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除贪,“奈何朝杀而暮犯”?

杠杆地产 2018-11-15 21:50:03

摘要:朱元璋并非只擅长杀人,其实他也很会讲道理

撰文|黄大拿

一开始,朱元璋雷厉风行铁腕除贪,也曾信心满满,但随着反贪的深入和更多人头的落地,明太祖反而越来越悲观。

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还有良好口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官吏非常严厉。

既然大力约束了官权,民权自然就能出一头地,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似乎是正常的逻辑。

遵循这种逻辑,明中叶的著名清官海瑞就曾经非常仰慕地赞叹,说明太祖对鱼肉百姓的官员不惜施以惨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是历史上的“千载一时之盛”。

直到1955年,吴晗在一篇论文中谈到朱元璋反贪时仍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朱元璋下定决心,随犯随杀,甚至严厉到不分轻重都杀,对贪污的减少是起了作用的,对人民有好处,人民是感谢他,支持他的。”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种看似正常的逻辑,明太祖自己都不以为然。

一开始,朱元璋雷厉风行铁腕除贪,也曾信心满满,但随着反贪的深入和更多人头的落地,明太祖反而越来越悲观。

既杀人,也讲道理

明太祖对贪官的严酷打击几乎众所周知。

洪武朝,官吏贪污钞六十两以上,就要被处死,贪污八十贯则处以绞刑。

明太祖在处理贪污案件时,又往往法外用刑,创设了诸如在脸上刺字、断脚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抽肠、剥皮等很多不载于法律的酷刑。

野史记载,当时各地都特建一庙,专门作为剥皮的场所,谓之“皮场庙”,贪官被押到那里,先砍下脑袋,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往人皮中塞满稻草,成为人形,摆在衙门里,作警示之用。

朱元璋反贪,还喜欢株连。一个案子事发,常常要因此倒下一大批官员,像有名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一案,牵连其中而丧生的高达数万人,真正是“杀人如草”。

据说长期在恐怖氛围中讨生活的官员们看出了一点朱元璋喜怒的规律,哪天朱元璋的玉带被按在腰下,便是大开杀戒的信号,这根带子到了胸前,官员们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假若这个信号无误,如果某一天人们又看到了这个信号,今人实在难以想像,当时站在朝堂之上的官员会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这就好比我们很难揣摩待宰的羔羊会是何种心理一样。

朱元璋并非只擅长杀人,其实他也很会讲道理。

洪武初年,各地府、县的官吏来朝,他对这些手握百姓身家性命的人说:现在天下新定,老百姓生存惟艰,就像鸟儿初飞和树苗刚栽下去一样,你们可不要拔鸟的羽毛和撼动树根啊。

这是诱导官员激发“天良”,希望他们不要逼百姓太狠,以免重蹈元王朝覆灭的命运。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命户部备录各品级文武官员一定的禄米数,并据稻谷出米率换算成用谷数,又写明田亩的粮食产量和付出劳动的多寡,汇为一书,命名为《醒贪简要录》。

看了这本书,官员们从朝廷里领的禄米,费谷多少石,种田的农民又会付出多少劳动,都一目了然。太祖希望用这样真实的数据教育官员,诱启他们的恻隐之心。

这本《醒贪简要录》堪称最早的“廉政教材”!

既有诛杀的一手,也有教诲的一手,明太祖反贪显然已穷尽了手段。

“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留意一下史料不难发现,越到朱元璋晚期,他的反贪手段就越残忍,而他对反贪的效果就越悲观。

朱元璋不止一次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自己“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朱元璋的反贪为什么会陷入困局?像朱元璋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王朝,其本身就是孕育特权阶层的温床。民众对官僚没有基本的监督和控制权,必生蠹虫,这应该是一个根本的症结。

由于民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是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也会渐渐变质。

比如朱元璋设置巡按御史,本意是靠他们在地方上厉行监督,使地方官员不敢犯法,所以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

但这些御史们并非个个是圣人君子,既握有皇帝授予的大权,难道就不会为了私利,打击正直的地方官员,甚至和贪黩者串通一气,瞒上欺下吗?

如此一来,多了一个巡按御史,对正直守法的官员来说,多了一层掣肘,而对百姓则更糟糕,饿狼之外又来一虎矣!

事实上正是如此,明王朝的巡按御史制度越往后,暴露的弊端也就越多。究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制度本身。在皇权中心下,任何一个反贪的制度,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重大局限。

而从“技术”上分析,朱元璋的反贪还有下列缺陷:

朱元璋对官员过分苛刻。朱元璋是个小农思想极重的人,史家皆称“明官俸最薄”,他最喜欢看见谷满仓,恨不得手下官员只做事不吃饭。

一个四品官员被罢官后因缺乏回家的盘缠,竟不得不将四岁的女儿卖掉凑钱,朱元璋听说后不悲悯也不反思,只觉给圣朝丢了脸,将其处以腐刑!

可这有丝毫补益吗?想用最低的成本豢养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又指望这些人天良发现不贪不占,对下爱民,对上尽忠,如何可能?

朱元璋又过于看重反贪中残酷手段的威力。

乱世中起家的朱元璋很迷信暴力,总对人宣扬元王朝丢天下是因为“过宽”,所以他自己要以猛治国,施之以严刑峻法,却殊不知刚猛的东西终究是难以持久的,这就像一张拉得满满的弓如果始终不松懈就一定会绷断一样。

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朱元璋的反贪评价不高,认为他没有找到问题症结,只是一味地依赖暴力,而对暴力形成依赖,“必终于威竭而不振也”。

无论多么让人畏惧的“威”,终有“竭而不振”的一天。沈家本可谓一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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