到，在军队方面已经没有人真正拥护他。而在抗日同盟军将近结束时，虽然组织了一个抗日同盟会，也因为他自己和他的助手们对于搞党派活动是外行，看来也没有多大希望。
在这期间，吉鸿昌在天津曾有所活动。据说驻北方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黄杰、关麟征等，表示愿意拥护冯玉祥反蒋抗日。冯觉得这些人也许具有爱国思想，真正愿意抗日。因此，便叫吉相机在平、津、保等地发动，如果能站住脚，他就前去领导。从后来的事实证明，黄杰等用的是“调虎离山”计，想把吉鸿昌等诱出天津租界，然后捕杀之。这次吉虽然没有中计，而以后终于在天津被捕，解到北平被杀害。从此，冯玉祥再起的希望更渺茫了。
正当冯玉祥彷徨苦闷、无计可施的时候，李烈钧连续三次由南京到山东访冯，商谈邀冯到南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听说冯开始时以蒋一贯出尔反尔，不讲信义，自己一个人到南京去，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不大想去。当时李烈钧向冯说:“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政府的委员，开会时都有你的发言权。假如主张抗日的中央委员们都到南京，开会时力主抗战，我看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这要比散在各地，各行其事强得多。以后经过几次商谈，他觉得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同蒋合作，倒也冠冕堂皇，说得过去，便答应可以到南京去。
一九三六年初，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冯接到开会通知后，便带少数随从离开泰山，前往南京。当他到浦镇时，听说汪精卫被刺受伤，他曾犹疑了一下，打算折回泰山，又觉得这样作不大好看，便继续前进了。
当车到浦口时，蒋介石亲自在那里迎接。到南京后,被安置在中山陵园四方城附近蒋的一所别墅里,一切都由军事委员会负责招待。
国民党中央全会开过以后，国民政府便发表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发表程潜为参谋总长(可能也是被李烈钧拉到南京的)。接着就和程一同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那时我在南京参谋本部当参谋。参谋本部就在国民政府西边，并有便门可通，和国民政府共用一个礼堂。凡是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周”或其他典礼和集会时，参谋本部的人员一般都要参加，所以冯和程的就职典礼，我也亲眼看到了。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蒋也亲自参加，李烈钧代表中央党部监誓。记得李在监誓人的致词中，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奖顺其美，匡救其恶”这样几句话，当时颇为一般人赞赏和传诵。
冯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即由四方城移住中山东路头条巷一所大房子里，算是副委员长的官邸。另外，韩复榘的驻京办事处处长唐襄，在陵园新村给韩复渠盖了一所新房子。因为韩复榘很少到南京去，唐襄就把这所新房子让给冯居住，作为一所别墅。冯会客和办公，一般都在头条巷官邸，别墅作为休息的地方，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住在那里。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里也设有副委员长办公室，但他只是每周开会时去一两次。
那时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例会，除了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外，一般还有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参谋总长程潜，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训练总监唐生智等人参加。会上讨论军事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蒋介石出席时由他主持，蒋缺席时就由冯主持。当然，提到会上的问题，都是事先由各部门负责人和蒋商定了的，而且是可以公开的，在会上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头条巷的官邸设立后，原在泰山的随从人员，也陆续调到这里来了。当时，作秘书工作的有王卓如和一个姓叶的老先生;作研究工作的有赖亚力、董志诚(李紫翔)、吴组缃等;作总务工作的有潘蕴玉、戴树勋等;作护卫传达工作的有冯纪法、孙冠贤、赵力军、周茂范等。另外还有来来往往的一些宾客，如刘定五、邓哲熙、高新亚、张锋伯等。那时他的一营(两个连)手枪队，已经编为军政部特务团第四营，粮饷每月向军政部领，但还留在泰山。头条巷官邸和陵园别墅的守卫，都由南京的宪兵担任。
冯到南京不久，蒋介石曾和他说:“我曾给瑞伯(鹿锺麟)先生去了几次信，请他到南京来，他始终没有来，请大哥(指冯)邀他来吧!”冯答:“可以”。那时鹿锺麟住在天津，接到冯的信，就到南京去了。当时冯问鹿:“蒋先生请你来，为什么不来呢?”鹿笑着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能再嫁人吗!先生(那时冯的左右人员和旧部，无论当面或不当面，都是这样称呼冯)既然来了，我当然也可以来了。”鹿在那时候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到南京后，就以这个委员的身份，替冯和各方面联系，成了冯的重要帮手。以后石敬亭也由天津到了南京，也是冯的一个帮手。
这时南京“党国要人”中和冯来往比较密切的，首先是李烈钧。他一人时常见面，大概对一些重要问题，随时交换意见。当时有些人说:李烈钧把冯王祥和程潜拉到南京，好像一台戏，李在幕后作导演，冯、程二人出台主演。其次，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这时特别对冯表示好感，可能因为他二人是巢县同乡的关系，也可能是蒋授意他和冯联系的。据说当发表了冯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后，冯所穿的第一套甲种官呢军装，就是张治中亲自带着南京有名的大同军衣庄的技师，到冯的住处量尺寸缝制的。张的别墅也在陵园新村，距冯的别墅很近。在公余之暇，时常来往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除了公事接触外，公暇也不断来往。此外，和孔祥熙、孙科、于佑任等，也有一些私人来往。与冯最不对眼的，大概要算军政部长何应钦了。他们二人除了开会办公有时碰头外，私下不相往来。
冯在南京住下来以后，因为工作不忙，除了会客外，暇时仍然把读书当成大事。有时自己读，有时也请人讲课。一九三六年秋，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开学，冯便邀同张之江(那时任国术馆馆长)、鹿锺麟、石敬亭等参加旁听。冯每天到班听课，坚持了几个月，到“西安事变”后，就没有再去了。鹿、石二人旁听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因担任军职而辍学。张之江则一直坚持到该期学员毕业。
在冯就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后，他的一些失业的旧部和西北干部学校、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等，到南京找他要求工作的很多。事实上他没有用人权，不能给他们安排工作，只好分批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和各兵科学校去学习。这些学校的学员，照规定都是带职学习的，只有他保送的可以例外，并由学校供给衣食和学习费用，这要算特别照顾他的老面子了。这些人在各校毕业后，一般都由学校介绍了工作。
在这时候，冯曾授意意陈天秩(典五)、宋秀德(聿修)等，设法把西北军学兵团、干部学校、军官学校的同学会组织起来。当时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同学在南京工作和学习的有四五十人，原来又有一本同学录可作参考，所以经过短时期的筹备和调查，就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同学学术研究会”的名义组织起来了。至于学兵团和军官学校的同学，因为原来都没有同学录，很难进行调查联系，所以都没有组织成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开会决定，由冯玉祥代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是，当冯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去办公时，却找不到一个负责人员，只剩下一些看守门户的小官了。经过他的随从人员四下打听，才知道都挪到何应钦的公馆里去办公了。他也只好夹起皮包返回他的官邸。在那时候，何应钦和一些黄埔系的少壮将领，极力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讨伐”。而宋子文、宋美龄等，则以营救蒋出险为主要目的，主张和平解决。当时，冯的主张与宋子文等的主张接近，宋曾亲自到冯的官邸商谈。冯曾以长辈身份(他和张作霖是换帖的结拜兄弟)致电张学良，劝他护送蒋回京。
在蒋被扣于西安的半月里，何应钦大权在握，而冯则赤手空拳。冯恐怕何应钦乘机加害于他，所以心里相当恐惧。因此，他除了出席一些必要的会议外，就呆在官邸里。并且叫护卫人员提高警惕，注意戒备。那时，他的手枪营还在泰山，只有几个随从副官带有手枪。为了加强护卫力量，特派副官孙冠贤到泰山去调手枪营的精壮士兵二十名到南京。
因为恐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批士兵都换着便服，并把武器藏在装有大白菜的麻袋里，乘津浦火车秘密前来。以往冯派人由泰山往南京运送东西，宪兵都没有检查过。而这次孙冠贤等所带的麻袋在浦口下车后，宪兵非要检查不可。冯事先料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叫孙冠贤备有携带武器的军事委员会护照一份。宪兵看过护照后，才放行了。由此可见，当时何应钦对冯的行动是非常注意的。
那时候冯恐怕西安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他在南京“夜长梦多”，危险很大，曾派人侦察过经镇江、扬州及苏北地区往北去的道路，打算必要时化装逃出南京。不久，蒋被释放回南京了。那时，冯感到喜出望外，如释重负，因而非常高兴。他平常是不到电影院和戏院去的，那天晚上，特意偕同夫人和孩子们，到南京最有名的大华电影院去看电影。凑巧，那天演的是美国色情影片“父子风流”，他越看越生气，连声说:“这是什么混帐电影啊!”看了半截，便愤愤地回家了。
有一次，美国驻远东舰队的司令官要求拜访冯玉祥，并请他到军舰上去参观。何应饮听说后，想阻止冯的接见和参观。但他自己又不敢向冯说，就特转托参谋总长程潜去见冯。程向冯说:“何部长等觉得，如果副委员长答应了美国司令官的要求，恐怕日本驻华海军司令官将会援例提出要求，到那时候不答应不好，答应了也不好，请副委员长慎重考虑。”冯说:“答应不答应，答应谁不答应谁，这是我的自由，难道我冯玉祥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吗?请你转告何部长，中国人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外国人更不能干涉我的自由。”结果他还是接见了美国的司令官和参观了军舰。过了不久，日本的海军司令官果然也要求拜访冯玉祥，冯也接见了他。他要求冯给他题字，冯当时拿起笔来，给他题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那个司令官便面红耳赤地辞去了，也没有再要求到他的军舰上去参观。
一九三七年春天，冯玉祥回安微巢县他的老家住了几个月，他生在河北保定，幼年和青年都是在北方度过的。入伍当兵后，一直没有回过老家，这次是他第一次回家乡去。这时候，家乡也没有什么很亲近的人了，只有一个叔伯弟弟(同一个祖父)算是和他关系最近的人了。他在家乡买了一些地，盖了几间房子，也算是安家立业了。
这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办了一个暑期训练班，准备把全国高级文武官员轮流训练一遍，每期一个月，预定连办三期。蒋介石自己兼任团长，也邀请冯到庐山去，一面避暑，一面担任在训练团讲话。军事委员会特在牯岭给冯准备了两处房子，一处他自已住，一处安置他的随从人员和招待宾客。生活上的一切需要都由军事委员会供给。冯在训练团每期讲一次话，他主要是谈一些抗日的必要和必胜的道理。因为他很善于讲话，所以当时很受一般学员的欢迎。第一期开学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到八月上旬，蒋和冯先后回到南京。“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冯受命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从此实现了他抗日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