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那么，党锢之祸为什么会爆发？
东汉的政治结构其实是二元对立，从和帝到桓帝前期，对立的双方是皇帝与外戚，士族始终在双方之间游走，两不得罪；伴随着桓帝铲除梁氏之后大规模提拔阉党，大批宦官子弟开始把控仕官渠道，染指地方财政，利益受损的士族才开始走向台前，与宦官和他们背后的皇帝开始直接对抗。
而这一切，都得从东汉皇帝的短寿命开始说起。
公元106年，诛灭窦宪，开创永元之隆，北击匈奴，设立西域都护的汉和帝刘肇27岁英年早逝，此时，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仅剩不足百天，连户口还没上的次子刘隆。
无可奈何的邓皇后只能扶立刘隆为皇帝，由自己亲自辅政，没过一年汉殇帝刘隆也崩了，最后清河王之子刘祜被邓家立为皇帝。
汉和帝的英年早逝可以说开启了皇权崩塌的潘多拉魔盒，而汉安帝作为旁支被立为皇帝则埋下了朝堂几十年腥风血雨的地雷。
邓太后为了维护自身的执政稳定，在中央安排了不少自家人作为高官，但邓家人虽然掌握实权，却与汉安帝并没有血缘关系。
互相不信任的种子开始在皇帝与外戚之间生根发芽，并随着皇帝的长大成人，对这群不是自家人的掌权派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已经当了15年傀儡的汉安帝开始亲政，不久，安帝利用宦官集团展开了对树倒猢狲散的邓家的清算，由邓家长期把控的中央权力开始出现真空。
但是，继外戚与皇帝非血亲而彼此不信任之后，和帝一脉早早断绝带来的第二大隐患也在此时爆发了：皇帝继承人因为没受到长期的帝王教育，开始出现大规模能力滑坡！
在13岁之前，还在诸侯国做王子的安帝不可能被作为储君去培养，而亲政之前长达15年的岁月里，邓家也并没有在这位傀儡皇帝身上投入太大的精力去教育。
这就导致了清扫邓家之后，汉安帝根本没能力去把控收上来的巨大权力，只能打包分给娘家人、妻家人和宦官。
但过了4年，32岁的汉安帝驾崩，同样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外戚阎氏把控，也同样，阎氏从旁支中选择了刘懿作储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但仅仅200多天后，刘懿就又要不行了，此时宦官抓住机会，迎立了因为亲妈被阎氏迫害致死而没有继承皇位的安帝亲儿子刘保登基，是为汉顺帝。
随后，顺帝对帮助夺权的宦官们开始大规模封赏，至此，宦官开始由幕后皇帝的跟班，粉墨登场走向了台前。
东汉末年这场权力斗争的无解循环中的各大要素也已经齐全了：
以皇帝早崩为原点，由外戚大规模把持朝政；
外戚为了能够长期摄政从旁系皇族中选择婴幼儿做储君；
长期的傀儡生涯及非血缘关系加大了皇帝与外戚的矛盾；
随着太后去世，失去执政合法性的外戚被皇帝联合太监一勺烩；
皇帝亲政后因为掌握不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权力，开始在重要部门安插自己的娘家妻家人，并对宦官大幅封赏；
这一代皇帝再次早早去世，皇后一家又成为了新一轮掌权外戚……
然后再看看早早登场的士族集团。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之前，士族与外戚是长期穿一条裤子的，甚至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一类人。
皇帝、诸侯王为自己子嗣安排妻室时，选择世家大族的姑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既可以借助妻家的绝佳名声，也能联合起妻家子弟这股政治力量。而士族也希望借助结亲皇室的方式让自己家族迅速飞黄腾达。
所以东汉中期以后，先后掌管朝堂的窦、邓、阎、梁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士族中的顶级豪门，这时候的外戚本身就是士族头子。
而外戚在执政过程中也愿意对士族集团进行拉拢，士族的核心利益：地方自治和仕途升迁，和外戚的核心利益：对于最高权力的把控根本没有犯冲。
对于国家机器的维护，没有人比世代为官的士族们更懂，士族的声援和帮助也是外戚们为维护统治而求之不得的，所以在本家子弟霸占了最高权力之后，外戚可以非常识相地把剩余蛋糕分给士族们。
对于士族而言，都是一个圈里的人，彼此早就借助姻亲、师承和上下级关系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行业内的潜规则彼此都明白。地方最高长官的任命、地方举荐的盖章批复权力都在外戚手里攥着，又何必犯浑去得罪自己金主呢？
所以，在外戚把控朝政的时期，除了窦宪、梁冀等少数混蛋引起过不和谐，在大多数时间外戚和士族之间都是“我吃肉你喝汤”的神奇场面，这一段时间也是士族迅速发育壮大的黄金期。
别管是外戚还是皇帝，想维护这台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士族都是离不开又得罪不起的合作对象，这导致士族在外戚和皇帝的长期对抗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人家哪条路都不走死了。
皇帝亲政的时候人家攀附皇帝，外戚干政的时候人家转脸就和外戚打成一片。只要保证家族在地方的利益不被损害、保证家里的孩子都能混个前程，那最高位置坐的是谁，姓什么，真不是人家在意的。
不过，这个大前提是“只要保证家族在地方的利益不被损害、保证家里的孩子都能混个前程”。
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宦官势力作为皇帝巩固皇权的底裤被大举重用，感受到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的士族终于开始触发那道古老的防反系统了！
公元159年，梁太后去世，在梁冀手底下苟了10多年的汉桓帝刘志联合太监发动政变清理了梁家势力，和之前同样的配方。
但是此次桓帝亲政之后，破天荒地把参与政变的五位宦官头领全部封侯，不仅如此，桓帝更是在地方大力扶持宦官子弟“典拒州郡，辜榷财利，侵略百姓”，这无疑触碰到了盘踞在地方的世家大族的基本盘。
不过要说桓帝混蛋，他确实也有他的无奈，梁冀把汉质帝祸害死的这件事没过去多少年，在这十几年里梁冀又大幅度提拔亲信，把持朝政，跋扈朝野，给桓帝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和帝尚且还能联络三公共同铲除窦宪，但是到了桓帝这里，能用的就剩下太监了，人家虽然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至少还占个忠字。
亲政以后给宦官丰厚的政治回报很大一方面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盘，而另一个稍微隐晦点的原因，是这时候的东汉朝廷，实在没钱了。
从二世纪初爆发的西北羌乱，战火已经延续了50余年，这无疑给中央政府挖了一个巨大的财政无底洞，偏偏此时内部天灾不断，水旱蝗灾频繁，自耕农大规模破产，财政收入一年比一年缩水，田税这口井，已经越来越压不上水了。
其实从章帝、和帝开始，面对越发严峻的财政危机就已经开始适当地去控制盐铁，动地方大族的奶酪，也开始卖官鬻爵，用宦官参与敛财。
想想也知道，地方大族保持了一贯不买账不合作的态度：王莽颁布废奴令，宣布土地国有，人家迅速组织武装造反；刘秀度田的时候又被他们层层阻碍，闹得步步惊心，说一千道一万，自己的土自己的地，你凭什么动我家东西！中央缺钱和地方大族有什么关系？
知道他们有钱，知道动了他们祖祖辈辈把控的基本盘就必然会招致反噬，但这时候财政危机已经火烧眉毛的桓帝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这一次无可奈何的饮鸩止渴，最终引爆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朝堂动乱之一。
桓帝之前就不断恶化的卖官鬻爵之风，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宦官子弟用流程外的渠道进入各类部门，无疑触碰了世家大族“入仕”的底线。经过百年的发育基数越来越庞大的士族集团，结果面对的越来越紧缺的仕官名额，这无疑让他们将最大的怒火对准了抢他们蛋糕的宦官集团！
前期的小打小闹之后，几个宦官头头相继死去让士族集团嗅到了反扑的大好时机，太尉杨秉弹劾诛杀宦官地方党羽50余人；桓帝立宫女为后被诸多重臣上书制止，最后只能立窦武之女为后；张让弟弟张朔因为犯罪直接被李膺上门抓走，而且没走法律程序直接处决；阉党的张成之子在天下大赦前杀人，没等到大赦那天就又被李膺上门抓走然后直接砍了！
此时坐在高位的桓帝，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冷感，被惹怒了的全体地头蛇们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集团化发展，已经变成了连皇帝都无可奈何的怪物。
他们长期把控着选官渠道，上至三公，下至郡县，全都插满了自己人，皇帝的政令越来越失去权威性；他们在几十年的合作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紧密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关联让皇帝根本没法逐一击破；他们疯狂聚堆开会，品评公卿，谈论官员得失，妄议国家政策，是为“清议”；
他们甚至借助太学生、私人办学等渠道树立了自身的光辉形象和士族品牌，牢牢把控着社会舆论的方向；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袖、纲领、基层组织，以及最终目标。
锋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宦官集团，和他们背后的皇帝，而此时的桓帝，必须去亲自下手拉偏架了。
桓帝和李膺有样学样，绕过了法定流程直接抓捕相关党人，最终将相关人员200余名抓获归案，遣送回乡，登记造册，永不录用。
装了二十多年孙子的桓帝最终还是保留了相当大的克制，在处理相关党人之后，并没有将事态扩大，第一次党锢之祸也告一段落。
此时皇帝拉出宦官，士族推举外戚，各自占据跷跷板的一头，利用权力的支点，虽然摇摇欲坠，但总体上讲，这种二元对立还能凑合保持平衡。
皇帝维护国家系统离不开士族，士族也离不开最高权力给予的合法性加持，说一千道一万，大家还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谁是好人谁是王八蛋并不是政治上该讨论的重点，政治要考虑的优先要素永远是平衡，更何况，阉党拙不浊暂且不提，士族之前的所作所为，真的能被称之为“清流”吗？
士族也好，阉党也罢，谁好谁坏都不会让政治的天平倾斜半分，而真正让平衡崩塌的，永远是极端！
可费尽心机的桓帝万万没想到，自己再没机会去巩固这难得的平衡了。
公元169年，34岁的桓帝崩于洛阳，因为生前无子嗣，旁支血统的刘宏被推选即位，由桓帝的岳父，身为士族领袖的窦武执政。
还是和之前一样！
士族集团终于在短暂蛰伏后翻身，志得意满地攀上了最高峰，却不知，山巅之后，即是悬崖。
第二次党锢之祸也爆发了，做法也过于酷烈，窦武兵败自杀，陈蕃遇害，李膺、杜密、翟超等士大夫集团代表人物全部下狱处死，汉灵帝大赦天下，独不赦党人，后宦官集团又令司隶校尉段颎抓捕太学生上千人，杀渤海王刘悝、宋皇后（汉灵帝皇后）全家，永昌太守曹鸾等。
两次党锢之祸，使东汉士大夫集团被屠戮殆尽，宦官集团彻底把持朝局，原有的政治平衡局面被完全打破。导致了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分化，并渐渐放弃对于东汉王朝的统治认同。
直至中平年间黄巾起义，大将军何进又被宦官集团所杀，司隶校尉袁绍尽灭阉宦后，东汉的王朝统治和宦官之祸也几乎同时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