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多的讲话中，可以汇集出当前经济的四个重要的平衡。
第一个平衡是货币供应。
中国严格地说并不存在货币供应不平衡，或者说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却一定要在动态中的过程去追求平衡；真正的问题是流动性，货币没少供应，但从地方财政、到企业、到居民都缺钱；而另一方面，银行却又趴着１４７万亿的天量个人存款；这些个人存款要释放出来，经济将立即复苏。
这就追问，为什么会出现流动性陷阱？
对民营来说诚如辜朝明所言，是进入到了负债表衰退的周期。
特别是一些地方与国企的拖欠款，致使很多中小微企业倒在了负债的路上，疫情期间，很多企业靠高息贷款续命，很快发现这纯属陷阱，大量的应收款回不来，问题得不到解决，而贷款利息抽干了企业的预期利润。有些拖欠款一拖就是十年，在这样的营商背景下，企业不可能做扩表，更谈不上信心，所以，钱不是问题，但雷声大雨点小，钱就是回不到企业手中，这才是问题。
第二个平衡是投资与消费的平衡。
这也是近十年的老问题。
学界也争论了许久；现在已经不再是争论的事了，投资拉动经济的效用递减，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继续凯恩斯的“挖坑理论”，过度地依赖于投资驱动ＧＤＰ。
过去拉动一元的ＧＤＰ，要投三元，现在要投九元，如果投资不是市场需求主导，就会叠加负债。所以，十几年的争论结束了，也付出了代价；从２０２３至２０３５年，中国都将努力实现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
转型的前提是增加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而居民收入的提高，又取决于就业岗位的增加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升级，这两方面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按目前年度就业增加计划１２００万人计，要增加四亿就业岗位才能完成转型，这至少要三十年。
第三个平衡是房地产的新的供求平衡点。
房地产供过于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既然是供过于求，那就斩断供应端，让需求端奔跑；中国是土地全民所有制，地方财政则是土地资源唯一的提供者，下达一纸文件，库存超标的地方，停止一年三轮的土拍，五年之内，楼市就可以重建平衡点；又或者，也可以从需求端决心，政府不再托市，让楼市价格回归真实市场，供求关系也能建立起新的平衡。
然而，这两点都不实际，最大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地方财政将面对沉重债务压力，除非大幅降低行政管理性开支，从目前的４０％降到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１０－１５％；如果上述这些都做不到，就是姚洋说的“超级房地产周期”，要慢慢化解，又是一个长周期。
第四个平衡是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平衡。
中国自ＷＴＯ之后，已经成为外向型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受益于外需补内需，缓解了内需不足的根本性问题。２０１８年后特朗普开打贸易战，出口扩张的空间受到了抑制，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只好把重心移回国内，而外贸最好的突破口是ＣＰＴＰＰ，但是ＣＰＴＰＰＰ设制的门槛，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做体制与机制上的调整，这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平衡。
上述四个方面，定义了中国未来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但任重道远，要走出经济下行的压力，绝非一日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