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1日中午时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沈阳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总统亲笔信”，这封信是南京派专机送来的，大意是要求卫总司令“务必设法援救郑洞国出险”，此时长春最新战况如何，南京沈阳完全不明所以，卫立煌见信更是哭笑不得，把参谋长赵家骧叫过来大发牢骚。

（郑洞国）

卫立煌大感愤愤不平：“大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要通过五六百里解放区，事先毫无妥善计划，仅用一纸命令，叫跑便跑，真是开玩笑”！赵参谋长同情地看着总司令，也是一脸无奈，反正也习惯了此类异想天开的命令，最多起草个敷衍的回电便是。

他们两个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前，“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中将，已经走出长春中央银行大楼，正式向解放军围城部队投诚，即便南京和沈阳再有什么“超能力”的高招，也是无济于事了。

战至10月20日凌晨，长春已经实际上获得解放：继滇系第60军起义后，中央军嫡系新7军也于10月19日接洽投诚，包括守军最高指挥机构第一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队，在10月20日凌晨也放下了武器，解放军围城部队全面接管城区，长春之战基本落下帷幕。

只有郑洞国率警卫团的部分人员，龟缩在原伪满中央银行的大楼内，继续跟解放军讨价还价，不肯立即缴枪，对于这点残存守敌，解放军几炮轰过去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围城的我萧劲光第一兵团，却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一、郑洞国是第一个投诚的兵团司令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身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及第一兵团司令官，尤其是该兵团骨干部队新编第7军，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且新7军的主力新编第38师，更是抗日远征军的王牌部队，原新编第1军的核心力量。

早在长春守敌山穷水尽的1948年10月初，远在西柏坡的军委便考虑到，作为黄埔系高级将领的郑洞国，又率中央军嫡系部队据守工事坚固的大城市，如果能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战场的敌军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

郑洞国果真能够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须知辽沈战役乃是大决战阶段的第一个战役，其结果必然会引发连锁反应。为此，周副主席以黄埔老师的身份，在西柏坡亲自写信给郑洞国。

这在解放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此信全文电发长春前线，誊写后于10月18日送交郑洞国手中，信中最后一段话是：“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泽生）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郑洞国犹犹豫豫，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愚忠思想，在接到周公的敦促信以后，仍然没有实质性的举动；次日，远在锦州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也以司令员以及黄埔同学的名义，给郑洞国发来劝其起义电，但还是没有下文。

到了10月19日的晚些时候，随着新7军宣布放下武器投诚，郑洞国战场“起义”的条件，其实已经不具备了，因为长春守敌绝大部分不再顽抗，此时就算郑洞国放下武器走出来，也顶多视为“投诚”了，关于起义、投诚和投降的区分，还是有明显界线的。

不过长春围城司令部（东野第一兵团）萧劲光司令员和萧华政委，根据军委和“东总”的指示，仍决定给郑洞国保留“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经反复谈判，完全同意了郑洞国提出来的条件：

即允许大楼内的残敌“抵抗一二日后再降”，甚至于郑洞国提出的，“东总”战后应发布其“负伤被俘”的新闻，以对南京方面有所交代，我军首长也含笑批准了。

（曾泽生将军）

期间郑洞国始终保持着跟南京方面的联络，这也是南京和沈阳出现误判的原因，如此折腾到10月21日凌晨4时，在左右不断的劝谏下，郑洞国终于命令电台给南京发出最后一封电报：“曾叛索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云云。

郑洞国随后再令警卫团朝天胡乱放了一阵枪，这才率残部走出据守的大楼，戏份十足。东野战士们静静地看着对方表演，及至郑洞国这批人出来后，立即下了他们的枪，随后将郑洞国本人解送城外的兵团司令部。

“二萧”首长忙完军事接收工作后，于10月22日会见并宴请了郑洞国，郑副总司令虽然表情颓丧，但是吃得很饱，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当然，郑洞国非常清楚解放军的想法，在会见中特别宣称：

一不广播，二不参加公开宴会，从此将“解甲归田做老百姓”，意即不想成为解放军的宣传工具，我军首长们也没有为难他，不久以后由萧劲光亲自陪同，将郑洞国送至东野大后方、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

事实上，西柏坡的贺电10月20日就到了：“锦州解放，歼敌十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欢声雷动。。。特电祝贺”！

这等于将兵团司令郑洞国的“投诚”行为，提前定性并公布于众，此举震动了整个黄埔系阵营，本来准备给郑洞国开追悼会的那位校长，得知真相后气得捶胸顿足。

（到达哈尔滨）

二、郑洞国的抗日履历极为特殊

周公的谋虑无疑是非常英明的，迫使黄埔一期的高级将领战场投诚，远比击毙或者俘虏更有意义，在战略决战阶段，可以有效瓦解敌人的士气，此后在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更多的黄埔将领步郑洞国的后尘，选择了起义或者投诚，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具体就郑洞国而言，他还是一员职务履历比较特殊的抗日名将，而对于抗日功绩较大的旧军队将领，我方还是另眼相待的，比如战场被俘的杜聿明和王耀武，进了功德林以后能够被第一批特赦，与此大有关系。

毛主席还特意托人代话给王耀武，肯定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特赦1959》剧中专门有交代。而郑洞国在抗战期间，先在关麟征麾下，后又转投杜聿明，是故抗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他率部参与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和“昆仑关大捷”，在正面抗日战场的三次大捷中（还一个是万家岭），一人独占其二，在整个黄埔系将领群体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不妨看下郑洞国的抗日轨迹：

（跟盟军将领）

1933年，任第17军第2师第4旅旅长，率部参加长城抗战，血战南天门；

1937年，任第52军第2师师长，率部参加保卫华北的平汉路战役，血战保定；

1938年，任第20军团第52军第2师师长，率部参加徐州会战，亲历台儿庄大捷；

1939年，任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亲历昆仑关大捷；

1940年，任新编第11军军长，率部坚守长江上游防线，参加枣宜会战；

1941年，任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宜昌反攻作战，有力策应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X部队（驻印军）副总指挥兼新编第1军军长，率部实施缅北反攻作战。

（跟廖耀湘和史迪威）

尤其是驻印军副总指挥这个职务，是郑洞国抗战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网络上被大肆吹捧的孙立人和廖耀湘，当时不过是郑洞国手下的两名师长而已。而郑洞国对于协调中美英各方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缅北反攻势如破竹，军属新22师和新38师更是歼寇如麻。

某种意义上，驻印军在异国他乡的对日作战，以及与盟国的联合作战，已经使郑洞国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对我方今后的统战工作，还是很有些作用的，这也是周公坚持让东北野战军促其“投诚”的重要因素。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已经调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原本是随汤司令负责接收上海悠哉悠哉，结果被老长官杜聿明召至东北，深一脚浅一脚踏进内战的旋涡。而最后困守长春的几个月里，郑洞国可谓是心力交瘁，身体情况也不容乐观。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春，组织上安排郑洞国从东北前往上海治病。途经北京时，周公亲切接见了郑洞国并与之恳谈，在解放军总部工作的“二萧“首长，稍后也共同宴请了老相识。

席间萧劲光和萧华将军秉承周公的意思，正式邀请郑洞国出来工作，甚至可以安排相应军职，不难看出，这完全是按“起义将领”的身份来对待的，出人意料的是，郑洞国再次婉拒。

（在昆明）

三、郑洞国的堂妹夫是王尔啄

郑洞国给出的理由是“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对这样的态度，周公和二萧首长也不好勉强，因此郑洞国治疗完毕回京定居后，只接受了“水利部参事”的闲职，当时的水利部长正是傅作义将军，如此安排倒也有点意思，岂料到了1954年9月，事情有了新的变化。

在当时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提名郑洞国，出任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与老资格的起义将领程潜、傅作义以及黄埔同学陈明仁等，共同担任了政府军事机构的职务，而且毛主席还设家宴款待郑洞国。

这份殊荣实在难得，郑洞国不胜感动之余，欣然赴任，思想上终于有了很大进步。毛主席为何也非常重视郑洞国呢？因为郑洞国有个赫赫有名的堂妹夫，正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名将王尔琢。

王尔啄也是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三河坝战役，是“朱毛会师”时南昌起义余部的三号首长，排名仅在朱老总和陈老总之后，红4军初创时则担任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南昌起义余部，四野司令员时任连长）。

（郑洞国夫妇）

王尔琢是郑洞国的同乡和儿时同学，两个人私交甚好，按今天说那就是“发小”，而且还是亲上加亲：王尔琢很小的时候，便跟郑洞国的堂妹郑凤翠定下了娃娃亲，此后两个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这份亲情是割舍不断的。

王尔琢是1928年5月间，在追击叛徒时意外牺牲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闻讯至为悲痛，朱老总挥泪长叹：“我军失去一位能将啊”！毛主席亲自撰写挽联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王尔啄牺牲后，郑凤翠的生活非常艰难悲苦，她独自承担了照顾公婆和抚养女儿的重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女儿王桂芳年仅20岁时，便于1945年因病离世，后郑凤翠过继了族侄王葵祚为养子，结果王葵祚又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老一辈革命家们，对王尔琢的过早牺牲，充满着遗憾和怀念，也对王尔啄遗孀郑凤翠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是故对郑洞国很有些“爱屋及乌”了。要知道，作为毛主席和朱老总的爱将，以王尔啄的资历和战功，若非过早牺牲，已然达到了封帅的标准。

在毛主席的关心下，郑洞国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和祖国统一大计，1991年以88岁高龄离世，并成为黄埔将领去世后，海峡两岸同时召开追悼会的唯二人物。

另外一位，是郑洞国的老同学和老长官，战场被俘的“徐州剿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和周公、陈大将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