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已经退居二线的原江苏省省长恵浴宇思念多年前逝世的老战友陶勇,挥笔写下了一篇祭文,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篇祭文写的颇为动情,让人不禁动容,甚至在祭文末尾,恵浴宇还深情呼唤:
“老陶,若你能回到人间稍留片刻,我将开二十年之酒戒,大碗相陪,欢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的胜利。”
恵浴宇与陶勇结识于抗战时期,两人有过一段合作的经历,虽然两人一个是军事干部一个是地方干部,但彼此性情相投,确实很有缘分。
一1937年2月,受党组织援救,恵浴宇从国民党当局的监狱中获释,在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奉党组织命令,赴苏中、苏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也得益于此,恵浴宇后来结识了陶勇。
1939年秋,陈老总在傈阳水溪召开军事会议,恵浴宇作为地方干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当时在会上,新四军已经定下来要往苏北进军,因此陈老总要求苏北地区的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见个面,彼此熟悉一下,恵浴宇被陈老总要求在会上讲话。
恵浴宇那时很紧张,因为他平常做地方工作,最多也就是三三两两人聚在一起,很少见这么多人,所以讲话磕磕巴巴的。
好不容易讲完,恵浴宇慌慌张张的下了台,顺手摸了一支烟来压惊。
恵浴宇记得很清楚,陶勇那时趁着人不注意,也挤了过来,向他索烟,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当时陈老总站在台上,一看陶勇挤在恵浴宇身边要烟,也忍不住埋怨:
“你怎么尽揩油,人家送给我的嘛!”
那时,恵浴宇到傈阳水溪开会,随身带着两条“大前门”香烟,本来是给陈老总预备的,陈老总自己烟瘾颇大,早就忍不住拆开抽,但不提防当时坐在会议室的,绝大部分都是烟瘾极重的“烟鬼”,苏南的条件又很恶劣,这些人平常都抽不到烟,所以想方设法的从陈老总手里摸。
恵浴宇忍不住哑然失笑,不提防一旁的陶勇见被点破,所以也不顾一切,抓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了:
“别舍不得嘛,将来部队过了江,向你这位‘土地老爷’讨的东西还多着呢!”
“请问大名?”
恵浴宇问道。
“大名张道庸,现在改叫陶勇了。”
过去,恵浴宇在苏北,就听说过陶勇的大名,知道这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领,立马便一见如故,两人就在会上“久仰大名”,会还没开完,两人就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一样了。
不过,恵浴宇毕竟是地方干部,他和军事干部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
1940年7月,恵浴宇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警卫团政委,郭村战斗后,江都自卫团打下了塘头,陶勇专程到江都县指导工作,两人共事了20多天,同月,江北指挥部成立,陶勇调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三纵司令员,恵浴宇调七团任政委。
恵浴宇后来又调地方工作,所以和陶勇相处时间并不长。
在恵浴宇的眼中,陶勇虽然是军事干部,但心思细腻也并不输于他,后来两人共事期间,陶勇知道地方来的干部不熟悉军事,因此每次行军打仗,都要再三关照。
1940年9月,黄桥战役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派出大军进攻黄桥,意图将我军挤出苏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战场形势,决定以三纵守黄桥,一纵、二纵隐蔽于黄桥西北,作为突击力量。
这么一来,三纵的压力就非常大,最危险时,敌人都已经突击到了三纵指挥部。
当时,恵浴宇任七团政委,率七团固守黄桥,时任团长的韦一平带着一个营在外牵制敌人,三纵指挥部遇到敌袭时,陶勇立即指示恵浴宇,要他从七团再调一个营出来,他要带着杀出去。
恵浴宇说什么也不干:
“该我率队杀出去。”
不料陶勇瞪圆了双眼,怒喝道:
“不要多说了!”
陶勇根本不给恵浴宇争辩的机会,自顾自的带着队伍杀出去了,恵浴宇知道,这是陶勇担心他,怕他出危险,这才替他率部出去的。
二有意思的是,恵浴宇和陶勇还“打过一架”,为此还惊动了陈老总出面。
恵浴宇多年之后回忆陶勇,也提到了这件往事,但他并没有提及两人吵架的原由,只是回想起来觉得有趣,偶然提及。
1941年秋(恵浴宇回忆是在1941年,也有文章称是在1940年8月),恵浴宇任海安县县委书记(备注:资料显示恵浴宇1940年8月任泰县县长,10月中旬泰县县政府的驻地迁海安镇,并于同月底兼任县委书记,这里取回忆文章记载)。
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时间上来看,当时恵浴宇还兼任着部队的职务,陶勇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也驻扎在那里。
恵浴宇任海安县县委书记时,当时有苏中三大“甩子”之称,即恵浴宇、时任三旅旅长陶勇,时任如东县县长的王治平。
所谓“甩子”是当地方言,大概意思就是性格豪爽、大大咧咧的意思。
一次,恵浴宇、陶勇三人在田埂上散步,偶然聊起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乎就大打出手。恵浴宇自己是没记得当时动手的原因,但有人替他们记下了。
原来就在当天,陶勇因为部队驻地的问题,就找来恵浴宇、王治平来商议具体事宜,毕竟部队驻扎地方,很多事情上都需要地方支持。
可地方上同样也有很多困难,恵浴宇、王治平也向陶勇也如实的说明了这一点。
陶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在战时,地方上即便有困难也应该优先部队,但这一理论引起了恵浴宇、王治平的反对。
三个人都是个性直爽的汉子,后来干脆吵了起来。
陶勇见嘴皮子说不过,就先动了手,恵浴宇、王治平也不甘落后,也直接上手,三人在田埂滚做一团,陶勇到底还是军事出身的干部,身子又强健一些,就把两人都掀翻到稻田里。南方都是水田,所以恵浴宇、王治平东都裹了一身泥浆。
恵浴宇见此情形也不甘落后,趁陶勇不注意,也把他拽进了稻田里。
三个人滚了一身泥浆,倒让旁边看见的群众笑弯了腰。
也就是打了这么一架,惊动了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老总。
陈老总一听陶勇和地方干部打架,立马直奔三纵指挥部,陶勇见了他还很诧异:
“总指挥,啥事儿?这么着急?”
陈老总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痛批了一顿:
“陶勇,你这个疯子,我看不关你是不行了,你打一遍不够,还想打第二遍嘛!你这是军阀作风,必须要处理你了!”
陶勇也是才知道,陈老总是专门为他打架的事儿过来的,顿时哭笑不得,赶紧把他领进屋子后面,恵浴宇、王治平正围在桌前吃饭喝酒呢!
陈老总问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陶勇、恵浴宇、王治平三人打了架以后,各自气呼呼的回去了,隔了几天以后,陶勇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暴脾气,就又去找了两人道歉。
本来,三个人吵架也不是为了私事,总归部队上的事儿还是要地方同志支持,缺了哪一个环节也不行,加上三人又都是个性爽直的汉子,把话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
后来这事儿传到陈老总这里,他本来想着是找个人传话,让几人和解,但后来有人看见陶勇又气鼓鼓的去找恵浴宇、王治平,还以为是又闹了矛盾,这件事儿以讹传讹到了陈老总这里,还以为几个人又要打起来,连忙来劝阻。
陈老总见三人和好如初,也就没在多说什么,末了还把陶勇又痛骂了一顿,并提醒他以后要注意。
三恵浴宇与陶勇虽然在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但却最熟悉他的脾气。
表面上看,陶勇脾气急,人也暴躁,但细腻之处是对人真诚,从不来虚的,恵浴宇后来谈起陶勇,也忍不住盛赞他:
“你就是一个政治上有卓识远见、海量大度的人。你能够团结各个方面、各种经历、各种气质、各具特长而又各有欠缺的同志和衷共济,和他们亲密无间,对他们了若指掌。无论是对身经百战的老军事干部,还是对开始并不熟悉军事工作的知识分子,你一律尊重信用,一视同仁,在工作中扬其长避其短,在战斗中发挥他们的优势,逐步加以提高。”
一次,陶勇、恵浴宇进攻敌人一个重镇,后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拿下了敌人一处碉堡,但碉堡内的机枪却被兄弟部队抬走了,恵浴宇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因为毕竟他的部队机枪也只有十几挺,还是陶勇劝说他:
“不要争嘛,有本事再找敌人夺去!”
1946年,新四军北撤,陶勇在离开之前,留给地方上的武装好枪1000支,机枪几十挺。
作为军人,陶勇在这件事上的大度让恵浴宇很是吃惊,但陶勇却并不以为然:
“都为了打老蒋嘛,分什么你的我的?”
也正因为如此,两人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恵浴宇患了癌,陶勇听说后,极力劝说他到医院治疗,还在他手术后,趁着去黄岩出差买了一箱蜜桔送到他床头。
当时,正值那个特殊的年代,恵浴宇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那时他住在上海市委招待所,时时受到骚扰,无法安心养病,是陶勇听说此事后,劝他搬到海军招待所去住:
“那里远离市区,安静的很。”
恵浴宇心里很高兴,立马动身收拾下午就搬了过去,为此还挨了陶勇埋怨:
“你呀,你呀,干嘛这么急?我的车已经去接你了,一次拉不了,就跑两次,本来是准备把你‘偷’出来的,除了我的驾驶员,谁也不知你的下落。”
有了安静的环境,恵浴宇的身体好的特别快。
可恵浴宇不知道的是,陶勇那时收留他,本身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在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恵浴宇坚持又搬回了市委招待所,还是陶勇和梅嘉生追上去,再三劝说他搬到杭州海军疗养院,但这一次恵浴宇说什么也不同意。
本来恵浴宇想的是尽可能不给陶勇添麻烦,但却没想到,这是他们见得最后一面。
1967年1月21日,陶勇因意外离世。
那时,恵浴宇在南京还不知道消息,后来还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才知道情况,顿时痛不欲生。
即便是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恵浴宇仍然对陶勇的离世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