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论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最近，随着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篇名为《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文章的刷屏，以及多个城市取消网约车“一口价”新闻的不断发酵，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重新回到人们讨论的话题中心，我们也有了再次审视这两个新兴职业的机会。

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以及更多从业者的加入，肉眼可见的是，这两个职业的生存状况变得越发令人担忧，这不仅是行业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有经济大环境和社会舆论挤压的助推。

为此，笔者不免有以下几点思考：

表面看是背后的运营平台对从业者的“压榨”-各种规则机制与处罚规定，实际是“供大于求”的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结果。

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的职业门槛并不高，几乎没有学历要求，只要符合年龄、身体健康，便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国不乏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加上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被刻意包装的“高薪”表象，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这便导致原本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和相对可观的收入，逐渐被磨平。所谓“僧多粥少”，当需求面临饱和，而从业者不断涌入的情况下，收入减少是必然结果。而平台玩家的变多和竞争加剧，又进一步稀释了从业者的收入。

本质看，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已经变成了一种“保底”职业，即成为了几乎所有人“大不了干外卖/做网约车司机”的下意识，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消费增速放缓，失业率加重，人们普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情况下。给人的安全边界比较高，多挣或少挣但不会零收入，没有失业风险，是这两个职业的优势所在。但同时，人们又容易被这种优势所累，即大家都这么想，于是免不了成为“乌合之众”，不约而同地加入其中。

从平台的角度看，也有盲目扩张的原罪。各平台为了业务发展，盲目扩张从业者队伍，以利诱让更多人加入其中，也进一步加剧了从业者之间的收入竞争。

最近，各地陆续加大网约车数量限制，停止新司机的注册，同时督促网约车平台取消“一口价”等举措的出台，本意也是希望通过行政手段，防止市场野蛮生长，变相给从业者“涨工资”。

此外，个别高收入案例的过度渲染也起到了反面效果，即便如今这样的案例已很少见。短短几年，从业人员爆炸式增长，迅速稀释了收入上限。但就像买彩票的人，都希望自己中大奖一样，抱着“侥幸心理”而加入其中的人也不在少数。高收入案例的光环过于具有煽动性，导致很多人仍旧抱有类似的幻想。

本质来说，我们宣泄情绪需要一个靶子，而谴责也需要有对象。

运营平台之所以首当其冲，是因为我们天然对中介抱有敌意和不满。撮合两边生意，从中赚取差价，是中介模式的核心，也是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的本质。我们承认运营平台对行业发展的贡献，但也见不得运营平台通过各种信息差和服务差去赚取本该让利于消费者和从业者的利润。在我们看来，这是极为不道德的。

当然，作为商业公司，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有挣钱的权利，这无可厚非。何况他们做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生意，不喜欢可以离开，没人强求。可是，当一个行业成为服务数亿用户群体，有上亿从业者的时候，运营平台所要承担的责任，便不再是简单的“你情我愿”，而应该肩负起更多稳就业和稳生活的责任和义务了。一个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往往也需要慎之又慎，同时要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在这方面，一些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显然没有定位好自身的角色，没有摆正心态，便不怪大家集中讨伐了。

当然，你要说今天的局面没有消费者和从业者的“怂恿”，肯定也是不合理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消费者喜欢物美价廉和便捷的服务，而从业者希望更多的收入，这对矛盾要如何解决？运营平台奇招频出，难道不是基于对双方心理的精准拿捏？

这几年，随着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由“放养式”变为“收编化”管理，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不仅完成了身份合法化，成为国家承认的新兴职业之二，相关从业者的权益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然而，骨感的现实却是：从业者外包、工伤保险缴纳不健全、事故责任难归责、从业者人身安全/健康隐患大、违规和资质不全乱象频发……

本质上，外卖平台和网约车平台仍旧处在无序向有序过渡阶段，由于涉及的环节流程多，人员庞大，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更多人员的加入，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难度。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不断“被看见”，行业的规范化进程也会提速。在这之前，我们恐怕还会看到不少相关从业人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新闻和事件发生。

看热闹是一方面，本质上，我们还是关注同类群体，以及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人和事。我们可能不想成为外卖员或网约车司机，但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认知半径。

故事性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故事天生具有感染性，故事成为真实的印记。但我们不是关注故事本身，而是关注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情绪。这情绪引人同情、愤懑、谴责，更使人深思，对行业、对社会、对群体、对个人……

我们不是同情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而是与他们为了挣钱而拼命的精神相共鸣。我们关注普罗大众的职业和生存状况，更是关照自我，并以此自省。

舆论的热议中，我们发表相关看法，也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把火，点燃公众情绪。借由对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的关注，希望自己能够被关注，借由行业问题的解决，以期自己的心理能够得到解脱或生活有所改善。

犹记得前两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相关外卖平台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算法优化和权益改善。可从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文章里，我们不仅没有看不到这种现状得到丝毫改善，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平台该压榨还是压榨，骑手该拼命还得拼命。

其原因在于，人们谴责完以后，该干嘛干嘛去了，外卖平台订单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减少。用户视角和骑手视角是两个维度，我们可能会同情外卖骑手，并适当做些心灵或行为补偿，但当骑手严重影响我们的用餐体验的时候，我们恐怕依然会轻松又愤懑打上一个差评。而运营平台往往以维护用户权益为首要职责，于是，遭殃的便是店家和骑手了。

网约车平台同样如此，它能做出为花钱买套餐的司机多派单、为拒绝“一口价”的司机少派单的举动，是其生意模型和用户选择的双重结果。

我们不会知道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真正的疾苦，除非我们像临沂大学的教授一样，自己去做几个月外卖员或网约车司机。但是，笔者仍希望，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平台和同情弱者层面，而是要真正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便会成为其中一员。

在35岁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尽管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保险推销员已经成为中年失意人的调侃，但在现实语境下，这却是许多人的真实写照。

外卖员或网约车司机生活不一定体面，但我们希望他们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