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斌 何宇

摘要:通过对《浙海关档案》《中国渔业历史》《江浙闽沿海图说》《渔况》《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等近代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初步了解近代东海渔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作为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近代东海传统渔业经济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其中墨鱼捕捞和冰鲜渔业已形成规模化生产。在面临海洋主权屡次被侵犯的背景下，由政府主导的东海渔业现代化开始于建立新式渔业公司和创办新式渔业学校。政府在东海渔业调查中运用新式统计方法，以此作为政策实施的依据。从数据可以看到，新旧交替是近代东海渔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上海和宁波成为东海渔业发展的中心。

东海渔业经济是近代中国海洋渔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是国家海洋渔业政策重点关注的区域，审读近代东海渔业经济可以初步了解中国渔业现代化的进程。东海区域包括东海海域及环东海江苏、上海、浙江及福建沿海陆域及近海岛屿。在近代史研究中，海洋渔业经济现代化到21世纪初才开始被学术界所重视，除了国家海洋政策的推动外，也源于相当一部分文献档案的开放。

海洋渔业经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沿海人类的早期活动。根据浙江宁波井头山遗址初步挖掘显示，早在八千多年前，东海沿海居民就已经开始大规模采集和食用贝类、鱼类等海洋生物，其中贝类就包括蚶、牡蛎、蛏、螺、蛤等五大类[1]。河姆渡、田螺山、鲻山等重要遗址的挖掘与考古报告再次印证了东海先民对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的多样性，除了日常食用外，贝类经加工后成为工具或装饰品。东海渔业经济的雏形在其后的几千年中逐渐形成，到近代，传统的东海渔业经济形态已经作为完整的产业链融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当中。在这一过程当中，宁波地区已逐渐成为东海渔业最主要的捕捞和加工基地，并为海洋渔业经济运行各产业链提供金融支持，而上海则成为东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海洋渔业消费市场，并引领东海渔业经济现代化。目前，国内外对近代东海区域渔业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近代东海区域冰鲜渔业与海产品流通问题[2-5];2）政府推动近代东海区域海洋渔业经济转型[6-8];3）政府对中日渔业冲突的应对[9-12];4）东海渔业组织演变及影响[13-15]。其中关于渔业经济结构的研究更多的是介绍东海最具特色的冰鲜渔业，目前仍没有专门的文章对东海渔业经济进行系统性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近代东海渔业经济研究的相关文献涉及报刊、档案、地方志、时人论著等众多文献。与古代海洋渔业文献的匮乏相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和传统士大夫阶层的解体，政府在极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下来大量涉及海洋渔业的档案。同时，引入西方现代政府管理模式和统计方式，详细的统计数据和第一手调查报告构成了近代东海渔业经济研究的基础。本文选择《浙海关档案》《中国渔业历史》《江浙闽沿海图说》《渔况》《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等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献，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结合其他历史文本记载，重现当时以宁波和上海为中心的东海渔业经济发展，利用文献实证法整合和归纳东海渔业经济产业分工情况和特点，初步展示近代东海渔业从传统到近代转型过程中各相关产业的变化情况，为近代东海渔业经济发展的定量研究提供框架支持。

东海传统渔业的发展随着环东海区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而逐渐产业化，其中人口的增加和造船航运技术的进步是东海传统渔业产业扩大的重要基础。在风帆与罗盘技术运用于渔船后，东海沿海渔民开始脱离潮间带的捕捞限制，逐渐向远海进军。同时，中国人口的自北向南迁徙和江南经济开发，都为东海渔业消费市场的扩大提供了很好的人口基础。在此基础上，自明代开始，国家出于海防需要，逐渐加强对东海沿海渔业的管理，从侧面反映出渔业群体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东海沿海区域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间接证明了东海传统渔业经济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清代以降，随着天然冰保鲜技术大规模运用和宁波商帮形成与发展，紧靠舟山渔场的宁波成为东海渔业经济的主要生产与加工基地。近代开埠以后，宁波作为东海渔业生产与加工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而上海则随着港口的集聚效应则成为东海渔业的主要消费市场和海产品对外输出口岸。面对庞大的国际市场，传统依托国内消费的东海渔业经济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相比之前的传统渔业经济，尽管没有完整的经济数据进行比较，但是，加工环节，从天然冰保鲜到人工制冰保鲜演进；流通环节，从帆船运输到动力轮船运输的变化，都昭示着海产品保鲜时间的延长与运输距离的增加，这些都是东海渔业消费市场扩大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新式渔业捕捞与加工技术产业化之前，东海传统渔业的经济规模达到了顶峰。

1901年12月31日，挪威籍浙海关税务司佘德（F.Schjoth）提交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记载了当时两个涉及东海渔业的经济活动：

先谈墨鱼。可以看出该项贸易起伏很大，最高捕获量在1894年，从本口岸运出数量达71 800担，最低为17 000担，是在1899年运出的。价格变动在每担7银两至10银两之间，与上个10年期间的价格相比，上升约50%。近年来，该贸易急剧下跌有各种原因：前已提到的价格抬高，捕鱼后处理不当，以及贸易转向其他渠道。捕鱼要在舟山群岛进行。鱼洗净后，从背上简单切开成条加盐，然后撂在海滩上晾干，背骨整个留下，而在包装时让许多沙子黏附其上以增加重量。日本人是这项贸易的强劲竞争对手，在鱼的加工方面分外当心。他们加工处理是，先仔细把背骨去掉，放在席子或竹匾上，除去砂土在太阳下晒干。因此，在东方各地大受欢迎，甚至在宁波本地也销售甚佳。据了解本地的墨鱼大量从舟山群岛装民船，直接运往上海和长江下游的口岸。

另一项重要贸易，是迄今为止一直在我们的统计中未受重视的鲜鱼。尤其是黄鱼的大量供应，每天由本口岸装定期班轮运往上海。鱼被裹在冰里，装大小木桶，分别重300斤和60斤，一般是在开船前一刻装上轮船，黎明前到达上海，再转送到鱼市场。这样装运鱼的数量，估计每年在5万担左右，货值超过10万关平两。没有征税，但货物是照常列入舱单并且报关。鉴于悬挂英、美旗帜的民船，现在从海岸外渔船队上转运冰冻鱼到上海并完税，而且经过常关的民船也征收一种税费。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由我们口岸定期班轮装运的货物，是否也应同样对待，然而这一问题尚未决定。[16]46

可以看到，晚清时期东海的海洋渔业已经形成产业化，在动力船只航运与人工制冰技术逐渐应用的基础上，东海渔业销售区域进一步扩大，再加上渔业金融体系的发达和支持，墨鱼经济和冰鲜渔业成为东海传统渔业经济中规模化较高的经济类别。

以墨鱼而言，作为东海主要海产品，墨鱼的捕捞和开发历史非常早。据地方志记载，宋代宁波就已经有墨鱼捕捞的活动[17]62-66。元代，墨鱼的资源开发除了食用外，还作为重要的药材[18]548,550-552。1869年1月31日，浙海关署税务司包腊在提交给海关总税务司的《同治七年（1868年）浙海关贸易报告》中记载了当地的渔民将墨鱼骨磨成粉状后药用，“每担银元1元”[19]114。众多的墨鱼资源和重要的经济价值，使得浙江沿海的墨鱼捕捞逐渐形成规模化。晚清时期，仅宁波的墨鱼船就有4 000艘之多[20]。作为最主要的出口海产品，晚清时期宁波的墨鱼出口量在浙海关报告中均有详细的记录，其中1882-1891年浙海关报告记载显示这一时期宁波的墨鱼出口量起伏很大（表1)[21]16。不过总体而言，浙江沿海的墨鱼产量是呈增加态势的。在墨鱼生产中，影响产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墨鱼的生产过程，是先捕捞墨鱼，然后利用海上岛屿将墨鱼加工晒干后再转运出售，墨鱼捕捞和加工过程两个环节都会影响到墨鱼的最终出口量。《申报》的记载表明天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墨鱼加工过程。恶劣的天气也影响到墨鱼的捕捞。如1871年浙海关报告就指出，由于5月阴雨绵绵，宁波渔民所捕捞到的墨鱼大为减少[22]141。1872年8月22日《申报》记载，墨鱼船出海捕捞，“所捕之鱼必晒于海岛上，成功须三四日，如天阴下雨，则鱼不干，故渔者多赖天气晴明”[20]。墨鱼捕捞量的增加，意味着除了本地消费外，更多的是转运到上海再销售到其他国内省份。从销售地来看，宁波的墨鱼主要销往上海、汉口和厦门等沿海沿江地区，近处由民船运输，远处则由轮船转运，如江苏北部沿长江的靖江民船从宁波返航的时候就会装载墨鱼等产品，而运往厦门的墨鱼一般用轮船[19]126;[23-25]。

注：数据来源：墨贤理《浙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冰鲜渔业是东海渔业中另一个重要的捕捞产业。与墨鱼加工不一样的是，冰鲜渔业是另一种在长途运输中的保鲜方式，其保鲜的主要辅助物是冷藏冰。根据邱仲麟的研究，江南地区的冷藏及冰鲜渔业出现的历史并不短，苏州曾一度是冰鲜渔业的中心[4]。但就浙江，特别是宁波周边区域而言，根据笔者对地方志和相关文献的记载推测，宁波的冰鲜渔业形成产业化应该是在晚清时期，制约冰鲜渔业产业化的最大因素就是天然制冰。天然冰的制作需要当地气候接近或低于0度，而在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的气候波动是有明显的周期性。根据韩昭庆的研究，1440年至1899年长江中下游气候有明显的六次波动，其中1790-1899年气温明显降低[26]。而这一自然环境的变化恰巧就是宁波天然制冰业及冰鲜渔业产业化的基础。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元明时期，宁波已经出现商业用途的冰窖，明洪武年间（1368-1398）政府对冰窖的租米达到二十四石[27]368。清代，天然冰已开始运用到渔业生产领域当中，如镇海“沿海之民，于冬至后置冰窖藏冰，以为明岁渔期之用”[28]152。用天然冰来保鲜的方式古已有之，但其在海洋渔业生产中大规模的应用，当在清嘉庆二年（1797）宁波镇海新碶头帮成立永靖公所之后[29]270。该公所拥有冰鲜船六十余只，已经在当时浙江的海洋渔业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东海区域渔业的特色，宁波冰库曾被做成模型，送到1880年的德国柏林渔业博览会和1883年英国伦敦渔业博览会参展，一同展出的还有渔船、渔网和其他渔业设备的模型[21]8;[30]。在伦敦渔业博览会中，中国展品特别目录中还特意记载了中国沿海渔业的情况，其中对宁波的介绍有5页，分别介绍了宁波的墨鱼船、冰鲜船、跳鱼船、小三板搭客、竹排、鸬鹚船、扳罾船、脚踏船、鱼船悬挂各样旗子、看风旗、冰房、明瓦窗、菩萨蚌壳、渔人形式、台州蛤壳等[31]134-139。从这些珍贵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晚清时期东海的传统海洋捕捞业已经非常发达，形成捕捞、加工、运输和销售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在海洋水产养殖方面，浙海关署税务司包腊在1870年1月撰写的《同治八年（1869）浙海关贸易报告》中就对象山的牡蛎养殖有详细的说明，并且指出，当时的渔民除了养殖牡蛎，还有墨鱼，且传统渔民同时扮演着农民的角色，即“渔汛捕鱼，农忙种田”[19]127-128。

近代中国开放后，涌入中国的除了大量西方商品外，现代技术和制度也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在外部刺激下，清政府先是推行“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工业建设来推动国家发展。之后，在制度层面实行“新政”，逐步改进传统的政治管理模式。在晚清经济与政治变革当中，政府开始逐步重视海洋渔业的发展。一些具有开阔视野的传统知识分子意图通过政府力量推动海洋渔业的现代化，进而达到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晚清状元张謇。作为晚清政坛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张謇在中国渔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32]。在张謇的努力下，晚清时期东海区域的第一家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和第一所水产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上海创办。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投入到近代中国的改革潮流中。在海洋渔业领域中，沈同芳及其所著《中国渔业历史》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

沈同芳，原名志贤，字幼卿，号越若，江苏常州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生。16岁，成秀才。20岁，中举人。1894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33]740。从沈同芳的求学经历看，他仍是传统教育培养起来的较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出生于江苏的沈同芳对西方事物应该有一定的了解。1911年，在张謇的影响下，沈同芳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渔业史专著——《中国渔业历史》[34]。《中国渔业历史》全书190页，总计5万余字，包括总论、渔界、渔业公司、渔业设官、渔捞、制造、养殖、水产等八个部分，不仅对中国渔业发展历史做了总体论述，还专门介绍了当时政府和工商界推动渔业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从本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晚清时期东海渔业现代化的努力是从建立渔业公司和新式渔业学校开始的。

最早提出创办渔业公司设想的是张謇。光绪二十九年（1903)7月，张謇曾经在吕泗创办过一个规模很小的试验性渔业公司，用来团结渔业界人士，改良渔业用具和捕捞方法。同年12月，得知德商准备集股创办“中国渔业公司”，张謇立即致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魏光焘，函中写道：“中国渔业公司关系领海主权，宜合南北洋大举图之；不能，则江浙、直东；又不能，则以江浙为初步”[35]865。光绪三十年（1904)1月，得知以同乡友人王清穆、唐文治为骨干的商部大有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决心，张謇决定再次将设置江浙渔业公司的问题提上日程，希望能够引起商部重视。张謇用大量篇幅陈述中国渔权被侵犯的现状以及创办渔业公司的迫切，提议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最好各设渔业公司，“由各省督抚就各省绅商中慎举声望、地位与此事相当之人，集股设法，拟章试办”[35]22。在张謇的大力推动及商部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江浙渔业公司遂得以创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4月，两江总督周馥将张謇创办渔业公司的情况向朝廷作了通报，得到积极认可。朝廷还专门下文要求沿海关道及地方文武官员认真保护[36]225。张謇认为，创办渔业公司可以有效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海洋主权问题，“在国得财政进步之方，在民得实业扩张之地，在国际则保有海权，在外交则稍伸公法”[35]22。从渔业公司开办的动机而言，政府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渔业公司的模式来有效应对渔业危机，这就决定了早期官商合办渔业公司的政治管理功能要远大于其经济功能。江浙渔业公司成立初期，张謇担任渔业公司总理、袁树勋担任监理、樊叶担任总董、恽毓昌担任经董，任雨田担任经理，刘崇槱担任司账[34,37]。作为官督商办的江浙渔业公司，其监理都是由政府派员担任，晚清时期江浙渔业公司的监理都是由苏松太道兼任[38]。江浙渔业公司的这种性质使得其在公司的职能更多偏重对渔民和渔业的管理，而生产反倒退居次要地位。

以江浙渔业公司为开端，全国沿海各省份掀起了开办渔业公司的浪潮。其中官营的有奉天渔业公司和直隶渔业公司，职能和江浙渔业公司类似，直隶渔业公司直接替政府向渔民征收渔业捐税并且承担渤海、黄海沿海的护渔任务[39-41]。与此同时，一大批商业性的渔业公司也逐渐兴办起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几乎与江浙渔业公司同时创办的烟台渔业公司[42]253-254。该公司由山东士绅王锡蕃筹办，完全商业股份，由于紧邻青岛德国势力范围，政府仅能在政策上进行扶持。但与江浙渔业公司相比，烟台渔业公司在推广渔业技术领域走得更远。该公司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渔业小学[42]253-254;[43]69-70。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奉天渔业公司改为商办，政府另外专设机构管理渔业[36]851;[42]250。广东士绅缪凤群、区罗屋等人亦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筹办广东渔业公司[44]。宣统元年（1909）绍兴商人朱寿同等人创办绍兴渔业公司[45]。宣统二年（1910）上海南汇地方首富张雏声倡议以股份制的形式创办渔业公司[46]。晚清时期，在政府大多数官员的眼里，开办渔业公司的目的主要是外交不振的情况下，以这一方式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因此，当法国侵占中国岛屿时，广东地方主政官员就建议先“创办渔业公司，自立基础，而后再持公法条约，与之磋商”[47]。地方官员的这种认知，使得晚清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的渔业公司在创办和运转过程中都没有碰到多大的阻力。

除了设立渔业公司外，沈同芳认为“渔业之性质，非多设学校不足以发明利而导之”，“各渔会地方建立初等小学校，或设半日小学校以辅之，特编课本，学期四年”[34]17。在沈同芳撰写《中国渔业历史》的时候，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渔业教育的重要性，一部分留学归国人员就投入到水产教育事业当中。20世纪初，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的渔业小学，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烟台渔业公司设立的渔民小学，招收渔民子弟学习五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水产教育尝试，后因缺少教材和教员而停办。宣统元年（1910)12月13日，农工商部经朝廷认可后在沿海各渔业公司筹办水产学校[48-50]。第二年，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水产学校在天津创办，名为直隶省水产学校。东海区域的渔业教育始于江浙渔业公司创办之时。根据江浙渔业公司创办时期的规划，其吴淞总公司附近建立水产、商船两学校，选用各渔业小学毕业生学习水产和商船驾驶[34]18。东海区域最早的水产学校分别是成立于1912年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和1915年的浙江省立水产学校[51]131-135，这两所学校分别创办于上海吴淞和浙江台州（后搬迁至宁波舟山）。

光绪三十年（1904）农历十月初十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在向清政府的奏章中陈述了时翰林院修撰张謇对于创办水产学校的设想，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各渔业管理机构均设渔业学校一所，用于讲授“捕鱼器具及饲蓄鱼子、腌鱼、冰鱼、晒鲞诸法，陈列七省及各国船艇网罟制作诸品，以求改良精进”；二是渔业学校办学经费由各省补助，而总公司的“水产、商船两学校，既为七省公共，应合七省担承”[52]。光绪三十二年（1906)5月，江南吴淞炮台湾工程局及余地三百亩被周馥划拨给渔业公司及复旦公学使用。随后，张謇委派驻吴淞经理委员将其改造为水产学校[53]。6月，张謇会同渔业总董前往吴淞视察，筹备开办水产学校[54]。1912年6月19日，经江苏省临时议会通过的第690号训令任命张镠为水产学校筹办员，月筹办经费仅有50元。此外，由于水产学校校址没有适合的场所用于渔捞实习船只停靠，需要和复旦公学校址进行互换[55]。11月26日，张镠借江苏省教育会三层楼为教室。12月6日，张镠被江苏都督程德全正式委任为校长。同月，先后两批录取学生68名。至此，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从设想终于变为现实。自1912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办，到1937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因战争原因西迁合川为止，学校总共招收了23届学生，毕业学生479人，其中大部分成为中国早期水产、食品、航运界的骨干[56]。

随着近代中国的逐步开放，西方统计观念与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并在新式海关中得到充分运用。在中国海关人员掌握新式统计方法之前，新式海关的相当一部分职员都是外国人担任的。这些由新式海关统计的各种海关贸易数据中就有专门的水产进出口类别，这为当代从事近代渔业经济研究提供了最初的量化数据。

就东海区域而言，晚清时期涉及海洋渔业的量化统计数据除了在海关报告中得以反映外，传统的知识分子在逐步掌握新式统计方式的过程中所撰写的各类著作中也保留下来不少涉及海洋渔业的统计数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晚清朱正元在1899年至1902年陆续编著出版的《浙江沿海图说》《江苏沿海图说》和《福建沿海图说》。该丛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第一部运用新式统计方式对东海沿海岛屿、港口、潮汐等内容进行全面论述的著作，其部分数据涉及港口往来船只的数量、潮汐时间、近海岛屿居民数量等。尽管本书中对于方位等数据仍采用传统的模糊处理，但潮汐时刻数据采用了现代时间统计口径，可以说是一部中西统计方式杂糅的海洋史著作。就渔业文献而言，该丛书中对于近代东海渔业数据的统计主要体现在沿海渔船和沿海岛屿人口统计方面。以“船只”条目为例，《江苏沿海图说》中，上海“船只”条目数量记录“本处沙船三十余号，渔船一百余号，杂船四百十号。此外，中西船之停泊者，轮帆蔽江，不可数计”[57]8；《浙江沿海图说》中，宁波“船只”条目数量记录为“商船约数百号，各村落大小渔船约多至四千号”[58]28；《福建沿海图说》中，厦门“大商船三十余号，中商船二百余号，小艇一千一百余号；大渔船三百余号，小渔船二百五六十号”[59]40。仅从以上数据就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宁波渔业捕捞的船只规模远超其他区域，是东海海洋渔业捕捞的中心区域。

进入20世纪初期，随着现代国家政权和涉海管理部门的建立，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也逐步增强。为了有效了解海洋渔业发展情况，江苏和浙江地方政府开始对本地区的渔业经济情况进行系统调查，定期公布渔业经济数据。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渔业文献有《渔况》《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渔况》先由江苏省农矿厅在镇江创刊并发行，1931年6月第20期开始转为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在上海编辑并发行，目前看到的期刊自1930年6月至1932年12月，共53期（缺第19期）。《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由上海市市立渔业指导所在上海编辑出版，时间自1932年12月至1937年3月注。这两份期刊对20世纪30年代的东海渔业经济，特别是上海渔业经济发展有详细的计量统计数据，包括逐月海产品销售价格、冰鲜渔业进口数据、渔轮捕捞数据、国外海产品进口数据等按照现代统计学方式进行逐月出版的数据报表，是了解当时东海渔业经济发展，特别是渔业各生产部门定量研究的基本数据。在这些期刊数据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当时的上海海产品进口结构。

从《渔况》记载中可以得知上海冰鲜海产品进口不仅有传统的冰鲜渔船，还有新式的冰鲜桶头和渔轮。结合《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的记载数据可知，冰鲜渔船主要来自舟山群岛海域的嵊泗、定海等地，许多刚捕捞上来的海产品直接冰鲜冷藏，通过冰鲜船运往上海出售。冰鲜渔船是东海区域最早的冰鲜运输方式。冰鲜桶头是用一种松杉类木材特制成椭圆形的木桶，上长下短，竖截面为梯形。“普通木桶高四尺左右，长口径三尺多，短口径二尺半左右，桶底有两个孔，用于排放冰水。木桶中部用铁环扎紧，配有桶盖”[60]。上海轮船冰鲜桶头是伴随外国轮船公司经营沪甬航线开始的，以桶头的方式运输冰鲜极大便利了冰鲜海产品的装卸。与冰鲜渔船所不同的是，上海冰鲜桶头的来源非常广泛，除了浙江的宁波和舟山外，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也是主要的来源地。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在上海冰鲜桶头渔业进口中，宁波舟山区域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都远超其他区域，是东海冰鲜水产品的主要生产区及上海冰鲜水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

上海冰鲜产品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渔轮捕捞。渔轮是为木质或钢制，以机械力为动力，可在近海或远洋从事机械化渔业捕捞。渔轮由于载重较大，随船出海都会装载冰块，捕捞的海产品直接在船上冰鲜，返航后在渔港销售。中国最早的一艘渔轮是江浙渔业公司于1905年购买的“福海”号渔船。1930年，政府公布了《渔业法》，以推动渔轮经济的发展[61]6-8。1930年9月份，上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轮有海顺、永丰、集美、中华、海兴、黄海、永茂、联丰等8艘，另有1艘镇宁试验船[62-64]。到1932年，上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轮有21艘，其中拖网11艘，手操网10艘[65]。1937年2月，上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轮有27艘，其中拖网9艘，手操网18艘[66]。相比传统木帆船人力捕捞方式，渔轮机械化捕捞代表着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方向。《渔况》和《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大量在舟山群岛海域从事捕捞的现代渔轮主要来自上海。在东海区域的现代渔轮捕捞业当中，上海是渔轮长期停靠和养护的母港，而宁波则是渔轮从事作业和短期停靠的工作场所。东海区域的现代化渔业生产以这种独特的模式展开，来自上海的动力渔轮和来自宁波的庞大木质帆船队在舟山群岛渔业作业中构成了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壮丽景观，而这些海产品大多在舟山群岛就地加工后转销上海。

除了冰鲜渔业外，各种国产和进口咸鱼、国产和进口海味、国产水产罐头都在上海消费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其中咸鱼和海味在上海水产品消费市场中占据了较高的份额。与咸鱼所不同，进口海味在海味产品中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来源地也非常复杂。以1934年10月份为例，舶来海味进口来源地包括新加坡、仰光、金山、马立士、亚丁、朝鲜、长崎、函馆、吕宋、香港、神户等地[67]。

晚清开埠后，东海渔业发展出现两个新的特征，一个是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传统的加工制品除了运销国内沿海、沿江城市外，也通过开放口岸销往海外；一个是区域性渔业经济中心的转移，得益于上海口岸崛起和便利交通条件，明清时期东海渔业经济中心从宁波向上海转移，东海区域出现了生产中心和流通中心的分离。在这种背景下，近代东海渔业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消费市场区域都远超其他历史时期，达到传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巅峰。在近代的海关报告中，东海海产品的流通和出口记录非常频繁，墨鱼是东海海域出口海产品的代表。尽管如此，相比航运等其他海洋经济产业的发展而言，近代东海渔业的现代化是非常缓慢的。在西方对中国海权频繁侵犯的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意图通过创办新式渔业公司和渔业学校的形式维护中国海权。沈同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中国渔业历史》一书中对当时张謇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和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的构想与实践都做了详尽的记录。江浙渔业公司是中国官商合办渔业公司的首创，为全国沿海地区各类渔业公司的创办留下来宝贵的历史经验。作为东海区域的第一所现代水产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东海渔业养殖与捕捞技术革新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同时也支持和推动了浙江省立水产学校的创办。直到今天，由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演变而来的上海海洋大学在东海渔业技术革新与产业发展中仍发挥重要作用。江浙渔业公司的创办标志中国正式拉开了渔业现代化的序幕。在20世纪上半叶，东海海洋渔业经济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渔业经济现代变革的同时，政府的渔业统计方式也日趋现代化。从《江浙闽沿海图说》到《渔况》和《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其对海洋渔业相关数据的统计日益精准和细化。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渔业数据来看，政府对东海海洋渔业特别是上海海洋渔业的认知从模糊的框架逐渐清晰，开始运用现代的统计方式去了解和分析渔业的发展情况，并针对性地出台指导措施以更加高效地推动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而这些统计数据也再次证明了上海和宁波在东海渔业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位置。

原标题：文献视域中的近代东海渔业经济——以上海和宁波为中心的解读

作者：白斌 何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史研究”（19ZDA18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近代东海区域渔业经济研究（1927-1937）”(2020M670958) 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江浙闽沿海图说》校注”（217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科普委托课题“浙江海洋渔业史话”（20KPWT08B）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