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的战国时代是以“下克上”而闻名遐迩，那么中国历史上从“安史之乱”到赵匡胤建立北宋为止，这段历史时期叛乱频率之高，下克上次数之频繁，可以说毫不逊色于日本战国时代。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各地方的政权实际就是由各个藩镇组成，而各个藩镇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各种名号的节度使和观察使，这些藩镇一般不同于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单位，而是军、政、财高度集中，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轻者截留赋税、拥兵自重、称霸一方（例如河北三镇），重者胁迫皇帝、问鼎中原（例如吴元济、李希烈，后期的凤翔李茂贞），实际上分裂了唐朝，形成了地方割据政权。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么作为藩镇最高领导人的节度使们岂不就是各地的“土皇帝”，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了吗？但回到最初的话题，在那样一个“下克上”的时代，节度使们的生活、或者说结局可能还不如一般的小官吏。
根据有关研究统计，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的150年时间内，唐朝光是见于史册的兵变就有一百多次，平均一年多就有一次军人哗变。而在比晚唐更为混乱的五代时期，短短的54年中，竟然发生过85次兵变。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评论这一时期的藩镇兵变说过，“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旌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藩镇的骄兵悍将废立节度使，甚至杀害节度使如同儿戏一般，几乎成了“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的状况，就这朝命除拜者的十之五六里面还有不少是朝廷和藩镇骄兵悍将们妥协的结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大家认为藩镇的骄兵悍将作乱可能是因为晚唐政治黑暗、官员腐败导致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敕交兵于光弼，众见光弼，不为礼，又不时交兵，光弼怒，收斩之，军中股栗”
——《资治通鉴》
这段记载讲的是唐朝至德元载，朝廷改任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时，李光弼自带景城、河间兵五千人赶赴太原任职，结果遭到当地藩镇驻军蓄意刁难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是在军中有口皆碑，名满天下的李光弼都会遭到藩镇士兵的下马威伺候，更何况是一般的将帅呢？如果李光弼没有带五千士兵，那么又会是鹿死谁手呢？说到这，各位看官你可别以为藩镇只是和“空降”来的领导不对付，他们对自己土生土长的领导也毫不客气。魏博天雄军，自建立到覆灭共历经了16任节度使，其中直接或间接由于士兵叛变导致下台的就有7个之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晚唐士兵如此热衷于下克上呢？
主要原因是上下利益的严重对立。诚然，骄兵悍将们的叛变少不了各路野心家的煽动、利用，但如果不是朝廷、节度使们已经完全无法照顾士兵们的利益又何以导致野心家们轻易地、频繁的就能煽动士兵作乱呢？
后梁朱温治军之法无比严酷，号曰“拔队斩”，许多士兵选择逃跑，但也没有直接反叛的。相反，唐德宗时的士兵仅仅因为赏赐太少就杀进长安城，发动了“泾原兵变”，而发动兵变的泾原镇士兵其来源竟然还是安史之乱时千里勤王、赫赫有名的安西铁军余部。当时，唐德宗面对即将走上战场的士兵吝啬的连一顿饱饭都不愿意提供，连长安城门都不让进，但同一时期他给他女儿的嫁妆倒是准备了几大车的金银珠宝，如此做法士兵焉能不反。至于地方上，唐朝为了控制地方，经常强行削藩，一旦侥幸打败藩镇，就任命亲朝廷的人做节度使，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派去的节度使往往贪污腐败，毫无大局观、全然不顾及当地人利益，甚至肆意侮辱藩镇驻军，这又焉能站得住脚？元和十四年，朝廷任命的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就认为安史之乱，出自幽州，因此十分看不上当地人。经常侮辱、责骂士卒，直接以反虏称呼他们。还对军士说："当下天下无事，你们就算能挽两石弓，还不如识一个字的。"
晚唐五代，各路枭雄利用军队逐鹿中原，但又谁都不把士兵真正放在眼里。要利用时就百般哄骗，一旦过河就立刻拆桥，导致军中上下级关系对立严重，叛变、背叛层出不穷。那么，除了上下关系严重对立导致晚唐五代下克上事件频发以外，你还认为有哪些原因呢？可以关注本号，我们一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