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叶飞有一次赴上海开会，偶遇李富春，两人闲聊之际，李富春偶然谈到了一件土地革命时期的往事：
“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有没有这回事？”
叶飞那时很坦诚，就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李富春关切的询问他有没有向毛主席汇报过，叶飞摇头，于是李富春建议他有机会向毛主席汇报一下这件事。
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叶飞后来始终也没有个机会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
八十年代末，老战友王必成病重，叶飞专程登门探望，两人过去都是华东野战军的战将，同属于粟裕麾下，加上陶勇三人合称“叶王陶”。
王必成晚年拒绝写回忆录，但却很希望叶飞能写回忆录，把他们当年的经历写出来，望着在病床上的战友，叶飞答应了他的请求。
叶飞在写回忆录时，一度考虑要不要把南阳事件写进里面，毕竟还涉及到了他最尊敬的老首长粟裕，但考虑再三，叶飞最终还是决定，实事求是的把当年真相写进去，并客观的谈谈自己的态度。
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踏上长征路，当时留在老苏区的红军部队在后来三年里独立自主的坚持了游击战争。
当时留在南方的红军部队，统归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管辖，不过因为敌人势大，苏区大部分地区都被敌人所占据，红军被迫突围，损失惨重，后来分散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作战。
叶飞到闽东地区领导红军游击队作战、开辟根据地是在1933年，一直到后来红军长征离开以后，是以叶飞在闽东根据地的威望很高，当地百姓都亲切的称呼叶飞为“小叶”。
不久之后，叶飞领导的闽东根据地就与在浙西南发展的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取得了联系。
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前身是红七军团，在长征之前，改番号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北上（实际仍然称红七军团），为中央红军主力吸引敌军注意，后来又与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
不过，因受“左”倾错误影响，红十军团作战失利，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等先后被敌人抓捕杀害，仅有粟裕、刘英率领的400余人的队伍突出重围。
1935年2月，粟裕、刘英以挺进师一部在浙西南开辟游击区，坚持与敌人作战。
也就是在这年10月，粟裕率领的挺进师与叶飞领导的闽东根据地会合。
1935年10月5日，双方领导人经过商量后，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两个游击区，并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刘英任临时省委书记，粟裕任军区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部长。
当时，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叶飞任书记）归闽浙边临时省委下辖。
根据叶飞回忆，两个游击区在最初会师后，双方关系一度非常好。叶飞抽调了一部分闽东独立师的部队到挺进师去，而挺进师则派了一部分军事干部和保卫局干部到闽东地区帮助建设。
可没想到的是，双方很快就爆发了矛盾冲突。
问题出在时任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身上。
根据叶飞回忆录记载，刘英这个人是老资格党员，虽然对敌斗争很坚决，但在执行政策中却受“左”倾影响很重。
当时闽东以及浙西南游击区所面临的情况很严峻，敌人大军围剿，部队全部都上了山坚持作战，但刘英并不考虑巩固根据地坚持斗争，反而固执的要求部队向白区发展，并点名批评叶飞的闽东特委不执行出击白区的政策。
“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右倾保守主义；提出要闽东独立师（此时已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叶飞和闽东特委的同志都很不能理解，坚决反对刘英的提议，因为闽东独立师的实力很弱，根本不具备出击白区的实力，离开根据地作战，只能是自寻死路。
尽管叶飞把这一建议反馈给刘英，但刘英显然听不进去。
二当时，粟裕是比较赞同叶飞的意见的，他是个军事家，纯从实际出发，也认为部队不应该盲目向白区发展，但刘英那时不仅听不进去，还批评粟裕保守。
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粟裕对这一切也只有默默忍受。
考虑到闽浙边临时省委内部出现了分歧，粟裕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闽浙边根据地与闽北的同志们取得联系，三方共同成立一个新的闽浙赣临时省委，由新成立的省委来决定闽东与浙西南两大根据地的分歧。
当时，分散在几个省的游击区如果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是非常有利于敌后斗争的，主持闽北游击区的黄道（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毒害）也非常赞同三方共同组建闽浙赣临时省委。
不过，对于闽东与浙西南两大地区的分歧，黄道认为自己无法调节，加上刘英又很固执的认定自己没错，所以几番商讨，都没有一个结果。
也因为各方意见都不能统一，不仅闽浙赣临时省委无法建立起来，闽浙边临时省委内部的分歧也无法消除。
刘英见反对自己的人占了大多数，因此一改先前赞同闽浙赣临时省委建立的提议，主张自己的问题关起门来解决，叶飞见无法说服刘英，在经闽东特委同意后，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
为了能集中权力推动部队向白区发展，仓促之下，刘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1936年秋，粟裕约叶飞到浙江庆元县的南阳村会面。
对粟裕，叶飞从来是不打折扣的信任，所以听到消息后，当即前往，还准备跟粟裕汇报一下与闽北地区领导同志商量的情况。
可叶飞自己也没想到，他会遭遇如同旧小说里描述的“鸿门宴”。
当天晚上，叶飞与几位闽东特委的干部入席以后，酒过三巡之后，粟裕摔杯为号，将叶飞几人捆了，据叶飞后来自己描述：
“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
不过，就在押解的途中，他们一行人遭遇了国民党军袭击，混乱中叶飞仓促逃出，回到了闽东根据地。
之前我们说过，闽东地区的百姓对叶飞很是尊敬，一听他被抓捕，气得当即就要去抢人，好在关键时刻叶飞回来了，一再告诫大家，不允许红军打红军，这件事情才作罢。
可自此以后，闽东与浙西南根据地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入冰点。
叶飞带着闽东特委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后，与闽北的同志们一起成立了闽赣边临时省委，闽东特委受闽赣边临时省委的领导。
粟裕、刘英继续以闽浙赣临时省委的名义，率领挺进师继续在浙西南发展，并将根据地扩大到了浙南、浙东。
三南阳事件就如同一根刺一样，始终扎在叶飞心里，一直到晚年他也无法释怀。
可为了革命事业，叶飞始终把这件事情压在心底没提。
不过，粟裕对叶飞却很是关心，两人情谊很深，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叶飞也受到影响，是粟裕几番出面保护，叶飞才幸免于难。
粟裕晚年病重，叶飞还曾上门探望，感谢他过去对自己的照顾，但粟裕却摆摆手说：
“我们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了，应该的。”
有一次，叶飞和王必成闲聊，聊起来南阳事件，叶飞很有感触，还说当年要不是粟裕枪法差，自己可能早就没命了。
王必成对粟裕了解很深，一听叶飞说粟裕枪法差，本能的就皱了皱眉头，因为据他了解，粟裕的枪法完全够得上神枪手的标准。
听了王必成的讲述，叶飞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粟裕当年是有意放过他。
叶飞和粟裕后来聊起这件往事，才彻底揭开了谜底。
粟裕、刘英共同领导挺进师在浙西南活动，但刘英非常强势，他不仅兼任着挺进师政委，还兼任着闽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处处对粟裕压制。
当年南阳事件，也是刘英强令粟裕动的手，因为他听说叶飞是华侨出身。
为了内部团结，粟裕只好勉强执行。不过，半路上遭遇国民党军后，粟裕也就顺水推舟，把叶飞给放了。
也因为这件事情，粟裕触怒了刘英，被迫接受审查，并做了检讨，好在粟裕当时在部队威望颇高，资历也很老，刘英才放过了他。
总而言之，刘英在南阳事件中，却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身份，但也只能说他是犯了错误。
刘英是1929年入党，并参加红四军，在部队中多数时间是从事政治工作，组织性原则性都很强，对党指挥枪的原则贯彻十分严格，但同时他也有弱点，比如不通军事、过于急躁等等。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地很多事情只能依靠领导者单独解决，刘英主张几个大游击区共同组建一个领导班子，是很有利于敌后斗争的，但他在意识到自己威权即将丧失后，又固执己见，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犯下了错误。
可客观上来讲，刘英与粟裕共同配合，在浙西南坚持游击作战，保住了闽浙赣游击区，也保住了红军队伍，他同样又是有功的。
也正如叶飞所评价的那样，刘英对敌斗争还是非常坚决的。
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即便是在威逼利诱之下，始终坚贞不屈，蒋介石闻讯后，专程从重庆发急电给浙江，要求从速处决刘英。
同年5月17日，刘英在温州遇害，享年29岁。
尽管对刘英评价褒贬不一，但粟裕对这位老战友仍然很尊重，对他的妻子儿女也尽可能的照顾，后来他还劝叶飞：
“虽然在你的事情上，他有一定的过失，但是这个人对党，还是忠诚的。如果没有他，当时的闽浙边区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虽然当初抓捕你，我是被迫的，可毕竟还是做出了对不起同志的事情。后来，当初的当事人只剩下了我一个，如果我再跟你解释什么的话，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错误，强加给一个已经牺牲的好同志身上，这是不好的。也希望你能打开心结，对刘英同志不要有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