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月牙形刀疤
有一年，一块大豆地的草没压住，疯长的稗子草把大豆都掩盖了。一天，同样在插队的哥哥给我寄来一个新的镰刀头，我赶紧请战友帮我开刃，装上了刀把。
地里，由于草太高太密，无法像正常割大豆那样，正着往前割，只能转过来倒退着割，这样可以用身体先把草分开，手就可以抓到大豆了。大豆和稗草裹在一起，大豆脆，稗草很韧，一不小心，镰刀打在草上往上一滑，左手的无名指被砍了一个2厘米长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一旁的战友忙帮我撕下衣襟，将手指缠绕上。大豆是无法割了，我回到连队的卫生室简单包扎了一下，忍看疼痛，又赶着去帮助烧窑的战友们搬砖。劳动负了伤，本可以休息一下，可是那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偷懒，只怕自己落后。手好了以后，由于没有条件及时缝合伤口，落下了一个疤痕，月牙形的，直到现在还清晰可见，而且那截手指一直无法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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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来到北大荒
1973年，我的腰腿疼痛越来越严重，不能翻身，不能系鞋带，10来米长的路，我用上半小时也挪不到，每挪一小步，钻心的疼痛让我满头大汗。我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就住进团部卫生队治疗。那时，卫生队的医疗条件也有限，拍了一次片，便被诊断为髋关节骨结核。服雷米封，注射链霉素，见无好转，医生决定给我做股动脉封闭、肾脏封闭。我对这些治疗方法一无所知，只听说是从苏联引进的。一天，一位女军医来到病房，也没经过特别的消毒，粗粗的针头就扎进了我的股动脉。我两手紧抓床架，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想来都后怕，稍有偏差我的小命就此交代了。肾脏封闭也是在病房中进行的，针刺进肾脏，周围一些病人在围观。疼痛使我晕了过去，耳边依稀听见旁边的大嫂在哭叫：“好妹子呀，你可不能走呀！”
当时，我不敢把病情告诉父母，强忍着疼痛，艰难地给在黑龙江插队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病况，让他不要告诉家里，可哥哥还是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父母。父亲在第一时间找到了骨科专家，“立即停止做股动脉和肾脏封闭”的电话打到了团卫生队，纠正了卫生队的方案，使我捡回了一条命，那年我刚满20岁！
在住院的日子里，战友们只要有机会来团部，就一定来看望我，每次都给我带来水果罐头，就是那种大口玻璃瓶装的黄桃、山楂罐头，是那时候连队小卖部能买到的最高档、也是唯一的营养品。还有老职工家属送来的鸡蛋，我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好几次，医院要把我转到师部医院，可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师部医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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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山，要坐火车才能到达，那样的话，战友们无法来看我，我真就成了孤孤单单的小小鸟了。
父亲来了。当戴着灰白皮帽的他风尘仆仆地站在病床前时，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没错！那正是我日夜想念的父亲！他在得知我的病情后，坐了3天4夜的火车，千里迢迢赶来看望自己的孩子。那一刻，我两眼直直地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不停地流出激动的泪水……
热情的战友们得知父亲到来后，一定要接他去连队看看。团部到连队有70多里地，父亲坐着拖拉机在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到连队后，伟强等战友早已为父亲准备好了整洁的床铺。晚饭时分，20多位沪籍战友团团而坐，为父亲接风。
第二天一早，热腾腾的牛奶、馒头就送到了床边。这都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直到现在他还会时常提起。作为家长，那种受到那么多孩子们无微不至照顾的待遇，也只有我父亲享受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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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来到北大荒的第一顿饭便是玉米糊、馒头和一盘用卷心菜的梗腌的咸菜。看着黄澄澄的玉米糊，父亲心想味道一定不错，哪知到了嗓子眼却难以下咽了，一盘咸菜由于太咸只吃了一小条。薛指导员还专门请父亲喝了一顿自制的玉米酒，席间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令父亲既感动又难过。
在北大荒的几天，对父亲来说，最不适应的是如厕，他说那是极不方便的。厕所是一个长方形大坑，架上几条木板，四周围上玉米秸，透着寒风。父亲在下放劳动时落下过伤，患有颈腰椎病的他，踩在有些打滑的木板上，腿都有点哆嗦。那时正是冬天，从未经受过那样寒冷的老父亲，看到了女儿还在饱受病痛的折磨，他比谁都心痛。受过伤的身体、生活习惯的不适加上心里的折磨和旅途的劳累，使得他回到上海后，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对一个做父亲的而言，北大荒之行亲眼见到女儿遭受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环境的艰难，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儿忙也帮不上，是多么痛心又多么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