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与普安协会的成立

1935年，天津的氛围充满了紧张和不安，日本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了进一步渗透和控制华北地区，日本特务机关决定借助当地的帮派势力。在这种大背景下，袁文会被日本特务选中，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之一，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个秘密会议中，袁文会与日本特务密谈后，决定成立“普安协会”。

成立后的普安协会很快投入运作，袁文会作为行动部长，积极组织和调度各种活动。他们首先对外宣布，普安协会旨在保护商贩和小地主的安全，防止地区内的盗匪骚扰。但实际上，袁文会接到的第一批任务是协助日本军队在天津及周边地区收集情报和招募劳工。

为了满足日军对劳动力的需求，他开始组织手下到乡村、小镇四处游走，以各种手段诱骗壮丁。他们先是散布消息，说日军在招工，给出的待遇优厚，不仅有饭吃，还有银钱拿。为了让这些谎言更具说服力，他们还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单，找人到处张贴，甚至当街宣讲。

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尤其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年轻人，经不起诱惑，信以为真。有人主动报名，有人被押上车，一路被送往日军的工地。这些地方环境恶劣，食物短缺，劳动强度极大。很多人没过多久就因饥饿、劳累或疾病倒下，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遇到试图逃跑的劳工，日军则直接开枪射杀，毫不留情。这样的消息逐渐传开后，人们才明白这些所谓的“招工”其实是送命的陷阱。

袁文会积极帮助日军对周边的土匪窝点进行“招安”，承诺这些土匪只要放下武器，加入他们，就可以保命，还能得到日军的赏赐。许多土匪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归顺，这些人随后被整编为一个特别的武装队伍，称为“袁部队”，而袁文会成了这支队伍的大队长。

罪恶行径与民间的恐惧

袁文会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逐渐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他的手下横行乡里，见人就掠，见财就抢，遇到稍有反抗的百姓便以“抗命”或“通共”为由直接屠杀。村庄里时常会传来枪声，有时一户人家整家被灭，只因为藏了一点粮食或者拒绝交出家传的金银器物。

他的目标还将黑手伸向了隐藏在乡村间的抗日力量。他和日军特务合作，利用告密者和地方耳目搜捕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抗日人士，无论是否真有确凿证据，都会被扣上“匪党”或者“破坏治安”的罪名，关押后直接秘密处决。有些村庄因为被怀疑藏匿抗日人员，甚至遭遇屠村的惨剧。

与此同时，袁文会为了取悦日军，还专门从他的地盘上挑选一些年轻女性，强迫她们进入日军的兵营。被送进去的这些女子，多数是失足妇女或者家境极为贫困的姑娘，她们在兵营里遭受了非人的对待。有人因为无法承受折磨而死，有人则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根本无法逃脱。

袁文会的恶行并未止步，他还将手下抢来的物资通过自己开设的押当店进行销赃。这个押当店表面看是做典当生意，实际上是袁文会专门处理赃物的场所。他的手下抢来的金银首饰、布匹粮食，甚至村民家里的家具，都会被低价抵押到店里，再以高价转手。凡是对他的押当店生意提出异议的百姓，不是被威胁恐吓，就是直接遭到报复。

袁文会的行为引起了当地民众极大的憎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人选择忍气吞声，不敢公开反抗。一些失去亲人的百姓偷偷到抗日队伍中诉说袁文会的恶行，希望能有一天为自己的家人讨回公道。

然而，依仗日军的支持，袁文会丝毫没有收敛。他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依靠暴力、威胁和金钱维持对周边乡村的控制，同时对日军摇尾乞怜，竭尽全力替他们办事。

国民政府的惩处与民众的不满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战的硝烟逐渐散去，但清算汉奸的声音却日益高涨。随着国民政府颁布《惩办汉奸条例》，各地的汉奸纷纷被缉拿归案，袁文会也难逃法网。他在一次宴会上被捕，当时他正在天津的一家酒楼大吃大喝，丝毫没有察觉危险已近身。当警察破门而入时，他正端着酒杯与几名随从高声谈笑，面对突如其来的逮捕行动，他并未表现出多少惊慌，甚至还与警察理论了几句。

被捕后，袁文会被送往天津的审判庭接受审讯。庭审过程中，控诉他的证据堆满了法庭，从他勾结日寇成立普安协会、诱骗壮丁、镇压抗日力量，到屠杀平民、强迫妇女等罪行，应有尽有。然而，他却在法庭上高声喊冤，辩称自己是迫于形势才与日军合作，还试图以自己曾“维持地方秩序”的说法为自己开脱。他的辩护律师甚至援引了“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为由，试图淡化他的罪行。

法庭外，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每一个指证他的受害者都引起了愤怒的议论。一名幸存的劳工站在法庭上，描述了被袁文会的手下骗到工地的经过，以及在那里惨死的众多同乡。还有村民讲述家园被“袁部队”洗劫一空，亲人被无端杀害的场景。但这些证词对于庭审的结果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最终，袁文会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一结果令在场的民众哗然。人们难以接受这样轻的惩罚，尤其是考虑到他的罪行之深重。审判结果一公布，法庭外的百姓爆发出激烈的抗议声，有人甚至冲着法院大门扔石块，但很快被警察驱散。

袁文会在狱中并未感受到应有的惩罚。他拥有宽敞的单人牢房，还有供应充足的美食和香烟，他的随从甚至能自由探监，给他带来各种日常用品。更荒唐的是，他可以随意出入监狱，有时还会在天津的饭店和娱乐场所出现，仿佛他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而只是暂时失去自由的富商。

人们议论纷纷，怀疑袁文会的背景与国民政府中的某些高官有关，否则他怎么能在狱中过得如此逍遥？更有消息称，袁文会的家人通过打点上下，为他争取提前释放的机会。这些传闻在百姓中引起了更多的不满，许多人开始质疑国民政府处理汉奸的诚意。

人民政府的正义与袁文会的末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始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彻底清算，对像袁文会这样的大汉奸更是重拳出击。天津人民政府在接到百姓举报后，迅速展开调查，将袁文会过去的罪行逐一梳理，所有的恶行都被详细记录在案。不少当年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提供证据，有的甚至冒着风险挖出了家中藏匿的旧物，作为袁文会犯罪的直接证明。

1950年12月，天津人民法院召开了公开审判大会，审理袁文会的案件。审判现场人山人海，许多听说消息的百姓从几十里外赶来旁听。检察官逐条列举了袁文会的罪行，从勾结日军成立普安协会，到欺压百姓、屠杀抗日力量，再到强迫妇女送入日军兵营，几乎每一项罪行都引起台下群众的愤怒议论。

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袁文会低头不语。审判结束后，人民法院迅速宣判：袁文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消息传出后，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有些人激动得跳了起来，高喊着“报仇了”。

12月25日清晨，袁文会被押解到小刘庄刑场执行枪决。押送囚车行经之处，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百姓，有人挥舞着拳头，有人高声呼喊，甚至还有人在路边烧纸祭奠自己的亲人。尽管警察和政府人员再三维持秩序，但现场的情绪仍然高涨，许多人边看边流泪。

行刑时，枪声响起，袁文会倒在刑场，结束了他充满罪恶的一生。政府随后通过电台和公告向全市通报了他的死讯。消息传到各个社区，很多百姓自发聚集在一起谈论这个消息，有的村庄甚至燃起鞭炮，庆祝这个“灾星”终于被铲除。

然而，袁文会的余党不甘心，他们试图为他举办一场风光的葬礼，购买了昂贵的棺木和陪葬品，还雇人吹拉弹唱，准备浩浩荡荡地抬棺游街。消息传到政府后，天津市委迅速采取行动，将这次葬礼视为一次挑衅。公安部门连夜赶到现场，果断制止了这一行为，并将参与组织葬礼的主要人员抓捕归案。此后，天津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通报了此事，要求各地干部加强对反动势力的监督，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参考资料：[1]周利成.厚葬袁文会事件[J].天津档案,2007(6):3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