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一号站台，几辆中办派来的汽车早已经等候在站台上。当火车在站台边停稳，邓小平首先走下车来，微笑着和每一位来接他的人一一握手。

时隔四年，邓小平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汽车载着邓小平一家人驶入北京西郊花园村，被安排在东边最后一栋楼里。比起江西的小楼，这个房子显得高级、洋气的多。当天晚上，中办主任汪东兴到访，邓小平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来对自己一家人的照顾。

“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汪东兴回答道。

邓小平回北京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不少老同志纷纷登门看望。大家相见除了叙旧、问好，更多的就是讲述各自的遭遇。从政治风暴开始至今，短短六年的时间，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有太多的不堪回首。

就在邓小平一家人正在适应新的生活时，周总理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总理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结果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但这一次邓小平复出，是毛主席的决定，已经没有人能够从中阻挠。

在周总理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很快批复同意。就在毛主席批示的当天，周总理正式向中央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主持。

邓小平的顺利复出，让重病的周总理终于能松一口气。

中央正式下发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文件不久，毛主席在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总理约邓小平先见了毛主席，距离上一次邓小平和毛主席见面，已经过去了七年多的时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见到邓小平的身体和精神都尚佳，毛主席高兴地说道。随后毛主席问了邓小平一个问题：“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等待。”邓小平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表露了自己应对逆境的心境。

1965年末，一篇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文章在上海发表。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对于这种批判很不赞成，曾当面开导吴晗凡事要乐观：“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这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

然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不久，杨尚昆被免职、罗瑞卿遭批判，彭真也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对于这些老战友的遭遇，邓小平同样不能接受，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也不好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

十年政治风暴正式拉开帷幕后，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毫无思想准备的邓小平只能作出正常的，也是正确的决定，但邓小平万万没想到，他的做法和当时的政治风向完全背道而驰，自然而然地“犯了错误”。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虽然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从第七位变到了第六位，但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在经受了一系列不公正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邓小平最终被迫停止了工作。

那一段时间，本就沉默少言的邓小平话更少了，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这种镇定的情绪间接影响到了家人，邓小平全家人的心情也并没有因邓小平受冲击而低落不堪。

1969年，邓小平被“紧急疏散”到了江西，周总理亲自布置了有关邓小平的安排。听说邓小平夫妇要被安排到赣州，周总理立即指示江西省委，还是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为宜，而且要保证邓小平的安全，最好是独房独院。

江西省委就周总理如此详细的指示讨论了半天，都没找到适合邓小平夫妇居住和劳动的地方。邓小平夫妇到了南昌后，江西省委派人陪着他们在南昌转了两天，最终选定了市郊一处有二层小楼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的地方，不远处还有一个拖拉机修配厂，既满足了周总理的指示，又能让邓小平夫妇在当地劳动。

一家人安顿好之后，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邓小平夫妇就被要求去拖拉机装配厂劳动。车间主任考虑到邓小平已经60多岁，便给他分配了一点轻活，而且对工作量不做要求，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最开始，邓小平被安排清洗零件，没过多久车间主任就发现，这个工作虽然轻松，但需要长时间蹲在地上，时间一长，邓小平站起来就很困难。在得知邓小平年轻时候干过钳工，车间主任就安排邓小平去锉零件，安排卓琳干些拆点线头的轻活。

邓小平对于工人们很尊重，每天到车间以后，总会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离开前也会和大家告别。工厂的干部职工门对于邓小平夫妇也真诚爱护，不但对劳动生活作出精心安排，平时也处处留心关照。

为了方便邓小平夫妇工作之余休息，工厂专门腾出了一间办公室；为了不让邓小平上厕所走太远的路，车间主任特地在车间边上修了一个小便池，还经常亲自去打扫；为了保证邓小平劳动安全，车间主任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都要将邓小平的工作台仔仔细细检查一遍。

当时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工厂之间隔着一片田垄，邓小平夫妇每天都要绕道走40多分钟才能到厂里。为了保证邓小平夫妇的安全，同时让他们少走弯路，厂领导在邓小平夫妇住处的围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出来沿着山坡走田间小道就能到工厂。

这条路虽然难走，但距离却缩短了不少，而且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有利于邓小平的安全。

有一次下雨天，邓小平在小道上不慎被绊倒。工人师傅们听说之后，商量决定将这条小道整修一下，用煤炉渣将路面铺平。于是，工人们用各种方式将家中的煤炉渣收集起来，送到小道上，很快就让小道变得平整、结实。

在工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管理秘书问邓小平，身体能不能坚持得住。邓小平笑着说自己要先做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再加五年，自己这个身体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

抱着苦难总会过去的信念，邓小平坚持锻炼身体。无论在工厂劳动，还是在家中干体力活，都被邓小平当作锻炼身体的手段。除此以外，邓小平坚持每天步行一万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住处杂草丛生围墙边上，硬生生被他走出了一条小道。

当时邓小平的生活费要承担一家大小九口人的生活，为了节约开销，邓小平夫妇只有在儿女在的时候才吃肉，如果有剩菜剩饭，就留到下一顿再吃。茶叶太贵，邓小平就不喝了；酒也只喝当地产的最便宜的酒，而且每天只喝一小杯；烟控制在三四天抽一包，每天按时按量，绝不多抽。

除了节约开销外，邓小平夫妇还在院子里开荒种菜，养了几只小鸡，这样既能够吃鸡蛋，又可以吃鸡肉。

为了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在劳动之余，经常给汪东兴写信汇报情况，然后提出一些需要组织帮助解决的合理要求。在当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小平没有意气用事，也没有就此消沉，他向毛主席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只为保存政治上的最后防线。

身处逆境之中，邓小平不做任何无畏的幻想，但也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

1971年，随着蒙古大漠上的一声巨响，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邓小平在听完中央传达的文件后，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并再次提出继续为党做点工作。

信寄出之后，邓小平满怀希望等待着北京的消息。此时的毛主席通过反思，也开始释放有意让邓小平复出的信号。

1972年陈毅追悼会，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会场，对陈毅的一生寄予了充分肯定，并有意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总理敏锐地捕捉到毛主席释放的信号，建议陈毅的亲属将这一重要信号传播出去。

很快，邓小平及其家人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开始发生改变。先是可以参加党组织生活，然后中央决定按照原标准给邓小平夫妇恢复发放工资。经过请示中央，邓小平得以在江西省内走一走，江西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将邓小平按照省级干部对待。

在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邓小平三次外出参观视察，走过了江西革命老区不少地方，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但回到南昌的那个小院子里，邓小平仍旧沿着围墙，继续一圈一圈地散步。

六年的政治磨难，三年的劳动锻炼，让邓小平积蓄了充足的精神和体力，也让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过程中，再次谈到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并称之为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即使在那个处境，我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