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1949年，就发布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和《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明确使用了“国民党内战战犯”和“国民党战犯”说法。1947年7月7日，我党发布的“七七”纪念日对时局口号时，使用的措辞是“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而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双十节宣言时，称他们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内战罪犯”，其中首要者即“蒋中正、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新华社陕北1948年12月25日电称之为“战争罪犯”，首要者为“头等战争罪犯”；新华社陕北1949年1月26日电又补充了一批“重要战犯”。在提到战争罪犯等词时，从不联系中国国民党，这在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及其后历次对这些“战犯”的特赦中体现得也至为明显，被特赦的国共内战中的“战争罪犯”的正式名称皆作“原属于蒋中正集团的战争罪犯”，从1959年至1970年代的历次特赦的用词看，这是我党自第二次国共内战起长期坚持的立场。
四十三名战犯名单：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 、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43人中，真正有军界背景、执掌军权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熊式辉、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
43人中，第一个逝世的是戴季陶（1949年2月11日），最后一个逝世的是宋美龄（2003年1月23日）。
43人中， 解放前夕已逝世于大陆的有戴季陶；解放战争中被俘、后留居大陆并逝世于大陆的有杜聿明；解放前夕参加起义留居大陆并逝世于大陆的有程潜、傅作义；解放后回归大陆的有翁文灏、卫立煌、李宗仁；客死于海外香港的有：孔祥熙、宋子文、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马鸿逵、张君劢（以上7人客死于美国）、马步芳（客死沙特阿拉伯）、汤恩伯（客死日本）、吴鼎昌、熊式辉（以上2人客死于香港）；其余蒋介石等25人皆老死于台湾。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中央在公布这些人的名单时，曾谈到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可这些人后来的结局虽不尽相同，但也无一人被杀。
包括名列战犯名单的第36位的杜聿明，他是在战场上被俘，却于1959年获得特赦，晚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并于1981年5月7日病故。
当时的全国解放形势已经一片大好，东北已经完全获得了解放，华东战场上，杜聿明也被困在陈官庄插翅难逃，平津战场上，北平、天津、蚌埠等已成为相对孤立的据点。
如此时机下，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份43名战犯名单，可以说是别有深意。
各方的态度，均有不同的反应。
卫立煌心怀感激：共产党没有忘记我
在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卫立煌是特殊的一位。
卫立煌早年发迹，是国民党军中五虎上将之一。说起来，在这五虎中，也唯独只有卫立煌还算是名将。
诸如刘峙、蒋鼎文之流，无论是在抗战，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难算得上有绝佳表现。
卫立煌名列战犯名单，高居第28位。
主要因为他早年参加过对红军的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
可出奇的是，卫立煌早年与我党关系不错。
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卫立煌所率领的中央军与八路军同属于第二战区，当时卫立煌、朱德作为两个方面的代表，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同年10月，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命令卫立煌到忻口指挥作战。临行前偶然听说，中共方面将派代表来太原。
卫立煌随口问了一句：是谁？
阎锡山答：周恩来。
一听这个名字，卫立煌当即不走了，表示一定要见到这个人再走。
阎锡山点头答应后，当天下午，卫立煌在阎锡山官邸见到了周恩来。
一见面，卫立煌就给周恩来敬了个礼，两人热情的握手，卫立煌感慨：
“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如今又能回到同一条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曾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当时卫立煌还只是第一军下辖的一个团长。
当年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就令卫立煌十分钦佩，尽管时光荏苒，卫立煌始终记得这份情谊。
总而言之，卫立煌当年在第二战区时，曾开创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合作的典范。
1938年春，卫立煌一次性就给了八路军一百万发子弹，手榴弹25万颗，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亲自出面做工作，并监督这批物资送往延安。
也因卫立煌的举动，惹来了蒋介石的猜疑，蒋介石亲自下令，取消卫立煌各项兼职，调离一线，改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被剥夺了兵权。
对卫立煌，蒋介石既想用，又不得不猜疑。
卫立煌也深知自己为蒋猜疑，于是在1946年11月，卫立煌携夫人赴美考察，避开内战的烟云。一直到1947年秋，才在蒋介石一脸贺电下归国。并就任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
尽管总览东北军政大事，然而卫立煌几乎指挥不动东北的嫡系部队。况且卫立煌赴任东北时，东北的战局已然糜烂不堪。
辽沈战役一败，蒋介石就下令将卫立煌幽禁起来。
对蒋介石而言，他对卫立煌自然是十分不满，甚至几次想要下手，但顾虑到卫立煌在军中的威望，没敢下手。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犯，卫立煌高居第28位。
原本一开始卫立煌是不在战犯名单考虑之内的，但为了保护这位爱国将领，防止蒋介石下死手，才刻意将卫立煌名列其中。
卫立煌也十分感慨：
“共产党没有忘记我。”
1949年1月初，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任代总统，提出释放政治犯，并解除了看管卫立煌的宪兵和特务。
卫立煌紧急联系的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得到了批条后连夜前往上海，后来又避居香港，为防止国民党方面暗中派特务下手，卫立煌与夫人韩权华过了一段深居简出的日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后，卫立煌还专门发去一封贺电：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之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煌十月江电
尽管卫立煌始终坚称：
“我是一个中国人，将来一定要回到新中国的。”
可对名列战犯名单依然心存顾虑，夫人韩权华也对前来洽谈的代表谈：
“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对于台湾来说，我们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
还是1954年周总理亲自去信一封表明态度，这才打消了卫立煌的顾虑。
1955年3月，卫立煌经澳门回到祖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抗侵略日军，更是要防着被自己的同胞国民党捅刀子。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四十三名国民党的战犯，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结局。
国民党的四十三名战犯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我们的人民军队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地歼灭了国民党一线部队的大部分，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遭到了重创，政权也变得岌岌可危。
为了进一步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为新中国的成立扫清楚最后的障碍，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发布“七七”纪念日对时局的口号中提出了这样一条明确的原则。
1948年12月15日，新华社正式发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其中也有无党派或其他党派的人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长期追随蒋介石。
在这43名战犯中，第一个去世的是戴季陶，而最后一个离世的则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蒋介石是1号战犯。
1949年，在发动内战失败之后，蒋介石带着国民党残部败走台湾。
在台湾，蒋介石还一直抱有反攻大陆的痴心妄想，然而一直都没有成功。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蒋介石疾病缠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1972年3月，蒋介石因为前列腺肥大动了手术，但是却没有明显好转，反而变成了慢性前列腺炎。
四个月之后，蒋介石又因重感冒住院，还演化成了肺炎，一个月后转入台北荣民医院疗养。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蒋介石又在这段时间内遭遇了车祸，至此蒋介石气数彻底转衰，已经进入了苟延残喘的最后时期。
1974年12月，蒋介石又感染了流感，再次转变成了肺炎，情况不容乐观，因为长期使用抗生素，耐药性增加。
1975年元月九日突发心肌缺氧症，虽然经过救治转危为安，但是肺炎依然得不到根治。
这段时间的蒋介石已经明白自己弥补就医，开始口授遗嘱，安排自己的身后之事。
1975年4月5日，台北夏令时节的上午11时50分，蒋介石终于撒手归天。
而蒋介石死后，台湾当局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开展神化蒋介石的活动。
到4月9日，举行了入殓仪式，后来蒋介石的灵柩便由荣民总医院移交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
4月16日，蒋介石本应该入土安息，但是宋美龄和蒋经国却决定暂时将蒋介石灵柩安于慈湖。
除了1号战犯蒋介石和宋美龄这样冥顽不灵的依然对窃取祖国政权有着妄想的人之外，在这43名战犯之中，不乏弃暗投明，回归我党怀抱的清醒之人。
第二十六号战犯程潜和第三十一号战犯傅作义便是两个弃暗投明之人。
程潜生于1882年，在20岁时便跟着孙中山从事革命斗争。
1948年，程潜逐渐意识到了国民党必将走向无可挽回的失败。
1949年8月，程潜便在长沙宣布起义，揭露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朽行径，和平解放了湖南省。
1949年9月，程潜还应我党的邀请出席了新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9日的上午，毛主席到程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程潜，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个上午，吃完午餐之后，毛主席还邀请程潜同游天坛。
10月1日，程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中共中央的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庆开国大典。
随后的十几年里，程潜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曾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
毛主席特地为程潜在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
直到1968年4月去世之前，程潜每月都领着国家发放给他的特别工资五千元。
毛主席对程潜承诺的礼遇说到做到，五十年代，毛主席曾经与程潜一起在中南海划船，毛主席70寿辰的那天，在中南海举行家宴，程潜也受邀参加。
晚年的程潜律己清廉，还常常挥笔写诗。
1968年，已经86岁高龄的程潜在家中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骨折，4月又因为肺炎引起了大出血，溘然长逝。
傅作义生于1895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
傅作义实则是一个爱国将领，早在
九一八事变
之后，他就砥砺军民，共赴国难。
随着内战的愈演愈烈，国民党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傅作义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他审时度势，开始在他的亲信中做酝酿求和的思想工作和摸清部属对战、和的思想看法。
傅作义曾说，共产党也可以按照战犯处死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统一，他怎么样都可以。
1949年1月31日，在傅作义的帮助之下，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从此之后，傅作义也追随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1949年3月，毛主席在双清别墅亲切地接见了傅作义，问他开国后打算做什么工作。
傅作义说想要搞水利，搞水利能够直接为人民办事。
于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便当上了水利部的部长，直到1972年因病辞职，一直当了23年。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为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终年79岁。
傅作义去世之后，中央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亲自送来了花圈，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除了程潜和傅作义这样后来直接弃暗投明的，在这43名战犯中也有对蒋介石政权失望之后流落海外，最后辗转回到祖国大陆的，他们就是二号战犯李宗仁、二十八号战犯卫立煌和十二号战犯翁文灏。
李宗仁1891年生于广西桂林曾经参加过同盟会，抗战期间曾经参加台儿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49年1月24日，国民党彻底被击溃，败走台湾，李宗仁没有跟着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称病选择赴美。
当时白崇禧曾经劝他去台湾，但李宗仁勃然大怒说：王八蛋才去台湾。
赴美之后，李宗仁被国民党当局罢免了职务。
到了美国之后，李宗仁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进行十二指肠炎的手术。
台湾方面，李宗仁不想放弃任何职责，但是蒋介石对他步步紧逼，白崇禧也在推波助澜，于是他决心和蒋介石斗争到底。
1950年，台湾方面曾经致电李宗仁希望他返台，但是李宗仁拒绝了。
几年之间，李宗仁和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几番较量最终败下阵来，李宗仁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在美国一待就是十几年。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之下，李宗仁毅然决定回归祖国大陆。
1965年7月，几经周折，冲破了重重阻挠，李宗仁一家乘坐的客机终于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7月20日，李宗仁乘专机来到北京，周总理率一大批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前来表示欢迎。
李宗仁回国之后，享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觉得自己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建设祖国事业。
然而回国没两年，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1969年1月30日与世长辞。
卫立煌因为东北战局失利，被蒋介石革职查办并且软禁在南京。
卫立煌当时已经感到国民党已经是日薄西山，于是乔装打扮后逃往了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卫立煌还起草了电报发往北京向毛主席致贺。
在香港时期，蒋介石曾经多次联系卫立煌让他前往台湾，但是卫立煌全部都严词拒绝了。
1955年3月卫立煌秘密回到了祖国大陆，还发布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表示与蒋介石决裂，与中共站在了统一战线。
回国后，卫立煌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还在台湾或者海外的国民党人士早日归国，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4岁。
翁文灏和卫立煌一样，也是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前往台湾的请求。
早在1949年5月，翁文灏就辞去了职务，前往香港定居。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共十分欢迎。
辗转了一年多，1951年1月，翁文灏回到了祖国，为祖国统一工作鞠躬尽瘁。1971年1月翁文灏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这43名战犯里，有坚决不去台湾的，也有野心勃勃跟着蒋介石远赴台湾的，但他们都晚景凄凉。
这些人是二十三号战犯阎锡山、四号战犯白崇禧、五号战犯何应钦、三十号战犯胡宗南、三十八号战犯孙立人、十三号战犯孙科、十八号战犯熊式辉、二十一号王世杰、二十五号战犯刘峙、二十七号战犯薛岳、十四号战犯吴铁城、二十九号战犯余汉谋。
阎锡山属于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但是他与蒋介石的相处却不算融洽，既斗争又合作。
阎锡山1949年12月逃往台湾，本以为可以安享荣华，谁知道三个月后蒋介石就把他的职务撤掉了，给了一个闲差。
没了高官，阎锡山生活每况愈下，先是搬到偏僻的丽水街，后又被迫进山自己建房子住。
为了维持生活，阎锡山带着下属建农场养鸡、开梯田种橘子，完全无法想象他从前是国民党的高官。
1960年5月21日，晚景凄凉的阎锡山在家中病逝，享年78岁。
白崇禧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
北伐之后白崇禧和蒋介石开始打交道，与其明争暗斗多年。
虽然多次参与反蒋、倒蒋，但是在国民党几近灭亡之际，白崇禧还是和蒋介石上了台湾这条贼船。
1950年起，白崇禧就只挂着虚衔，1952年白崇禧家甚至遭到了而且蒋介石一直在对白崇禧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在白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专门盯着白崇禧。
没有权利，又被限制人身自由，白崇禧只能纵情声色打发时光。
1966年12月1日，白崇禧俯卧在床上气绝身亡，享年73岁。
何应钦曾经是蒋介石的心腹，然而却因为西安事变他力主讨伐，得罪了蒋介石。到台湾后他一直小心翼翼行事，尽管他在1952年2月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但还是被蒋介石一脚踢开。1987年10月21日，何应钦在台北病逝，终年99岁。
1950年3月，曾经是蒋介石得意门生的胡宗南败逃台湾，也因为战事的失利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1953年，胡宗南奉命进入大学进修，毕业后在台北家中研究军政。
名为研究军政，实则是长期赋闲在家，得不到重用。
后来在胡宗南的再三恳求之下，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职位。
1960年，已经六十多岁的胡宗南身体越来越差，一直吃药治疗，但是生活过得十分窘迫。
1962年，胡宗南因病在台北逝世。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孙科经常是各派人争夺的政治势力。
后来，孙科受到蒋介石的提携和利用，成为了蒋介石的一块政治招牌。
孙科在大陆败退之初没有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后去了美国，流落海外十多年，后来甚至落魄到以种菜为生。
1965年9月，经过多方的努力，孙科终于来到了台湾。
回到台湾之后，孙科一度享受到了众人的簇拥，但一年后，蒋介石不过是给他当了一个闲职。
实际上仍然只是作为傀儡受到蒋介石的控制。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孙科感到疼痛难忍，后送医治疗，到9月20日下午心室性颤动复发，急救无效后去世。
1900年孙立人出生在安徽，后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受到宋子文的提拔而发迹。1955年，因为涉及“郭廷亮案”，孙立人下半生被囚禁。
1988年，孙立人被解除监禁，两年后被囚禁了三十多年的孙立人去世，至死也没有盼来对自己多年牢狱生活的公道说法。
1954年，熊式辉携家人前往台湾。他本是蒋介石的干将，在抗日战争之后，蒋介石对他已经不再重用。
国民党败退之后，熊式辉先是去了香港，多年后才带着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去往台湾。
熊式辉到台湾之后，为陈诚所不容，多次遭受到陈诚的刁难，更别说得到重用，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蒋介石。
后来成为了一个普通百姓，辗转澳门等地最后定居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
王世杰早年在欧洲留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法学教授。
1953年，王世杰却因为“蒙混舞弊，不尽职守”被究职查办。
下台六年后，王世杰再复出时则是出任一个虚衔。
晚年的王世杰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在政治上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于1981年在台北病逝。
1914年刘峙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二期，后跟随孙中山北伐。
解放战争打响，在黄百韬兵团被歼灭之后，刘峙坐立难安，想要避居蚌埠。是时蒋介石决定调杜回徐州，刘峙当即带着几大车的金银细软逃到了吉安。1953年11月刘峙回到台湾。后来的刘峙寓居在台中，远离权利中心，深居简出，对政事不再过问。1971年在台中荣明总医院病逝。
1896年薛岳出生在广东省，后来曾经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台后，薛岳作为败军之将，没有受到重用，长期赋闲在家。1966年出任一个闲职，往后几十年，薛岳始终郁郁不得志，一直到1998年5月病逝。
余汉谋1896年生于广东，早年曾经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
后来在关键时期叛变陈济棠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得到了他的信任。
1950年，在海南的余汉谋等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击退，他只得败走台湾。
余汉谋到了台湾之后，只是出任顾问等职务，都是一些徒有其名而没有实权的职位，所以余汉谋实际上是被排除在了权力中心之外。
1981年12月17日因病在台湾去世。
1949年底，吴铁城逃到香港，后又到了台湾，蒋介石只赏了个虚衔，吴铁城便整天无所事事。
1953年，吴铁城因好友王世杰被撤职查办之事，与蒋当面顶撞，被责骂后赶了出去。
吴铁城觉得蒋介石这样的侮辱让他难以接受，后来回家便吃了安眠药，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去世，享年65岁。
这43名战犯中，有前往台湾后来再没有掌握过实权的，也有到台湾之后逐渐淡出政坛，潜心学术的，那就是八号战犯陈立夫、二十号战犯朱家骅、四十一号陶希圣、十五号战犯王云五。
陈立夫生于1900年，原名陈祖燕。
陈立夫早年在匹兹堡大学求学，后来获得了硕士学位。
蒋介石资助他读书，他也因为蒋介石放弃实业救国开始了官宦生涯。
1949年，陈立夫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随着蒋经国的当权，CC系解体，陈立夫无奈离开台湾前往美国。
后来陈立夫一家人在新泽西州定居，开了一个小型的养鸡场，过起了非常清苦的生活。
直到1967年，陈立夫才回到台湾，不过也不再过问政治，而是推动中医之学，
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
2001年2月8日，陈立夫在台中病逝。
朱家骅年轻时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学校，以书生身份从政。
经过整顿一系列教育方面的建树，朱家骅逐渐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
1949年，朱家骅随着国民政府逃往台湾。
朱家骅鞠躬尽瘁，本已经潜心学术，但是却因为一系列政事在1957年安然退位。
1963年，朱家骅在台北逝世，终年71岁。
陶希圣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原本就是个文人。
1940年，陶希圣揭露了意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汪日“密约”，后成为了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后来，陶希圣主持《食货月刊》复刊，发表了史学、经学等多篇著作。
1988年因为肝衰竭住院，并于当年的6月份去世，享年89岁。
1888年王云五出生在广东香山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王云五出身学徒，没有像样的文凭，后来却荣登了出版业巨子的宝座，从商界到政界，王云五青云直上，在各大党派中左右逢源，还深深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49年2月，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王云五前往了香港。
王云五居港期间，剑桥大学夏伦教授邀请他赴英讲学。
不久，夏伦又转交给他剑桥副校长签发的聘函，聘他为汉学特别讲座。
但是他没有正规学历，只能选择港台两地。
1951年1月，王云五飞往台北定居，也逐渐淡出政坛，被聘请为专职教授，成为了一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许多博士生和硕士生。
1979年8月在台北病逝。
有去台淡出政坛的，自然也有到台之后大权在握的，但他们最终也没有逃过厄运，这一共有七个人：三号战犯陈诚、六号战犯顾祝同、十一号战犯张群、三十三号战犯周至柔、十九号战犯张厉生、三十六号战犯王叔铭、三十五号战犯桂永清。
陈诚1898年生于浙江，还未去台之前，他就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在台湾，陈诚为蒋介石所倚重，官运亨通，位高权重。
后来，因为蒋介石要实行“计划”，陈诚成为了蒋经国即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他便识时务地辞去了实权职务。
辞职后，陈诚郁结于心，1964年被查出肺癌，多方治疗无果，最终在1965年3月去世，享年68岁。
张群奉蒋介石的命令往返台湾与日本之间，中日建交后张群被蒋介石一脚踢开。
张群后半生著书立说、吃喝玩乐，与1991年12月病逝。
张厉生去台湾后一度也被蒋介石重用，当台湾与日本疏远之后，不再被任用。
1971年4月，张厉生病逝在台北。
周至柔去台之后因为权力斗争，1973年辞去一切实职，直到1986年病逝。
王叔铭也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败退台湾后，逐渐淡出政界军界核心，醉心京剧，1998年在台北病逝，享年93岁。
顾祝同一直都很讨蒋介石的欢心，还被蒋介石定为蒋经国的辅政大臣。
但在1950年，顾祝同遭遇弹劾被免去三个有军务实权的职位，虽然后来又被启用，但都是些虚职，顾祝同晚年赋闲在家，1987年在台北病逝，享年95岁。
1954年，桂永清到台湾后曾经凭借陈诚的提携升任到了高位，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升任不足两个月他便因病身亡，享年54岁。
在台湾的或宦海沉浮或凄凉一生，还有十一个战犯流落国外客死他乡。
陈果夫和孔祥熙一样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后来被迫去美国，因无钱治病60岁便在美国病死。
孔祥熙1948年利用为国民党寻求贷款的机会定居美国，1967年病逝于纽约。
宋子文没有跟随蒋介石而是选择逃往美国，1971年因为误吞鸡骨头被梗死，享年77岁。
顾维钧在国民党失败之后他先到台湾后去美国，余生致力于写作，1985年在美国去世。
吴国桢赴台之后一度很得蒋介石器重，又因为“王世杰”案与蒋介石闹翻，定居美国，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籍，1984年病逝于美国。
汤恩伯曾经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到了台湾也值得了个虚衔，很是不满，后来便找借口远赴日本，最后死在了东京。
马鸿逵和马步芳曾经都是土匪恶霸，逃往台湾之后被台湾当局遗弃，后马鸿逵被迫迁往美国，1970年病死。马步芳则是难改欺男霸女的恶行，1975年死在了沙特阿拉伯。
曾琦一直都是支持蒋介石反共的坚定人员，1948年赴美治病，本想鼓动海外侨胞反共，谁知到欧洲之后又因病返回美国，1951年死在美国。
曾经受到国民党拉拢的张君劢，在蒋败走台湾之后去了美国，因为生活清贫，患上胃溃疡，1969年因为贫病交加在美国去世。
而吴鼎昌早就看出国民党气数已尽，1949年1月辞职去了香港，但他也没有躲过国民党特务的骚扰，1950年8月就在香港病逝了。
戴季陶是国民党43名战犯中最早死去的，西安事变之后他就被蒋介石排斥，1949年逃到广州的戴季陶深感油尽灯枯，遂吞食安眠药自杀。
杜聿明则是43名战犯中唯一一个被俘虏的，经过数年的学习改造之后，1959年迎来了特赦，1964年杜聿明还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最终于198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是最后一个去世的。在蒋介石死后，宋美龄淡出台湾政局，远赴美国休养，晚年仍然对台湾政局有所关注，反对台独。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106岁。
这四十三名战犯中，有去台湾飞黄腾达的最终被蒋介石所厌弃的，也有去了台湾之后潦倒一生的，有回到祖国怀抱的，也有死在异国他乡的……
而殊途同归的是，坚定不移跟随蒋介石的，企图分裂中国的，最终都没有获得好下场，那些弃暗投明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才是大势所趋。
属于他们的历史已经翻篇，而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越来越辉煌。
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43大战犯名单中，哪5个人后来在大陆终老？
1948年底，国军面临着战败的压力，我方发布了一份包含43名战犯的名单，这其中包括了国军最高层人士、军队重要将领以及与国军站在同一阵营的政商、文化界要人。然而，由于这些人事先已经利用便利条件对自己的后路进行了安排，大多数并未在战场上被我军第一时间抓获。其中有5位战犯最终选择留在大陆生活，并且在这片土地上终老。那么，这五位战犯究竟是谁呢？
第一位战犯是杜聿明。在这五位中，杜聿明是唯一一位被我方抓获并关押在大陆功德林监狱的人。杜聿明在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突围失败，导致30余万部队被歼，他本人也被俘。由于其在军中的高职位和指挥大战的经历，杜聿明排在战犯名单中的第36位。尽管前景一度不乐观，但我方展现博大胸怀，给予了杜聿明改造和提前释放的机会。在杜聿明积极配合下，他于1959年获得了自由。1981年，杜聿明去世。
第二位战犯是傅作义。曾担任华北最高军政负责人的傅作义排在国军战犯名单的第31位。由于在1949年带领20余万北平守军起义，傅作义起到了将功赎罪的作用，免于以头等战犯的名义受到惩处。他甚至得以继续从事与其战前身份相匹配的重要工作，在担任水利部长期间对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1974年，傅作义因病去世。
第三位战犯是翁文灏。他是1948年公布的第12号战犯，位次相当靠前，甚至比大部分武将都要高。翁文灏的身份极为特殊，他在国军阵营时是行政院长，同时还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回国的战犯中时间最早的一个，于1951年回到大陆，并在我方的宽容和邀请下继续在专业领域发挥所长。他于1971年因病辞世。
第四位战犯是卫立煌，他在1948年的战犯名单中排位第28位。卫立煌在内战时期虽然是剿总司令，属于二级上将级别，但是和傅作义不同的是，卫是在事实上的战败后撤离。然而，几经周折之后，他在1955年携家带口返回大陆。尽管卫立煌回国后并未受到战犯责任的追究，但他的寿命却不长，在1960年离世。
第五位战犯是李宗仁。在这五人中，李宗仁曾是军政地位最高的人物，1949年曾短暂担任代总统，是43大战犯中的第二位。李宗仁在1949年时并未积极参与战争，甚至劝说白崇禧不要葬送20万广西子弟。他早早避居美国，但在1969年回到大陆后，仅生活了短短4年便去世。在这五位中，李宗仁的个人影响力最为深远。
这五位战犯各有不同的命运，他们的归国和生活轨迹展现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性。通过对他们个别的经历进行深入了解，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当时国家政局和社会风貌，为历史的客观解读提供更多角度和深度。
