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历史应该被还原成自身的面貌，不带有任何外延，也不掺杂私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事件，从中吸取教训。
对于《大明王朝1566》，网络上涌现了许多分析，然而，一些解读仅仅停留在表面。例如，很多人将其视为嘉靖、严派和清流之间的权力博弈，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第四方势力。
首先说嘉靖的态度。财政危机无疑是棘手的，必须着手解决。但是，改稻为桑的前提是海运畅通，这样才能顺利进行对外贸易。然而，当前情况并非如此，海上仍有倭寇肆虐。因此，首要任务是剿除倭寇，否则即便种植了桑树，又能卖给谁呢？没有及时变现，财政问题依然存在，又从何处筹措资金剿灭倭寇呢？因此，实现这一目标，先剿倭后种桑，才是唯一路径。
再说严派的立场也颇有玄机。在电视剧中，严嵩似乎很想完成这一计划，虽然严世蕃渴望捞钱，但前提是必须完成改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最大的问题出在这里：严派为何要推动改革？为了牟取私利？这看似有道理，实则毫无道理。权力不仅自上而下，更自下而上。严派之所以屹立不倒，不仅因为严嵩位高权重，更因其后人自成一体，尤其在东南一带，严嵩倾力支持胡宗宪。胡宗宪在东南表现出色，堪称“东南一柱”。这意味着朝廷对这位有能力的官员极为依赖，否则东南局势何时能稳定？
因此，严派的权势来源清晰明了：掌控中枢内阁，以及朝廷信赖的地方官员，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势不可挡。那么，最大的疑问是：“严派如何可能自毁前程？” 要实现“改稻为桑”解决财政问题，必须先解决东南倭患，保障海运通畅，不是吗？然而，一旦东南倭患得以解决，东南是否仍需要朝廷的支柱？
假设东南富庶之地今后不再需要什么柱子，轻松就能发展得很好，朝廷随便派个其他大员也能稳住局面，那他胡宗宪就不再是必须被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吏，而是飞鸟尽良弓藏的弃子。到时候，严派这条自下而上的权利来源就会被彻底抽空，他严嵩把控中枢的权力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轻轻一推就倒。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严派都不可能也没有动力去推动完善“改稻为桑”这件事，反而是清流恐怕更愿意促成此事。只要徐阶不是傻子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只要解决了东南倭患积弊，那么顺势推倒早已被嘉靖猜忌的严嵩父子简直是易如反掌。随便查一查，严家多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多了去了，根本经不起查，绝对一查就死，根本不需要再多一个推行“改稻为桑”不力的罪名。
所以在真实的博弈中，我们需要重新划分一下势力支脉。在平局看来，实际在“改稻为桑”这场大戏当中，一共有四方势力在推动，除嘉靖外还有三方。一方是把持内阁的严派，一方是以徐阶为代表的清流，还有一方是以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组成的，君子和而不同、君子群而不党的，真正有治理天下、匡扶社稷之心的柱石之臣。
嘉靖作为皇帝，当然是希望天下长治久安。可是皇帝也不是三头六臂，其想法必须依靠官僚体系去推动。严阁老代表的是传统官僚体系既得利益集团，徐阶代表的是清流。作为皇帝，嘉靖需要握住清流这支鞭子不断地去抽打严派，迫使其去执行自己的指令。我们可以把清流视为“党鞭”，当然，清流之所以可以作为鞭子，主要是因为其是“在野”，一旦让清流掌握中枢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那么他们转身会比任何人都快，一点也不清流。
可是，帝王除了采取利用清流来钳制严派这种权术之外，还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撑，否则整个天下就只有党争，根本没人办实事，空斗内耗的结果，只能是全盘皆输，船翻了谁也跑不了。所以，朝廷还是需要实干派的。
纵观整个事件的演变，真正想要东南稳定发展的只有三个重臣，那就是张居正、胡宗宪以及戚继光。戚继光是武将，胡宗宪是严嵩提拔，张居正在内阁，虽然三人交集甚多，但这三人怎么说都不是一派，但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了一起。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除了尔虞我诈的名利斗争，还有一种翻遍西方史书都找不到的特殊存在，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正传统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追求一旦树立就很难被打破，它可以让人超越世俗的利益暗夺明争、站队党争、派系之争，而是变成一种超越利益的现实理想主义。
它会使得人在看尽世间阴暗和残酷之后，依然不对人性失望，依然不对未来灰心，依然保持赤子之心，依然不黑化、不堕落也不逃避，而是化身为直面和抵御黑暗的一束光。
在《大明王朝1566》，还有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这样的人作为第四方势力存在，还有他们在认认真真地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件幸事。以他们几人的手腕、智商和地位，要真的玩起严阁老或徐阶那一套，恐怕只会玩得更狠更厉，但他们却真的想要把任期内的事做好。
在平局看来，张居正、胡宗宪和戚继光的友谊的确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世俗利益。比如戚继光一心想要真的灭掉倭寇，还东南一片安宁。但戚继光的想法，实际上是触动了胡宗宪的个人利益，为什么？因为你戚继光要是平定了倭寇，那我这个“东南一柱”的牌子还怎么立得稳？你这不是在剿倭，而是在刨我胡宗宪安身立命的根啊。而当时胡宗宪实际给出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实际态度是，胡宗宪大力支持戚继光。胡宗宪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只是他对天下人共同利益的得失关心程度，远远超越了他对自己个人的利益关注。
胡宗宪希望保住粮农的稳定生活，因为只有粮食稳定，把粮食安全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给东南剿倭的戚继光提供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至于胡宗宪自己的前程，就不在考虑清单当中了。而戚继光那么聪明的人，岂能不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典故？对戚家军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倭寇永远剿不灭，但也不至于真的翻了天，最好是长期保持对东南的威胁，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这样戚家军永远都有立足之地，朝廷各个派系的人，就永远不得不对戚继光有求必应，笑脸相迎。养寇自重，说的就是这种做法。
但戚继光从没想过这样做，不是做不到，是真不想或不屑。
张居正也可以和徐阶合流，用清流手法推倒严派，然后摇身一变成为新的阁老一派，继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直到被下一个清流头子掀翻为止。但张居正偏不，他表面乖顺实则洞悉，在几方权力利益斗争的倾轧当中独善其身，直至手握中枢内阁权柄。但即便张居正手握中枢内阁，但却没有选择严嵩或徐阶的玩法，而是将大量的资源向戚继光倾斜，使之可以继续顺利剿倭、然后北上御敌，给大明王朝换来了一段宝贵的平安岁月。
使部利利之天下，而非尽利其党羽，这是在当时很高尚的政治理想主义实践，但最终结局却也是不尽人意。胡宗宪自尽身亡、戚继光惨淡收场、张居正被挫骨扬灰，这就是黑暗力量的反噬和反扑。但幸而，历史最终给与了他们公正的评价。至今为止，各地都还有民众修建的戚继光庙、张居正和胡宗宪纪念祠。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总结起来，严派并没有真正推动“改稻为桑”的诚意，但他们对于借此事谋取私利的欲望却是毋庸置疑的。
清流并不会阻止“改稻为桑”的进程，也不会刻意促成这一举措，他们的重点在于利用各种机会打击严派。
幸好，还有另一派人，他们既心怀剿倭之志，又心系国家社稷，绝不愿意辜负朝廷的期望。
所以你才会看到，当某人任意踏踏实实的田地时，戚继光会亲自率兵阻止；而当某人毁坝引水灾时，胡宗宪则毫不犹豫地出手制止。这些行为都是真正的责任与担当。
如果1566年只有严阁老和清流斗争的话，以上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至于“改稻为桑”这一想法，实际上并非嘉靖一时起意，而是借鉴自古老的经验。在明朝历史上，早已经有过类似的改革，而且执行得相当成功。当时的政策十分细致，重点是照顾贫苦农民，同时激发有产阶级的生产力。
而洪武时期的干部更加淳朴务实，这也为政策的执行提供了保障。可见，政策的实施不仅仅取决于法律，更关键的是人心与人才的选择。
因此，在1566年的西苑，嘉靖到底在思考什么，或许永远成为了一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被后世认为醉心权谋的帝王，可能并不如人所料，因为真正擅长权谋的帝王，往往不会被后人称颂，而是被称为十全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