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八月里的某一日。
56岁的囚犯熊廷弼，正被押往执行刑罚的场地。他脚步沉重，周围是押解的人员，气氛压抑而肃穆，一场残酷的刑罚即将在那刑场上上演。
提牢主事张时雍瞧见熊廷弼胸前挂了个小布袋，便询问他：“你这袋子里装的是啥玩意儿？”
熊廷弼回应道：这是我为自己无罪所撰写的申辩文书。
张时雍再度发问：你难道没看过《李斯传》？那里面明明白白写着“囚安得上书”，意思就是囚徒哪有上书的资格！
熊廷弼反驳道：你怕是没读过《李斯传》吧。说出这话的赵高，那可是个十足的大奸臣。这可是历史上有名的事，可别稀里糊涂就犯了错。
话毕，他把申辩书递给张时雍，拜托其把这份申辩书转交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手中。
伸长脖子，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刑罚，仿佛已将生死看淡，任由命运的裁决落在身上，不做无谓的挣扎，只平静等待那既定的结果。
有这样一位将领，终其一生都在守卫辽东，为守护那片土地殚精竭虑。然而命运弄人，他最终的结局充满悲情色彩，以死亡为其波澜又悲壮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在当时，朱由校并未给相关之人恢复名誉、昭雪冤屈，也就是没有对其进行平反，使那人依旧背着不应有的名声，未能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
之后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并未给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在那个复杂的宫廷环境里，这样的结果或许有着种种缘由，但终究未能还其一个公正的说法。
约百年之后，大明劲敌的后裔、已然稳坐帝国宝座的乾隆，在翻阅熊廷弼事迹时，直截了当地评价道：
明朝懂军事的人中，熊廷弼堪称翘楚。读他的《陛辞》奏疏，我几近动容。像他这般尽忠报国之人，竟先遭刑罚。朝廷自毁长城、不顾祖宗基业，如此行径，还能说他们是有人心、有天良之辈吗？
明朝这一朝代啊，干出了自毁根基的蠢事，就如同自己拆毁了坚固的防御长城一般。如此短视且自掘坟墓的行径，注定了它走向覆灭的结局，实在是咎由自取。
这里展示的是熊廷弼的画像，他生活于1569年至1625年。画像中的他仿佛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将我们的思绪悄然拉回到他所处的风云岁月，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存在。
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首次被委派到辽东。彼时，辽东局势复杂，此次前往，熊廷弼肩负起了朝廷赋予的使命，踏上了这片充满挑战与未知的土地。
此次的任务为开展一项调查工作，目标是那位长期镇守辽东地区的老将李成梁，需全面深入地去探究关于他的相关情况。
那一年，熊廷弼还未满40岁，正值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之时；而李成梁已高达82岁，步入了风烛残年、垂暮老矣的阶段。两人年龄差距巨大，处于人生截然不同的时期。
在万历年间，边疆曾面临严重危机，不过后来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其中，两位大将功劳极大，一位是负责东南地区的戚继光，另一位则是镇守东北地区的李成梁。
李成梁在辽东前后镇守了差不多30年，开拓了千里疆土，作战成绩十分突出。清朝人撰写《明史》时，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边防将领在军事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明朝两百多年来都未曾有过的。”
实际上，早在1591年，也就是万历十九年，李成梁就因被弹劾而丢掉官职。之后到了1601年的万历二十九年，这中间整整过了10年。在没有李成梁的辽东，总兵换了一个又一个，却都没啥大的作为。
朝廷实在没辙了，只能把李成梁重新请回来，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再度披挂上阵，重操旧业。
重新复出五年后，状况出现了。辽东总兵李成梁和辽东巡抚赵楫，私自放弃了八百里土地，把万历初期开拓出来的宽甸六堡（如今属于辽宁丹东）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
当地约六万户居民被强制要求回迁到内地，他们失去了原本稳定的住所，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漂泊，陷入了流离失所的艰难境地。
这事儿搞得沸沸扬扬，动静极大，都传到朝廷那儿去了。朝廷立马下达指令，要求必须彻彻底底地把事情查清楚。
这是一幅李成梁的画像，李成梁生活于1526年至1615年。这幅画像或许能让我们跨越时空，直观感受那个时代李成梁的风采，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李成梁道出缘由，所谓弃地实则是一条奇计。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诱饵抛出，目的就是为了诱使努尔哈赤归降，期望以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熊廷弼觉得，李成梁和赵楫所犯之罪严重至极。他们不只是单纯地弃地，更是主动献地；也不只是用好处笼络女真人，而是私通女真人。此等行径，按罪当处以极刑。
熊廷弼通过科举入仕，并非职业军人，然而他性情刚直，有着无畏气概。万历皇帝让他到辽东巡查，去调查李成梁，想来正是看重了他这种刚正无畏的特质。
相传，熊廷弼巡查至金州时，那年遭遇大旱。他前往城隍庙祈雨，和神约定七天内降雨，否则就拆毁庙宇。之后他前往广宁，过了约定时间三天仍未下雨，他便派人持剑回金州毁庙。可派去的人还没到，就已风雷交加、大雨倾盆。
从种种迹象能够明显看出，他具备那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仅从这方面就能略窥一二。
随着调查逐步推进，熊廷弼进一步挖掘出李成梁存在的诸多其他问题。他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李成梁的更多状况在调查深入时浮出水面。
李成梁乃辽东人士，早年作战勇猛，全靠手下一帮家丁。这些家丁和他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早期，李氏集团为求自身发展想建功，这和国家御虏靖边的想法相符。虽常有冒领战功、隐瞒败绩之事，总体上破敌立功，战绩依旧亮眼。
然而，朝廷再度启用李成梁后，李氏集团的利益已然固化。对内对外，他们皆宣称且真心觉得：辽东这片土地，要是没有李氏坐镇，根本稳不住局面。
彼时的辽东，宛如一个封闭铁桶，针扎不透，水泼不进。当地官员体系几乎都由李氏势力把控，外来的人即便到任，没待上几天，就会被毫不留情地驱赶离开。
万历皇帝挑选熊廷弼前往辽东进行巡视，其意图再清晰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皇帝此举必然有着明确的考量与目的，选中熊廷弼想必也是看中了他的能力与特质。
在明朝，皇帝最为忌惮的并非外族侵扰边境，而是内部出现地方势力割据，局面难以掌控。故而在任命文官和武将时，必定要构建相互牵制的关系，以此避免出现一方势力独大的状况。
彼时，众多名将所遭遇的悲剧，追根溯源，皆是由这种政治平衡手段引发的。在那样的背景下，此等平衡之术成了诸多名将悲剧的源头。
然而熊廷弼一片赤诚忠心，好像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了皇帝手中的“枪”，更未曾料到，李成梁曾经的命运轨迹，日后竟会在自己身上再度上演。
他做事极为认真，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一门心思要把李成梁置于绝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扳倒李成梁的线索，决心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他看来，李成梁那些举动，压根就不是为了保障国家边境的安全，也不是为了让辽东地区安定下来，完完全全是为了他个人以及背后利益集团能谋取私利。
精明老到的万历皇帝认为时机已到，遂颁布诏书，夸赞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功绩卓著”，表示应给予他相应的抚恤和礼遇。就这样，让李成梁风风光光地退了休，慢慢交出了手中的权势。
皇帝们都深谙一种领导之道，即绝不允许任何一股势力在朝堂或其他领域占据绝对上风。他们清楚，维持各方势力的相对平衡，才能稳固自身统治，这是他们笃信的领导妙法。
瞧这幅画像，画中之人正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他端坐在画里，似乎还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威严与故事，透过这画像，仿若能窥探到万历年间的风云变幻。
万历四十七年（1619），熊廷弼再度被调派前往辽东。彼时，他肩负着新的使命奔赴这片土地，开启在辽东的又一段历程。
确切来讲，时间为当年六月，距离萨尔浒之战结束大概过了3个月。
此次的任务安排，是要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前往，目的就是去处理那些遗留下来的麻烦事儿，把那一团乱的局面给妥善解决，收拾好这个残局。
当年他去辽东做巡按，在那待了三年。这期间，他大力开展屯田工作，积极修筑堡垒。对待军队整治十分严格，对违规行为绝不纵容。一番举措下来，辽东的风气和纪律得到极大改善，焕然一新。
朝堂之上，官员们皆有目共睹。不管心里认不认，都得承认这事儿：熊廷弼不只是打破地方势力的“狠角色”，说不定还是能匡正时弊、力挽危局的难得大才。
熊廷弼心里多少有点憋屈。当时他在南直隶（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南京）担任学台，负责科举考试。他秉持公正录取考生，把一批没什么学问、想靠关系的官绅子弟淘汰掉了，而这些子弟很多都是东林党人的后代。
熊廷弼因某些事触怒了东林党，自那以后，便深深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漩涡里，难以脱身，在党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彼时，因打死违规学生一事，熊廷弼遭弹劾，被停职审查。他回到江夏（即如今的湖北武汉）老家，刻意避开官府，对政事也不再过问，每日就是游山玩水、饮酒作乐，逍遥度日。
看似逍遥自在，实则内心苦楚不已。国家局势不佳，正值用人之际，他却被闲置在家。就像被搁置一旁的工具，无用武之地。满腹的忧愁无处宣泄，只能借诗抒发出来：
归来之后惬意无忧，诸事不扰乐在心头。玩闹一阵双手渐倦，随意一抛便卧于小楼。
午间小憩，正酣梦之际，喜鹊与黄鹂婉转啼鸣，声声清脆，将梦惊破；数声轻柔燕语传来，好似一把利刃，划开了春日里萦绕心头的淡淡忧愁。
几年后，萨尔浒之战爆发。这场战役的失利，堪称明朝和后金战争局势的关键转折点。此后，明军在辽东的军事局面急剧恶化，直接从进攻转为防御，原本的优势也荡然无存，陷入了被动的劣势。
图中呈现的是萨尔浒之战的场景，此图片来源于电影的截屏画面，让我们得以通过影像记录的一角，窥得那场激烈战事的些许风貌。
怎样处理辽东那一团乱麻般的局面，成了一个棘手难题。就如同手里握着个烧红的山芋，让人不知如何是好，辽东残局亟待妥善解决。
熊廷弼怀着急切的救国之心，即便抱病在身，仍每日日夜兼程赶路二百多里，匆忙赶往辽东。等他到了辽阳，眼前呈现出一片战败后的凄惨景象：士兵瘦弱，马匹疲敝，盔甲破旧，兵器也都不锋利了。
对军队里的武器进行检查时，有了令人大跌眼镜的发现：那些刀连只鸡都杀不了，棍子甚至都没法去打只狗。这武器的质量着实堪忧啊。
更为可悲的是，辽东地区人心惶惶、毫无凝聚力，家家户户都满心抱怨，各个地方的人都想着逃离此地。
当遭遇困境时，熊廷弼施行持久防御之策。他积极招纳安抚流民，让他们回归故土从事生产。与此同时，大力整顿军队纪律，果断惩处了一批临阵脱逃、贪污违法的将领。
他上奏疏弹劾李成梁之子、总兵李如桢，最终使其被罢免。他指出李如桢“只知一味拼死，却无法歼灭贼寇”，认为此人有勇无谋，若继续任用必将坏了整个大局。
在长达一年的整顿治理之后，熊廷弼于辽沈这一关键地域，成功搭建起一条以军堡为依托、主打积极防御策略的战线。
1620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带着大批人马前来进攻，结果被明朝军队打得落荒而逃。那时候，熊廷弼负责守卫辽东，他把辽东守得严严实实，就像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
这一年，在帝国的权力中心，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洗牌悄然上演。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为了新的权力格局不断谋划，一场影响深远的权力重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泰昌皇帝登上皇位。可才过一个月，泰昌皇帝就因红丸案离世。随后，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当时朝廷里党派斗争极为激烈，各方争得你死我活，远在关外的熊廷弼也被卷入其中。
一开始，熊廷弼临危受命收拾辽东的烂摊子。那时，他最犯难的既不是敌方实力强劲，也不是己方兵力孱弱，而是御史言官对他决策行动的诸多牵制。
如今，他所担忧之事终成现实。天启皇帝登基后，朝廷里那些主张速战的人，瞧不上熊廷弼的防御策略，称其为龟缩战略。他们只看重战争的胜负结果，全然不管为战争做准备的事。
杨涟，这位日后“东林六君子”中的一员，曾上奏对熊廷弼进行弹劾。他指出，熊廷弼镇守有一定功绩，辛苦支撑让局势安稳了两年；但也存在过错，面对积衰之况难以重振，实在是找不到万全之策。
紧接着，大量奏疏纷至沓来，纷纷指责熊廷弼毫无谋略，还存在欺君之嫌。这些奏疏就像一颗颗炮弹，对熊廷弼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往昔被视作能担当大任、力挽狂澜的救世英雄，当下却被描述成毫无可取之处、满身都是缺点的人。
熊廷弼为自己辩解道，那些身处朝廷之人，只知高谈阔论，对军事一窍不通。前年一个劲儿鼓动在辽东打仗，战败后却都成了哑巴，不敢再提战事。如今我刚把局面稳住，他们又迫不及待地催着开战，真是“矮人看戏，哪有真知灼见”。
熊廷弼估计怎么也想不到，那些弹劾他的家伙，脑子里压根儿没什么真知灼见，心里头却全是利益的小算盘。他们只盯着那点好处，哪管弹劾得有没有道理。
实际上，东林党人察觉到辽东的局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便心怀私心，盘算着把与自己一派的人扶持到重要位置上，好从中谋取利益。
天启皇帝差遣朱意蒙前往辽东调查熊廷弼。朱意蒙和熊廷弼并无私人交情，不过调查结束后，他坚决支持熊廷弼。他表示：“我到辽东时，百姓哭着诉说，称几十万百姓的命都是熊廷弼留下的，哪能轻易议他的罪！”
此君颇具才干，在困境中能力挽狂澜，且口碑良好，始终心怀家国、关爱百姓。像这般杰出的大将之才，哪能随随便便就给他定罪呢？
然而一切皆为徒劳。熊廷弼最终还是被免去了辽东经略之职，带着满心的郁闷无奈返回故乡。虽曾身处要位，却落得这般结局，着实令人唏嘘。
这是一幅描绘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画像。在画中，或许能瞥见这位皇帝彼时的模样，他的神情、姿态等细节仿佛能跨越时光，带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属于他的故事。
天启元年（1621），熊廷弼迎来了他的第三次辽东之行。这一次，他再度被派遣到辽东这个复杂且关键的地区，肩负起新的使命与责任。
目前面临的工作依旧是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得把那些混乱、未完成或者出了问题的状况妥善整理好，让一切恢复到正常有序的状态。
之前，他遭到弹劾后卸任，袁应泰旋即顶替他的职位，成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对军事一窍不通，却一味迎合朝廷里速战速决的鼓噪，冒失地对后金发起进攻。而且，他为了彰显自己有仁德之心，大量接纳关外饥民，结果使得努尔哈赤派来的奸细轻易混入其中。
努尔哈赤得知那个一直被自己当作劲敌的“熊蛮子”被调走后，内心满是欢喜。此前，他一直把“熊蛮子”视作难以对付之人，如今这人被调走，无疑让他松了口气，喜形于色。
袁应泰上任刚过三四个月，辽沈之战就爆发了。那些奸细轻易地就把沈阳城门打开了。沈阳可是曾被熊廷弼称作“神京左臂”的重要之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落入敌手。
随后，努尔哈赤成功拿下了辽东地区的首府辽阳。在他的攻势下，这座重要的城市落入其手，辽东的局势也因此发生了新的变化。
明朝军队一路朝着西边败退，最后退到了辽河的西边。此时的袁应泰清楚局势已无法挽回，深知败局已定，便带着全家人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朝廷之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官员，都被悲观与恐怖的情绪所笼罩，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与不安。
他们的思绪再度飘到了熊廷弼身上。往昔种种似在脑海闪现，记忆的齿轮转动，熊廷弼的形象又清晰起来，仿若就在眼前，被他们重新忆起。
天启皇帝把他召进京城，还亲自与他会面。皇帝诚恳地对他讲，之前自己轻信了那些流言蜚语，错怪他了，如今十分懊悔，希望他能回来继续效力。
他还跟朝中大臣提及，熊廷弼在辽东镇守了一年，没出什么大差错。可后来换了袁应泰去，局势急转直下，一下子就败得不可收拾了。
为彰显对熊廷弼的信赖，皇帝采取行动，将此前那些专门对熊廷弼进行攻击、指责的言官全部予以罢免，以此展现其对熊廷弼的坚定支持。
熊廷弼上任之后，依旧秉持之前以时间换空间的防御战略。然而，这一战略并非一帆风顺，矛盾也在此时接踵而至。
他还在京城的时候，就向朝廷请求拨兵、发饷，可到了出发之际，啥都没落实。这直接让他执行计划时变得很被动，按他自己的说法，“赤手空拳和贼人搏斗”，他没这能耐，估计其他大臣也没这本事。
明朝这会儿财政难题尽显。与此同时，四川奢崇明叛乱爆发，朝廷忙得焦头烂额。首辅叶向高瞅准机会诉苦，称多年来为应对辽东战事不断增加赋税，百姓已不堪重负，若再这么下去，内部动乱比边境问题更难搞。
王化贞和熊廷弼搭伙，担任辽东巡抚一职。他可是主战派里的积极分子，还向朝廷放出话来：把这事儿交给我，就算不给钱，我照样能把胜仗给打下来。
人们常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袁应泰的前车之鉴近在眼前。然而朝中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只要一听说有经济实惠、成本低廉的方案，瞬间就来了兴致，全然不顾可能潜藏的风险。
此外，王化贞曾是首辅叶向高的门下弟子，关系颇深，同时还获得了兵部尚书张鹤鸣的支持助力，这为他在一些事务上增添了不少底气。
如此一来，熊廷弼虽身为辽东经略，实则处于无兵可用、有名无实的尴尬处境。而王化贞独自率领大军，驻扎在广宁，被朝廷视为扭转辽东局势的关键人物，寄予了深切厚望。
两人看法截然不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在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演变成了明朝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经抚矛盾事件。
1622年5月，兵部尚书张鹤鸣奏请罢免熊廷弼，王化贞还宣称秋天就能传来捷报。可就在此时，努尔哈赤亲率五万大军渡过辽河，向辽西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占了辽西重镇广宁。
王化贞慌里慌张地朝着山海关逃窜，路上恰好碰到了带领兵马前来救援的熊廷弼。一见到熊廷弼，王化贞顿时悲从中来，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熊廷弼带着嘲讽的意味对他说道，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称，能率领六万大军一下子就把辽阳给拿下吗？这话说得可还在耳边呢。
言毕，熊廷弼亲自率领士兵担当殿后重任，全力保护那些已然溃散的军民有序撤离，最终安全抵达山海关。
广宁之战一败涂地，战事的糟糕结局使得熊廷弼与王化贞双双身陷囹圄，沦为阶下囚。他们原本在战场有各自的职责，却因这场惨败失去自由，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尽管有个别刚正的官员替熊廷弼鸣不平，称他行事处处受限，才能无法施展，不该对战败担责。然而，之前力挺王化贞的东林党人，像叶向高、张鹤鸣等，为撇清自身罪责，持续往熊廷弼身上泼脏水。
令人叹息不已的是，曾叱咤风云的名将熊廷弼，本应在战场一展雄姿，却不幸沦为狱中之人，最终成了残酷政治斗争的无辜牺牲品。
熊廷弼入狱三年，原本有存活的可能。然而就在这时，却传出他向东林党人行贿的消息，这让他的命运再度陷入危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缘由？让人不禁心生疑惑，急切想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的运动。察觉到威胁的魏忠贤没有坐以待毙，他果断选择先发制人，迅速组织力量对东林党发起了凶狠的反扑。
阉党里有个姓冯的家伙，早年间和熊廷弼结下了梁子。为了报这私仇，他给魏忠贤出了个阴招，编造了熊廷弼给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行贿的罪名，妄图借此整治熊廷弼。
彼时党争激烈，但凡牵扯到辽东事务，基本难逃死罪。就像之前广宁之战，东林党人拼命把责任往熊廷弼身上推。而魏忠贤一心想除掉东林党人，便盘算着让东林党人与熊廷弼搭上关系。
最终，熊廷弼一生都和东林党人关系不佳，却成了魏忠贤用来对付东林党人的一颗“棋子”，沦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权力博弈中无奈成为了他人争斗的代价。
1625年8月，正值天启五年。熊廷弼蒙冤遭处决，落得个悲惨结局。他死后，头颅被传示于九边各处，警示众人。如此遭遇，令人感慨他命运的不公与残酷。
相较而言，在广宁溃败中担首要责任的王化贞，起初是东林党人，后来转投魏忠贤门下，得到了庇护。他逍遥法外许久，直至崇祯五年（1632）才被执行死刑。
个人性格往往左右着自身命运走向，而关键时刻的立场抉择更是关乎生死存亡。遥想明朝末年，那政治环境乌烟瘴气、腐朽不堪，这般情形下，它走向覆灭也算是咎由自取。
在明朝末年那个动荡的时代，诸多英雄人物的结局都十分悲惨，没有谁能有个好的归宿。（图源：摄图网）
熊廷弼临死之际，始终笃定自己清白无辜，打算上疏为自己辩白冤屈。然而命运弄人，直至明朝覆灭，他的冤屈依旧未能得到昭雪，平反之事终究化为泡影。
崇祯登基执政后，大宦官魏忠贤被依法惩处。此后，多位刚正不阿的官员陆续向朝廷呈上奏疏，为此前含冤的熊廷弼喊冤叫屈，希望能还其公道。
最终，崇祯开恩，准许熊廷弼之子为父收葬。但也仅此一项许可，既未对熊家眷属给予抚恤，熊廷弼生前的官爵名誉也未获恢复。
站在崇祯的立场看，彼时辽东局势让他极为头疼，袁崇焕曾承诺五年收复辽东，却引发己巳之变。即便杀了袁崇焕，崇祯心中恨意都难消。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哪会给原任辽东经略平反。
在他看来，为熊廷弼平反之事，等有人真能实现复辽愿望再做也不晚。可谁料，他在位的17年里，没等来复辽的曙光，只迎来了亡国的惨剧，给熊廷弼平反一事也就此没了下文。
熊廷弼迟迟未能平反，存在一个关键因素。崇祯年间东林党权势渐盛，而熊廷弼并非他们同道中人，东林党自然不会将他树立为榜样来尊崇，反而巴不得尽早把他从记忆里抹去。
我把熊廷弼这类英雄定义为“中国式悲情英雄”。他们有着独特的悲剧色彩，就像熊廷弼，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别样的悲壮，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悲情英雄代表。
他生前身后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中颇具典型性。在他之前，如不结党营私的岳飞、于谦，命运大抵如此；在他之后，像任职辽东经略的孙承宗、袁崇焕，同样陷入相似的命运轮回。
在那个党争不断、内斗成风且价值观念混乱的时期，是非功过全被混淆颠倒。哪怕国家已面临亡国之险，各派别依旧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也怪不得乾隆会指责明朝这是“自毁长城”之举。
在人群中，像熊廷弼这般光明磊落者寥寥无几。他们胆识过人、谋略出众且能力超群，为了是非对错，丝毫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然而，哪怕他们如此英勇无畏，也难敌众人的议论，最后孤胆英雄往往以悲剧谢幕。
毫无疑问，这的确存在可能性，但不得不说，这大概率仅仅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明朝末年那坏啊，简直坏到根子里去了。朝堂之上，各个派系之间乌烟瘴气；台下的那些势力，也没一个干净的。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的派系，全都腐败不堪，坏得透顶。
熊廷弼曾言，真正的大丈夫，在世时当为孝顺之子，离世后应成忠烈之臣。如此这般，面对古之圣贤不必羞惭，立于天地之间亦毫无愧色。
然而，明朝的政局着实令人汗颜，像这般行得正、坐得端，毫无愧色的英雄，那是何等难得，可明朝政局却根本无法与之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