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义”

“义”的繁体字写作“義”字，上部是“羊”，下部是“我”。 “羊”是古代祭祀时常用的祭牲之一。 “我”的原始义，是一种像锯齿似的锋利兵器。据有关资料介绍；甲骨文、金文、小篆都有“我”字。《说文》记载：“我，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从戈，从“手”（形似“我”字左半边）。“手”，或说古垂字。一曰古杀字。” “我”字为什么从戈？“戈”的本身是一种长柄的进攻性的武器。其实，“我”与戟一样，是一种武器，故从“戈”。“我”字，如何从一种武器演化成为第一人称，可能是因为私有制出现之后，部族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人们要使用兵器来捍卫个人和部族的利益，兵器是用来保卫“我”的利益的，因此引申为第一人称代词，即东汉许慎所说的“施身自谓也”。 “羊”＋“我”，可以理解为用“我”宰羊，祭祀天地，这是天经地“義”的事；也可以理解为；在祭祀的现场，左右两排的人拿着“我”，形成一定的阵场，用“羊”来祭祀祖先。古人祭祀时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长此以往，就形成固定的仪式，就像今天人们祭祀祖先时一样，把祭品放在贡桌上，摆上碗筷，上香，烧纸，跪拜等等。 “義”字的本义是用羊进行祭祀的活动仪式，祭祀，是祭祀者为了是咨询天意如何？“宜”则“必行”，舍身忘我也“必行”；不“宜”则“不行”，不管多么大的诱惑，也“不行”。“义”的本义即为威仪、礼仪，后来让位于“仪”字。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子最早提出了“义”。 《管子·牧民》记载：“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这段话的大意是，国之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会倾侧；缺了两维，国家就会危殆；缺了三维，国家就会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管子还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义”是“国之四维”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儒家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有“义”。作为儒家的道德标准之一，“义”与“仁”、“礼”、“智”、“信”一起，合称为“五常”；“五伦”中强调“君臣有义”；“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义”是儒家君子的本质。《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里仁篇》记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无亲疏远近，无厚薄之分，一切是用‘义’作为准则。” 儒家并没有规定“义”的具体内容，只是明确了“义”的含义——言行符合天理、符合道理。儒家所谓的“义”，最著名的是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父如果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父慈子孝”指的是父母对子女慈爱，而子女对父母孝顺……这些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庭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做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人们看到了，就会觉得，做人你不该这样啊？该你做的，你却不不做，这就是不“义”。 一个人懂得了“义”，就表明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义”可以理解为基于善恶、是非、对错的道德评判做出正确的选择。如“仁者，爱人”。如果“爱”的人是自己的亲人，而他的行为不正确或者是做的事是不符合正义的，那么灭“亲”才符合“义”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 “爱”是一种情感意识，虽然很美好，但也很脆弱，大多数情况下抵不过人的欲壑难平。国家、社会为了抑制人的欲望，就给欲望划一条界限，不能超越这条界限；否则的话，就是“恶”了。为了扬善惩恶，国家社会就对超越界限者就进行一定的惩罚，这就是“义”。维持社会公义的，是道德；维持国家公义的，是法律。我们看；“义”的作用：一方面是进行选择，判别“善”与“恶”；另一方面是在做出判断的基础上，果断地进行去“恶”，从“善”而行。 对于儒家“义”含有制裁之义的理解，后来的大儒孟子的提法非常惬意。《孟子·告子上》记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同情心，人人有；羞耻心，人人有；恭敬心，人人有；是非心，人人有。同情心即是仁；羞耻心即是义；恭敬心即是礼；是非心即是智。仁、义、礼、智，不是外人教我的，是我原本就有的，只是没深入思考过罢了。因此说：‘一经探求，就会得到它；一经放弃，就会失掉它。’人们之间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就是不能全部发挥出人的天赋资质的缘故。 “羞恶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羞恶之心”，不能称其为人。孟子认为：“义”是人的“羞恶之心”，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人们的行为符合这种规范，即是“义”；否则就是“不义”。 如，看到有人落水人员，你自己不会水，害怕自己身陷危险之中，可以不去施救，这也无可厚非的；如果你会水，你不去施救，落水者真有什么闪失，你的“羞恶之心”就会起作用，你自己的良心上会不安的。如果你积极施救，这就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承担，这种行为就是“义”。这么分析的话，很容易理解，免费为社区老人服务的人叫义工，为地震灾区捐款捐物成为义举……一个人做了自己该做的，这叫正常，超过了平常意义上的承担，还愿意去做，这就叫“义”。这时，“义”与“善”又是相联系的，“义举”也叫“善举”。当然了，“善”和“恶”会根据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即使是同样一件事情，“善”和“恶”也有变化的。所以要想做到“义”，就需要根据外界条件来进行调整，也就是“义之与比”。 儒家强调；“入仕”必须坚守“义”的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认为；“入仕”要做“大臣”，也可做“具臣”，但决不能做“佞臣”。大臣具有坚定而又独立的政治品格，能够按照道义辅佐君主；具臣缺乏主见，而能够坚决实施政令，坚守道德底线；佞臣只知道阿谀奉承，没有任何道德原则。 孔子所谓的“达者”，有三个主要特征，最关键的是“质直而好义”，意思是朴实正直，好做符合道义的事。 “义”是君子的自我要求。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衡量举止行为的絜矩之道，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这么说来，“义”是一种防范错误行为的意识，它能促使行为主体者有效控制欲望和负面情绪，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使自己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义”，可以说起源于行为主体者，也就是人对“不善”言行的内心反应。这么理解的话，“义”与“正”有关。“正”是“义”的基本准则和道德标准，因此有“正义”的说法。正义也就是正气，是浩然之气，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气。 儒家所倡导的“义”，不是平时的江湖义气，是社会大义。《三国演义》中，关羽重义轻利，虽然身陷曹营，又受曹操厚爱，却始终不忘初心。任凭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坚持“若知皇叔下落，虽蹈水火，必往从之。”最让人惊叹的是，他在华容道网开一面，放了曹操，可谓是义薄云天，成为人中楷模。《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动不动就排头砍去、杀个干干净净，他这样做，对宋江来说，他是“义”了，但对那些被砍头的人来说，该多么冤枉啊！所以“义”的问题要分两面看，没有“义”，这个社会就会僵化；单纯讲片面的“义”，就会出现极左的现象。 “义”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关键因素。 《论语•阳货篇》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勇”，可不是好勇逞强啊，脑子一热，什么不管了，看似勇了点，其实这是莽撞，是鲁莽！ 《论语・里仁篇》记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并不是不讲究“利”，而是看到利益时，要想着获得的利益是不是符合“义”，也就是“见得思义”。 《论语・述而篇》记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将“义”置于“富贵”之上，他不是说富贵对他没有意义，而是说通过违背“义”得来的富贵，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孔子认为；如果求富贵而违背了“义”，他宁愿守着“义”。对于儒家来说，贫贱并不是一个问题，贫贱而不能坚守“义”，才是真正的问题；富贵也不是一个问题，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富贵才是真正的问题。如，现在的一些商家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损害消费者权益；再如，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等等，这些都是不“义”的行为，在“义”和“利”的取舍之间，如果失了底线，逐“利”而忘“义”，最终将两手空空，甚至身陷囹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监狱里关着一大把呢。 君子看重的是“义”，而小人看重的是“利”。在小人的心中，要我做事？行！先讲利益他才是可以的。而君子行事，只问该不该；小人一举一动，只问有做了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没有甜头，如果没有好处的话，一切就免谈了。见利忘义，毫无疑问则是小人一枚。 “义”是“宜”，是适宜，最合适的意思。 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仁”是爱人；爱人之中，以亲近自己的亲人最重要；“义”是适宜，恰到好处的意思，是合情、合理、合法。适宜之中，以尊敬贤人最重要。 这么看的话，“义”是从血缘关系推演出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 “义”者，“宜”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刚刚好的意思。这个事情在当下只能如此来做，不能也不会有别的做法，也就是别无选择的意思。“义”可以理解为最合适的意思，而最合适，绝对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通过实践验证的。如“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一个人饥饿了，就给他食物吃；寒冷了，就给他衣服穿；生病了，要照顾他；死了，要安葬他，这些都是“宜”。一个人明明饿了，你此时送他个奖状，可以不可以啊？可以的，但不是最合适的啊？ 儒家关于“义”的理解也是与时俱进的。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义谓天下合宜之理，道谓天下通行之路。”“义”是指天下正确适宜的道理，“道”是指天下通畅可行的道路。 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中国人自古就有重“义”、尚“义”的传统，如，君子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等等，更是被人们作为砥砺节操的典范。 “义”的具体标准表现在三个方面：道义、正义和大义。道义是指道德礼法、规矩规则；正义讲究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大义指的是国家民族之大是大非。具体到个人来讲，人与人在交往中的思想和行为要适宜，恰到善处。同时，“义”是灵活可变的，不同的时候，“义”自有其不同之义。 “义”是一个人实现“仁”的必由之路。一个人行“仁”，得坚持按照“义”的原则来行事。做事符合“义”，这才是君子所为。人们如何知晓什么“义”啊？《三字经》记载：“人不学，不知义。”一个人不学习，他怎么可能知道义理。这么一说的话，君子是教化出来的。先明白小道理，进而明白大道理，也就是人间大义，明白了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其实，在现实中做到“义”并不难，如为贫困学生捐款捐物；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在公交车上为老人和孕妇让个座；有时间了，参加个爱心社会公益活动等等，这些扶危济困的小事都是“义”举，都是善行。不一定只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才是见义勇为，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 现在，“义”已成为了人们的道德品质，如果一个人有情有义，那么相信这个人的为人，也绝对不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