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位这种事，对于古代皇帝来讲，除非是迫不得已，一般是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禅位的，毕竟，当皇帝的滋味可要比太上皇爽得多。但是在大宋朝，禅位且还是主动禅位的却屡见不鲜，不仅北宋有，南宋同样也有。比如北宋的宋徽宗就是禅位给了儿子宋钦宗，而到了南宋，先是宋高宗赵构禅位给了养子宋孝宗，紧接着，宋孝宗赵昚又禅位给了儿子宋光宗。

其中，宋高宗之所以要禅位，就是在南宋遇到危险时，想撂挑子当一个富贵闲人，他的做法和初衷与当年的宋徽宗如出一辙。这种临危反而退却，甘心去当“鸵鸟”的禅位，虽可耻，但也“情有可原”。

但宋孝宗的禅位就令人颇为不解了，要知道，孝宗在整个南宋的皇帝里，还是能称得上首屈一指的，继位之初，又是平反岳飞，又是主张北伐收复故土，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皇帝。可是，为何像孝宗这样充满抱负，且一心想重振大宋雄风的皇帝，依然最终还是主动禅位给儿子，自己选择退居二线呢？

实际上，宋孝宗禅位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即“玩不转”了。

为什么会说宋孝宗因为“玩不转”了才会主动禅位的呢？可以用一句点评南宋高宗时代、孝宗时代的经典话语，来展开这个话题。“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却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却无恢复之臣。”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说，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朝中不乏有能力重整山河的文臣武将，但奈何赵构一心想当鸵鸟，绍兴和议是他最高目标，正是因为有这样甘心偏安一隅的君主。所以，终高宗一朝，南宋始终无法彻底打开局面。而在孝宗一朝，孝宗本人颇有抱负，一心想恢复旧山河，但可惜的是，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加上孝宗空有心志，却志大才疏，因此，壮志未酬便是其最终结局。

赵伯琮

而这背后令人叹息的一切，还得从孝宗接过权力的那一刻说起。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赵构正式禅位，皇太子赵昚于当年六月登基，是为宋孝宗。

继位之初，孝宗就展现出力图振作，恢复中原的远大心志。比如他为了鼓舞士气，收拢人心，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就开始着手为岳飞平反，同时启用当初因主战而被罢黜的多名官员，比如张浚、陈康伯、虞允文等。除此之外，他还厉行整军备战，疏远那些一心想求和的大臣。总之就是，在宋孝宗继位初期，南宋整体迸发出一种决心收复故地，且上下均斗志昂扬的气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孝宗组织了著名的“隆兴北伐”。

这次北伐，孝宗花了大量的心思，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比如军力，就集结了八万余人，要知道，一次性集结这么多人的对外战争，在南宋可谓是屈指可数。

而孝宗的意思是，想借助此次北伐，收复故地，重整山河。

理想是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孝宗虽说有远大的抱负，但是他身上却有两个缺点，第一是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第二则是不能识人。而这两点，对于一个想在对外政策上做出点成绩的领导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隆兴北伐示意图

首先先说他没有战略眼光，严格来讲，在隆兴元年（1163年），他组织的这场隆兴北伐并不是最恰当的时机，当时的南宋，不仅岳飞已死，同时南渡时的重臣宿将，如赵鼎、韩世忠、刘琦等，要么死，要么老病。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即是吴璘，可惜他远在西陲坐镇，不足以改善全局。

不仅如此，由于秦桧活着时，对岳家军乃至整个南宋的军队都进行了一番清洗，因此，孝宗继位时的南宋军队战力，已经远不是曾经综合军力不次于金国的南宋了。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发动对外战争，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孝宗看不清这一点，他自认为军民上下一心，就可以抗衡金国，所以，就在他登基的次年，忙不迭的就发动了隆兴北伐。

而说到不识人，这才是最要命的。如果隆兴北伐，能有一个相对能力较强的主帅，也不是不能打，但是，孝宗却把主帅之职交给了张浚。

张浚是什么人？要知道，当初在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作为主帅，手握步、骑共18万宋军，且麾下不乏有良将，但结果却搞出来一个大溃而逃，最终让金国大获全胜。这就是南宋初期令人极为饮恨的“富平之战”。还有，在绍兴七年（1137年），同样还是张浚，不顾岳飞等人的苦心劝阻，硬是“成功促成”了郦琼、靳塞等宋军将领带着手下的三万余人，又裹挟沿途士民共十万余人形成兵变，一举摧毁了已经形成的大好局面。这样的人，宋孝宗居然还让他担任隆兴北伐的主帅，其结果可想而知。

完颜雍

也正是没有战略眼光，以及不识人，加上碰到了当时金国完颜雍这样颇有能力的君主，所以最终，隆兴北伐果然“玩砸”了。

而玩砸之后，对宋孝宗的打击极大。

一方面，是他初登大宝就遭遇如此惨败，让他脸上无光；而另一方面，因为失败，南宋不得不重启对金媾和的路线。这就让满心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孝宗十分难受。

而这还是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曾经的主和派逐渐重新活跃于朝堂，而对此，孝宗也无可奈何，甚至迫于形势，还不得不启用主和派。

在这种情况下，虽说朝堂上依旧存在有主战派的声音，但是宋孝宗却因为一次失利而变得畏首畏尾，最终整体思路也开始倾向于主和。因此，在他的主导下，南宋于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重新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的主要内容，是将金、宋两国的关系，由原来的君、臣调整为叔、侄，另外，对于南宋收复的地区，要重新归还给金国，至于岁贡，则改称为岁币，由原来的每年银25万两、绢25万匹，变更为如今的年银20万两、绢20万匹。

赵伯琮

可想而知，在隆兴和议达成之后，宋孝宗的心情会是如何，应该不仅仅有屈辱和愤怒，更多的还有壮志未酬的悲凉。

当然，即便是隆兴北伐失败，宋孝宗也没有像他的养父赵构那样去甘心做一个鸵鸟，他在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依然想努力做一个好皇帝。比如他经常检阅军队，亲自监督士兵操练武艺，始终不忘北伐之志，曾经还一度重新燃起北伐热情。另外他对于内政是一把好手，尤其是重用大臣虞允文，君臣二人联手，一度让南宋出现法治清明、政风宽和的局面。南宋历史上难得的太平盛世“乾淳之治”，就是在宋孝宗手里出现的。

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是真正能让孝宗满足的，他最大的愿望，最希望达成的功业，依然是北伐收复旧地。但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里面，着实找不出一个能当此大任的人。

比如在他再一次重燃北伐之志时，有意想委任以主战著称的右相蒋芾为主帅，甚至直截了当地对蒋芾提出，希望他能抓紧筹划有关北伐的事宜。但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蒋芾一改曾经的主战风格，反而对孝宗提出，“天时人事未至”，劝其打消北伐的主意。蒋芾的反应着实令孝宗大失所望，一怒之下，下令免去蒋芾之职。之后，孝宗又多次启用主战派的大臣担任宰相，但这些人均是在真正要定夺北伐相关事宜时，全都打了拖堂鼓，这就让孝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唯一始终坚持和孝宗站在统一战线，且一直主战的大臣就是虞允文，但可惜的是，虞允文仅在拜相五年后便病逝。自此，再无人愿意与孝宗同心同德的商议北伐大计。

隆兴北伐的失利以及隆兴议和的达成，本身就极大地打击了孝宗的锐气与积极性，之后大臣们的士气低落，只想着求安稳，不愿北伐的心态更是挫伤了孝宗的内心，加上亦君臣亦知己的虞允文病逝，终于让孝宗的所有精气神都耗费得一干二净。

赵伯琮‍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地生出了禅位的想法。

平心而论，宋孝宗是一个南宋时期里难得的好皇帝，但是，作为一个皇帝而言，仅一个“好”字是万万不行的，虽说他在位期间，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及朝局上出现的问题，责任不完全在于他，但是，他空有大志，却无相匹配的能力，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根源。

也正是因为如此，宋孝宗其实活得十分憋屈，他心中有重整山河的执念，也不甘心当一个平庸之主，但奈何才具能力更不上，最终功败垂成，不得不饮恨终生，这才是让他最痛苦的地方。

所以，在看明白这一切之后，也深知重整山河、收复旧地是一种奢望之后，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正式禅位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惇。

实际上，宋孝宗早就有了禅位的想法，比如在淳熙十四年（1187年），也就是宋高宗刚病崩之际，他就命太子赵惇参政，之后更是命太子负责人事调动，逐步开始下放权力。而拖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在此期间需要权力过渡而已。至此，曾经满怀壮志的宋孝宗终于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就如同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准备开始退休生活。但他的退休生活却远不如他养父赵构那样惬意。

当初赵构在退位之后，着实是潇洒自在地活了二十多年，期间，宋孝宗对他可谓是有求必应，尽可能依着赵构的心情来，真的是极为孝顺，不然他也不会有“孝宗”这个庙号。但到了孝宗退休后，他的儿子赵惇却十分不孝顺。

赵伯琮‍

最明显的一点是赵惇经常不去主动看望宋孝宗，有时候几个月都不见一面，这背后也有他的皇后李氏的影响，因此，孝宗常常郁郁寡欢。到了孝宗病重之际，自知即将不久于人世，就告诉身边的大臣，想再见儿子赵惇一面，结果赵惇依然不去。甚至在当时，有大臣拉着赵惇的衣袖，苦苦哀求他去见孝宗最后一面，但赵惇奋力挣脱，以至于衣袖被撕烂，最终还是扬长而去。“及寿皇不豫，点又随宰执班进谏。阁门吏止之，点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执引上裾，点亟前泣奏曰：‘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群臣随上入至福宁殿，内侍阖门，众恸哭而退。越三日，点随宰执班起居，诏独引点入。点奏：‘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陛下赦而不诛，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辄入宫禁乎？’点引辛毗事以谢，且言：‘寿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见之不速耳。’”

就这样，宋孝宗赵昚带着满心的遗憾，于绍熙五年六月初九日（1194年6月28日）病崩，享年六十八岁。

宋孝宗是个好人，并且在内政上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由于他志大才疏，加上臣子不尽力，最终导致他在外战上失利而饮恨终生。而他之所以主动禅位给儿子，原因便在于此，而按照他儿子赵惇的表现来看，宋孝宗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所以，这就是为何会说宋孝宗一生都活得很憋屈，对外，壮志未酬；对内，儿子不孝，这样的人生，真可谓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