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初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莫过于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这是继1986年三星堆出土大量文物后，第二次规模性发掘出象牙、青铜人像等遗物，此次发现的诸多器物依然带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

不过，2021年的新发现，依然没能彻底揭开三星堆的诸多谜团，倒是再次引发了业内对奇书—《山海经》的无限遐想。

《山海经》自现世以来就被誉为古代奇书，其成书年代不详、作者不详，全书记载了40多个方国、550多座山、300多条水道、100多个人物、400多种神怪神兽，很多事物闻所未闻，光怪陆离，就连司马迁都认为“《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破解《山海经》之谜，不少人坚信，《山海经》记载的是人类缺失的未知文明世界，甚至有人声称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书中所记载的山川、生物。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之后，也印证了《山海经》所记载的部分内容。

比如《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书中描绘的扶桑树，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高度相似。

再如《山海经·中次九经》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其兽多犀象”。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大量象牙（早期1、2号祭祀坑象牙检测后已证实属亚洲象），印证了《山海经》提到的古蜀一带曾有大量象群活动的记载。

照此看来，《山海经》绝非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神话书籍，其内容是有事实背景作为依据的。难道在先秦时期，真的存在一个我们未知的文明世界吗？

过去我们曾一度认为三星堆文明时间上限在距今4000年左右，也就是与夏朝建立同期。但随着新的祭祀坑的发现，专家在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进行碳14检测后，得出一个相对精准的年代上限：即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朝晚期。

此外，三星堆曾出土有二里头二期文化风格的陶盉，这也佐证了三星堆文明的年代上限是落入商纪年的。那么三星堆人和商朝之间互相知道对方吗？

巴蜀之地在古代虽然是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上文已经提到，三星堆中出土了二里头风格的陶盉，其铸造青铜器所用铜矿经过矿源检测，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显然，三星堆当时与中原王朝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换言之，包括商朝在内的中原王朝，对于巴蜀之地存在一个神权方国，也或多或少是知晓的。但由于三星堆至今没有发现直接的文字记载，所以这种联系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进行，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所呈现的整体面貌是一个没有突出个人本位、没有宫室大墓的方国，与同期中原的殷商王朝已经形成的世俗政治、宗法制度相比，三星堆人还处于祭祀和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神权社会，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大祭司（等同王）。

所以，三星堆的文明发展程度和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物还没有超出既有的认知范畴，那些无端揣测三星堆是外星文明或者埃及文明西迁的说法，并不可信。

如果非要给三星堆是个什么“堆”下个定义的话，那么三星堆应该是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向多元归一过渡过程中，因不同地域环境影响而造就的一个带有极强地域特色的宗教方国。

《山海经》成书年代不详，但根据其内容我们能大体绘制出其所处的时代脉络。

比如湖南子弹库战国楚墓曾出土了一件帛书，上面绘有有12个人兽杂糅的神怪，与《山海经》中记载的蛇首鸟神、鸟足三头人（三首国）、四首双身连体鸟等极为酷似。

再比如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简牍《日书》曾描绘有一种叫“穷奇”的可以吃梦的神兽，一种马尾犬首的“赤豕兽”，都与《山海经》中的怪兽颇为相似。

商周的《归藏》一书中涉及到女娲、黄帝、炎帝、蚩尤、赤乌、黄乌等神话时，也均与《山海经》能够形成关联和呼应。

所以，《山海经》所描绘的未知世界，并未超脱上至周代下至秦汉的文献所呈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就认为“《山海经》出自战国时期楚人之手”。

历史学家蒙文通根据《海经》中有“钜燕”、“大楚”之名，《山经》中“黄泽”之名判断，《山海经》成书于周定王五年与梁惠王三年之间（前602年—前360年）。

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基本的脉络：三星堆文明兴盛于商，而衰落于周初，巴蜀的地理封闭并未将三星堆的诸多故事和传闻完全隔绝，而是碎片化的流传了下来，并收录到了后世的诸多文献记载当中。

比如，正统史书《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就有关于三星堆的碎片化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三星堆出土有青铜纵目面具）。而《山海经》则是基于真实历史流传故事经过神话加工，造就了一个个稀奇、神秘的上古方国形象。

所以，在剥离《山海经》中的诸多荒诞外衣后，我们会看到：其所呈现的世界，正是我们上古时期所真实存在的华夏多元文明起源，三星堆正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