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题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如果说汉代“酷吏”敢捋虎须的精神犹能让人产生几分敬意的话，那么面对汉以后的这种新型“酷吏”，人们就只剩下了恐惧和憎恶。

“酷吏”，中国人熟悉的词汇。

轰轰烈烈的反腐中，一个官员落马，新闻报道中经常看到“酷吏”这顶帽子。

比如著名的封疆大吏仇和，无论在哪里做官，都搞得民怨四起，所以舆论皆指其为“酷吏”。

但是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其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类似仇和这样的例子，并不符合“酷吏”这个名词最初的定义。

一 “酷吏”在变迁

读史可知，正史中专为“酷吏”作传始于汉代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中区分官员为两类，即“酷吏”和“循吏”。“循吏”指恪守礼法、循规蹈矩，能为官员模范者。

酷吏呢？

在司马迁生活的汉朝，酷吏大致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比较廉洁。

据司马迁所记，堪称有史以来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十分“公廉”，熟人的馈赠不受，亲戚的请托拒绝。《后汉书》记载酷吏董宣死的时候，“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

第二是喜用重典不畏豪强。

酷吏对不服从法律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敢于痛下辣手。郅都执法严酷，甚至连列侯宗室都畏之如虎，称其为“苍鹰”。董宣更厉害，皇帝妹妹的家奴杀人受其庇护，董宣硬是在路上拦住了公主的车将凶手格杀了，公主投诉，皇帝要董宣道个歉算了，董宣宁死不从。

汉时酷吏的第三个特点是几乎罕有善终。

郅都是得罪了藩王，太后硬要皇帝斩了他；有“虎冠之吏”之称的王温舒更惨，因人告发，被诛灭五族。

检讨前、后汉时酷吏司法、行政的得失，杀人太多太滥肯定无法让人原谅和同情，但其操守廉洁和不畏权势之精神毕竟还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司马迁、班固等人当年为彼辈作传也有所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和前后《汉书》之后，“酷吏”这一名目开始从正史上消失，后来的正史中从此没有专门的“酷吏传”。

原因呢？很简单，汉以后，像郅都、董宣这样玩的官吏已经是官场中的大熊猫，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仍然沿用司马迁对“酷吏”的定义，史学家已经没法再续写下去了。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像汉时的酷吏那样，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而且自己还往往没有好下场，愿做这种傻事的官员会有多少？

原初意义上的“酷吏”已经没有了。不过，另一种“酷吏”却应运而生。

二 把“酷吏”扫进垃圾堆吧

汉代以后，出现了另一种酷吏。

假若只是单纯强调一个“酷”字，新型酷吏们同样苛酷无情。

但重大区别在于，这种“酷”只施之于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至于对上，且不说笑傲王侯搏击豪强，就是对他的同僚，只要在一个利益集团内，他办起事来也会方方面面都妥为照顾，乃至徇私枉法也在所不惜。

鲁迅所说的“对强者是羊对弱者是狼”正好是其活画像。

在这种新型“酷吏”治下的司法，必然是势利至极的司法，他们用最冷酷最不讲人情的苛刻条款压得老百姓没法说理，还美其名曰“秉公办事”，而对上面的“场面上的人”，他们就会无限宽纵，法律的底线就这样被其一次次突破，而最终成为一纸具文。

如果说汉代“酷吏”敢捋虎须的精神犹能让人产生几分敬意的话，那么面对汉以后的这种新型“酷吏”，人们就只剩下了恐惧和憎恶。

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就突出描写了这样一位酷吏“玉大人”。

在“玉大人”的治下，老百姓堪称动辄得咎。

为了对付玉大人心目中的“刁民”，他特别发明了一种叫做“站笼”的酷刑，就是把犯人放在特制的木笼里，顶有圆孔，以束犯人颈部，而其四脚却是悬空，这样站上一夜往往毙命。

这位“玉大人”的真实原型即山东曹州知府毓贤，他上任不到一年，受“站笼”之刑而死的高达两千余人，其中多数都是安分守己的百姓。

而就是毓贤这样的人，在同僚中居然还有清官的声誉，难怪曹州百姓愤慨地说：与其要这样的清官，还不如在一个贪官手下讨生活呢！

探讨“酷吏”变迁的历史，我们自不必感叹“哪怕酷吏也是越古的好”，这种感叹复古意味太浓，也缺乏历史的眼光。

相反，任何一种酷吏都是我们要拒斥的，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的。

历史的旧账簿早就翻过去了。我们欣幸，这是一个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并膨胀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当然是“酷吏”必须扫入垃圾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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