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期，大伯和上海姑娘白美玲婚后恩恩爱爱生活几年后，一天，白美玲突然向他提出离婚自己要回上海。

此时正是上海知青大批回城时期。

大伯沉默了好一会，站起身，走到墙角，找了个铁钉从墙缝里抠出一沓钞票，抖掉土渣，放在她手里，让她和孩子在路上用。

白美玲从墙上摘下那幅《校园枪声》画，小心翼翼叠好，放进皮箱里。

第二天一早，大伯赶着毛驴车，把白美玲和囡囡送到团部客运站，白美玲忽然想起什么，对他说，咱们去照相馆照个相，留个纪念吧!

他们来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家福，照相的老师博认出了大伯，多照了九张。白美玲恋恋不舍地带着才会走路的女儿走了。

大伯又成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

时光像流水把人们的记忆印痕渐渐冲淡。

大伯日子平淡无奇，每天扛着铁锹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修地球。

根据大伯一贯表现，他被连队支部列进年内入党后备人选。大伯燃起信心的火焰。

就在这一年七月，田野中升起一道青纱帐。

连队领导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一个劳改犯越狱逃跑，进入垦区。要求各单位男女老少动员起来抓逃犯。

各单位青壮劳力进人玉米地、高梁地搜查逃犯。人们拿着镰刀锄头铁锹，在青纱帐过筛子一样搜寻逃犯的影子。

三伏天，热得狗都伸出长长的舌头，人一动，热得汗流浃背。

上工钟急骤地轰响，高音大喇叭一遍又一遍通知，播报逃犯的身高、长相、年龄、口音、外貌、衣着。

人们手持镰刀、锄头、铁锹、棍棒进入一人高的玉米地、高梁地、葵花地....

上级指示:抓不住逃犯绝不收兵!大路小路上有背枪的民兵，骑自行车飞快地巡逻查岗、布哨。

全团上万干部群众撒下天罗地网，让逃犯插翅难逃。

一天过去了，不见逃犯的踪影，两天过去了，仍没发现逃犯，指挥部不断接到各种报告，有的连队报告有人中暑，有的；连队报告发现可疑人员出现在戈壁滩上。

一时抓不住逃犯，指导员和连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嘴唇上起了水泡，晚上失眠。

一天上午，大伯骑自行车在斗渠上巡渠，车把上挂着大中小号闸门扳手，横梁上挂着一把方头铁锹。

他骑在自行车上，眼睛巡视水渠，此时他听到水渠里传来一个人的呼救声:救----命----啊!

湍急的水渠里有个人一起一伏，说时迟那时快，他丢下自行车，飞快跳人齐腰深的水渠，抓住了那个人，三下五除二把落水的人救出来，将那人扶上自行车，整个人趴在自行车座子上，他推上那个人就来到连部。

先放到医务室抢救。

医生一看人溺水休克，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和葡萄糖。

大伯看此人面生，光脑袋，黑裤衩，他想起什么，急忙跑到连部报告。

指导员和连长正愁眉不展，听他说救了一个人，问什么样子的人? 大伯说是个光头男人，穿个黑裤权。

指导员和连长别上手枪，跑到医务室一看，那人正从昏迷中醒来，一审问，果然是寻找一个星期的逃犯，立刻将他捆绑，马上向上级报告:逃犯已被抓获! 上级命令:全部收兵。

团部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的人是团参谋长 这个参谋长就是几年前调查瓜地枪击事件的参谋)和团宣教科的干事。

那干事拿出照相机给大伯拍照，让大伯一阵紧张。

在连部办公室，干事拿出笔记本和笔，进行采访。

当干事问他，你是样抓住逃犯的?

大伯一挺胸脯，坚定地回答:不是抓住的，是我救的他。

干事纳闷了，又问，他仍这样回答。

连旁边的参谋长、指导员、连长也着急了，因为他们心里潜楚，抓和救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一样。

他们启发他，点拨他，但他仍不改那个字，干事看看参谋长，又瞅瞅连队领导，无可奈何地放下钢笔，一个好好的新闻变成煮熟的鸭子飞上了天。

参谋长怒火万丈，“嗵”地一擂桌子，骂了一句粗话。

指导员气得“啪”地一拍桌子，恨恨地骂了一句。

连长眼瞪得牛蛋一样大，吼一声:“短命的!”

本来连领导指望大伯抓住逃犯要立功受奖，可大伯硬咬着在一个“救”字和一个“抓”字上认死理，偏要说是救出的人不是抓住的逃犯，一切成绩全泡了汤。

参谋长怒吼一声，给他个处分，走!坐上吉普车一溜烟地跑了。

一辆劳改队的警车开过来，那个逃犯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扭过鸭脖子、尖脑袋，定定地看大伯，两束目光碰到一起，撞击出一团火花。

连领导经过研究，大伯不是抓获了犯人，而是抢救了犯人，阶级立场不稳，决定取消他入党后备资格，五年内不考虑他的组织问题。

大伯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但为时已晚。

他回去在日记本上懊悔地记下这件事，引以为鉴。

因为这事，人们背地里叫他韩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